“不想当干部还是当了干部”

引进的科技人才对襄樊市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火车头和加速器的作用，人才既表现在生产中，也表现在社会活动中；重视人才既表现在为其提供生产和科研的环境与条件，也表现在将品质优秀具有很强组织和领导能力的提拔到领导岗位上，让其发挥更大作用。

张子强，河南清丰县人。1960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1965年毕业留校。

张子强的家乡历史上曾是黄河故道，土地贫瘠，十年九灾，一下雨就涝，一放晴就旱，旱涝交集，当地人民在贫穷中挣扎。张子强回忆：“家乡太穷，当地的百姓一年到头都要为生存而奔忙，这种环境下，读书变成难以企及的奢望。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到了我这一辈，我成了全家唯一的读书人。”

1948年，家乡解放，紧接着土改，家里有了地，也能吃饱饭，9岁的张子强跨进校门，成为一名小学生。从成天挨饿到可以吃饱肚子读书，张子强的爹妈告诉他，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这几句话伴随他从小到大。19岁那年，张子强在青丰一中读高三，寒假回家，由父母包办，在农村老家结了婚，成了家。高三毕业面临高考，1960年5月份填报志愿，因为学习成绩好，在老师的建议下，张子强第一志愿填报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刚填报好志愿，校长找张子强谈话：由于工作需要，学校决定你不要考大学了，留校教书。这是张子强非常不情愿的，因为他想上大学。但他想到家庭困难，教书能挣钱照顾家里，也就答应了。谁知，临到考前，形势有变，学校根据教育部通知，高中生不能留校，他又参加了高考。这中间由于两个多月白白耽误了宝贵的备考时间。结果第一志愿没能实现，录取了第二志愿：北京工业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前身为1940年创建的延安自然科学院，1952年学校搬迁到北京后更名北京工业学院。学校隶属国防科工委。张子强是他们村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村里出了个文曲星，这下子，全村都轰动了。上学要钱，家里哪里有钱？七拼八凑，凑足了到北京的路费。当时国家对农村来的学生很照顾，在大学里张子强享受的是一等助学金，每月16元。每月伙食费12元。拿着钱的时候，张子强心里念的是：社会主义好。

农村的孩子初到北京，张子强几乎有几个月都是在新鲜和惊奇中度过。张子强回忆：“到北京当天，学校有车来接，在车上，车过天安门时，我几乎半个身子都伸出车外，看到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不知不觉地泪流满面。以后自己跑出来又从永定门坐五路电车到动物园，一路上还是看不够。进校后就军训，学校辅导员通知我们，今年国庆，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检阅，我们军训学生要参加首都民兵师方阵。听说毛主席要检阅我们，同学们浑身都是劲。9月30日那天晚上，我半点瞌睡都没有，心里一个劲地盼望赶快集合到天安门见毛主席。凌晨3点集合，乘车到东长安街排队等候，9点半钟，我们民兵方队跟着前面的方阵出发，过天安门时踢着正步，握着钢枪，那个心理呀翻江倒海般激动，我清楚地看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个时候眼泪再次不受控制地流出来。检阅完了以后，晚上游行队伍在天安门联欢，我在天安门周围转着圈地走，边走边看，看什么都新鲜，大半夜过去了，天安门广场人开始稀少了，我才想到要找校车回学校，此时校车早已开走，我只能步行回学校。学校在魏公村，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走到凌晨3点多钟才回到学校。这是我有生以来在北京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国庆节过后，开始了正常的学习生活。张子强的专业是半导体，开始全班12个人，他是班长，一年后又到系学生会当学生会干部。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得到锻炼。大三时，专业调整为遥控遥测，在这个班上，张子强又是班长。一转眼到了1965年，五年学校生活就要结束，因为是国防科工委的学校，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有不少人都会分到部队担任技术干部。张子强回忆：“当时我最大的梦想便是到部队当上少校工程师，所以我的第一分配志愿就是8120部队，去酒泉卫星发射场。”但事与愿违，因为一直在学校担任学生干部，在院领导心目中有很好的印象，张子强没能到酒泉，而是留校了。分派到教务处，到教务处报到没两天，便到山东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跟着院长魏思文在临沂尊点搞“四清”，参加的队员都是各个系的书记、教研室的主任和骨干教师，全队十几个人，就张子强一个是刚毕业的学生。这下可给张子强添了麻烦。1966年6月工作队返回北京参加学校“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的张子强还不清楚“文革”的含义，但对他的人生来说，开始了他在混沌中跌宕起伏不辨东西的生活。

回到学校，学校里旗帜招展，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高分贝的革命歌曲和激进的口号。由于张子强“家庭出身好，根正苗红”，不久便被选为教务处文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他一上任，立马遭到有些人的炮轰。其理由是：“张子强是院长培养的人，他紧跟走资派，是修正主义的苗子。”

究竟刚入社会，在这种局面下，张子强有点摸不着头脑，一看形势不妙，干脆，走！他以参加大串联为名，拉上几个同学到了成都784厂（雷达生产厂），一头扎进厂里参加劳动，实践自己所学的知识。但成都当时也乱成一锅粥，厂里工人成立了造反队，生产完全停顿。紧接着枪炮声响起，两派开始了武斗。走投无路的张子强想到了河南清丰的家，他径直回到了阔别己久的亲人身边。家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文革”中的北京工业学院里，两派冲突激烈，一派以保卫自己为由，冲击了北京西山的军火库，抢了两卡车TNT炸药。此事引起北京卫戍区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如果有人不计后果，炸药一旦爆炸，会给北京市造成什么后果？北京卫戍区迅速采取措施控制了事态。这件事很快被平息，但张子强没想到，多少年后， 自己居然会被人泼脏水，说与此事有关联。其实“炸药事件”发生时，张子强还在河南老家，与此风马牛不相及。

几个月后，张子强从“暴风眼”返回学校时，工宣队、军宣队已经进驻学校，张子强再次成为倚重对象，赋予他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成员。“文革”进行到此时，进入“深挖阶级敌人”阶段，全国到处抓“5·16分子”，同时很多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特务案件”也在社会上流传，诸如“苏修特务、美蒋特务、 日本特务”、“梅花党”、“敌特电台”等，由于这类案件古怪离奇，刺激人的神经，调动人的眼球，也最有“成就感”，很多人对此津津乐道，到处“抓特务”，甚至不惜制造冤假错案。

为了“深挖阶级敌人”，几乎所有单位都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权力很大，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给嫌疑人“定性、定案”。张子强接受的案件是教务处的一桩“特务嫌疑”案。学院教务处有一位科长被揭发为“国民党特务嫌疑”，其根据是，他曾与其父一起见过毛人凤。戴笠摔死后，毛人凤接替他成为国民党军统头子。见过毛人凤，不是特务是什么？这位科长政审时定性为：特务嫌疑，限制使用。张子强成为这个专案的负责人。通过单独交谈，这位科长称， 自己的确在13岁时与其父一起见过毛人凤。一个13岁的孩子见过毛人凤就成为“特务”，这是什么逻辑？张子强心中非常不解，看到这位科长的遭遇，心中充满了同情。但军宣队、工宣队交代的任务也要完成，张子强开始了“外调”。跑遍云南、四川、贵州，几个月后，张子强向工宣队写出报告：

从调查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特务嫌疑的定论是不能成立的。

这位教师得以解脱。多年后谈起此事，张子强说：“专案组权力很大，有的人希望抓出特务来表现自己的能力，为此甚至不惜以假代真，听信谎言。用别人的痛苦来书写自己的功劳簿，太没人性了。我没想到会把我放到专案组，我去了就要实事求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这关系到做人的品德，也关系到人性。”

那些日子，天空阴晴不定，张子强也如同无根的浮萍，今天调到这里，明天调到哪里，图书馆、教务处、“五七干校”政工组等单位都呆过，整天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干些不想干的事，天天东摇摇，西晃晃，实在无聊了，几个人约到一起打牌混日子。他用一副对联形容那段时间：“难过难过天天过，无聊无聊天天聊。”横批是：“何日是头”？

张子强是个自尊心、事业心非常强的人，在学校一直都是学生干部，留校以后也一直都在领导机关工作，工作能力，思想水平、组织能力都是同龄人和同行中的佼佼者，但所干的事情却让他非常苦闷，想不通但又无可奈何。采访时，张子强对笔者说：“以那时的物价水平，国家培养一名大学生，一年要花费6000元。花这么多钱培养我们为的是什么？我常常扪心自问，国家培养我读大学，留在学校里工作，我每天就干这些事？说实在话，我真想用自己所学专业，好好地干点实事，也好对得起国家和我在农村的父母。”

1975年7月中旬，学校派张子强到外地调查毕业生发挥作用的情况，9月调查完，回到学校就听说，湖北襄樊来学校调科技人员。在当时，谁不想留在北京工作！可是自己的爱人、子女都是农村户口，两地分居在北京无法解决，眼前又是这样无聊地混日子，所学无所用，有劲没处使，就是再迷恋北京又有什么意思呢？听到襄樊调人的消息，张子强非常高兴，到处打听襄樊调人的条件，询问了学校已调到襄樊32名老师的现况，一致反应襄樊市委、市政府安排得非常好，工作、住房、家属户口都安排得很好。听到这些，张子强下定决心，走！

1976年3月，他给鄂万友写了封信，介绍了自己的基本情况，表达了希望调到襄樊工作的愿望，信中特别强调， 自己去了后不要再干行政工作，要干业务，用其所长。信托一位名叫贾荣贵的校友带给了鄂万友。鄂万友回忆： “1976年3月，贾荣贵来见我，说是北京工业学院一个老师给我一封信。我一看信，张子强的条件很好，我当即就对贾荣贵说，来，来，让他马上就来。其实当时市里调人已经被中组部叫停，虽然我们离开北京，但我们仍然在继续引进。”

得到襄樊肯定的答复，张子强开始了请调的行动。张子强不同于其他老师，他当时是学校领导和工宣队亲自抓的“院党委副书记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他的请调遇到了比别人都要多的“阻拦”，“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怎么能说走就走？”他找谁谁都推，无奈之下，最后直接找到了时任学院党委书记贾克和工宣队负责人，在院党委常委会上讨论，终于获得认可、放行。

1976年4月16日，张子强从人事处拿到调令，交接完工作，想到今后一家人可以团聚了，1976年5月7日，无比兴奋地只身一人到襄樊市委组织部报到，开始了新的生活。

张子强希望来后从事专业工作不再当行政干部，但事与愿违。鄂万友了解到，张子强在北京工业学院一直是领导机关的骨干，文字水平又好，本身就是行政干部，科委是个大单位，但能力超群的行政干部不多，他的观点是“既然是干部就要当干部用”，他将张子强留在科委，放在“双革四新指挥部”负责编写“战报”。鄂万友对张子强说：襄樊现在“双革四新”大会战很紧张，从北京等地引进的科技人员在不同的项目会战中创造了非好常的业绩和经验，很值得总结、宣传、推广，你在学校跟着领导搞大材料，现在请你搞“战报”应该说是轻车熟路，因为这方面的人员太少，请你先把编写“战报”的工作搞起来，过几个月后再回去搬家。家属户口、工作、子女上学问题你放心，我会安排好的。听了鄂万友的话，张子强虽然打心眼里不愿意，但他还是坚决服从分配。张子强：“我在北京，每天无聊透顶，一到这里，发现抓革命促生产热火朝天，于是开始了新的工作，把搬家的事情放到了一边。那时会战指挥部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人人都在干自己的事情，大伙走路都脚步匆匆。到企业里采访，反映的都是怎样挖潜、革新、改造，怎样上新项目，开发新产品，怎样克服困难，解决问题。鄂主任和科委的干部们每天晚上12点前都没回过家。在这种气氛里，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被调动，想不好好干都不行。”

张子强压抑在心中的激情被点燃，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往企业跑，近两个多月的时间跑了100多家企业，有的了解一下情况，有的深挖总结，白天采访，晚上回来写，第二天早上印（油印）出来，多的时候一天一期，文笔也漂亮，科委乃至市委，上上下下都满意。就这样，张子强一直干到8月初，才回老家把家属接到了襄樊。

鄂万友也在观察，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这个年轻人不错，脑子灵活，思维敏捷，有大局观，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不错，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很强，能说能写，交代的工作，从不拖拉，而且完成得很漂亮，这样的干部要使用，而且要在使用中培养，1978年，张子强被任命为科委秘书科长。

1983年9月，张子强被科委送到上海复旦大学国家科委办的科技干部管理进修班。学习期间，市委组织部突然派来了两名干部来看他，寒暄了几句后，问了他在“文革”中的一些情况。上海学习回来后他才听说，当时市委准备提拔自己，但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声称“文革”时张子强是造反派，参加过抢炸药的行动。甚至说是三种人，“文革”时搞打、砸、抢，是造反派头头”，有的更耸人听闻，“他是五一六分子”一时间舆论纷纷，更有人试图将此事又与人才引进挂钩。为了搞清楚究竟有无问题，市委决定认真调查。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坊间有一种现象，越是耸人听闻的消息，越是离奇的花边新闻，越是有人感兴趣，传播的时候，还要添油加醋。至于这些消息是否属实，从哪里来的则根本不去管它也不想管他。而且越是关键时期比如提拔，升职，这种消息越多，无中生有，有中生奇，奇中生怪，怪中见血，众口铄金，谣言杀人，一直到将你搞倒搞臭。张子强：“非常感谢市委，对这些传说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到我的学校找到很多当事人，一桩桩一件件，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作了详细的了解。”

襄樊市委前后共派出四个小组对张子强过去的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不调查还好，这一调查，反而帮张子强洗清了“罪名”，四个调查组的结论都是：“此事子虚乌有”。不仅如此，大家还觉得发现了一个人才，历史清楚，政治品德好，工作能力强，善于做群众工作。不久，张子强被列为市委“三梯队”名单。这时，中央正在大力提倡：要建设四个现代化，首先要实现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四化”即：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在这个大背景下，全国各地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进入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岗位，张子强成为其中之一。

1984年元月，张子强调到市委政研室担任科长（副县级），7月份提拔为副主任（正县级）， 12月31日任命为市委常委，以后又先后任职市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秘书长，成为襄樊市领导人之一。在科委工作时，张子强曾向鄂万友提出不当科长，到襄樊市科级干部进修学院当教师，鄂万友没同意，上海学习回来后，又请求科委副主任刘成儒向市委反映，希望能调出机关到襄樊大学当教师，刘成儒劝他服从市委安排。不想当行政干部却在行政干部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作为引进科技人才，张子强的经历让人回味。

在生产一线从事专业工作，解决难题，发明创造，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是发挥人才作用；将政治品德优秀的放到行政岗位上，发挥其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强的优势，充实和优化党的干部队伍，也是发挥人才的作用。襄樊市引进科技人才多达2000人以上，提拔到各级行政领导岗位的除了张子强，还有很多，让我们来一一认识他们：

张子强，市委常委、政研室主任、宣传部长、市委秘书长；

潘武成，市科委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

潘云鹤，市科委副主任；

李汉青，市科委副主任；

过　冉，市科协副主席、总工程师；

邓国诞，市高新技术局副局长、总工程师；

王喜堂，市计量局党委书记；

张富钿，市标准局局长；

乔国政，市科协副主席；

胡万昌，市轻工业局局长；

许镜平，市纺织工业局副局长；

李培巩，市二轻工业局副局长，市科协副主席；

常广训，市化学工业局副局长，总工程师；

李成武，市电子工业局局长；

宋　涛，市物资局副局长、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