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自传书
2001年，硕士毕业的我去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在去那里报到正式上班之际，单位给我一份干部履历表、一份干部卡片及干部自传书要我填写。其实，这些对我们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很不适用，关于参加革命工作及“文革”经历的填写要求占了很高的比例。但我还是要认真填写，尤其是自传书，必须有条理、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成长历程、思想发展变化，以及家庭情况和个人的优缺点。为此，我先拟了一个草稿。许多年过去了，我发现这个自传书不仅是对我个人二十多年的回顾、总结与评价，而且对其他人也有启发意义。于是，我将之整理出来，保持原样，与大家一起分享。
我叫×××，男，汉族，1976年8月13日（农历）出生于湖南省岳阳县××乡××村××组。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我，在短短的二十来个春秋中，虽然没有机会亲身体验风风火火的革命实践，却接受了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正义的中国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的革命教育；虽然长期过着四面围墙的校园生活，但通过阅读凝聚着人类智慧结晶的书籍，以及拨动自己勤于思考、善于发现的神经触角，我似乎看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听到了世界上的每一种声音；虽然在生活上由父母的掌上明珠、家乡的“贵胄子弟”坠为清贫哀子，在学习上由成绩平平跃为名列前茅，这算不上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但它使我的精神屡次颤抖、灵魂不断升华，最终使我从幼稚走向成熟，由无所作为迈向奋发有为。思想认识是一个人行动的指南，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是人与人最深层的差异。在此，以我的思想认识发展为主线，以1990年家庭变故为分界线，将我的成长过程分为两个时期——沉睡中的我和觉醒中的我，其中第二个时期，（即觉醒中的我）又以1999年9月开始攻读硕士学位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盲从中的我和自主中的我。
1.沉睡中的我[1]
从呱呱坠地到1990年7月母亲去世的近十四年，是我人生第一个历程。在这个时期，家庭是我的港湾，学校是我的乐园，故乡的山山水水是我的天堂，我没有追求，除了玩耍之外，也不知道要去追求什么，堪称沉睡中的我。
此时，我的家庭关系很简单，由父母亲和他们的一对儿女四口人构成了一个和谐温暖的家庭。但我的家族比较庞大，我父亲排行第五，共有五兄弟，其中一位早年病逝，还有一位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光荣牺牲，是时为营教导员；我母亲排行第二，共有六兄妹，最小的一位是我外公唯一的宝贝儿子。那个时候，父亲×××在家乡的区林场工作，母亲×××是一位漂亮、勤劳的家庭主妇，虽然我家无法与城里的家庭相比，但在自己的乡村却是非常优越的。心境取决于个人生活的环境，在备受宠爱和旁人羡慕的小空间中，我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那个时候，我主要的社会活动就是到外婆家去，虽然这算不上什么社会活动，但它却是我儿时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怪不得许多人都说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也或许是由于家境相对较优裕的缘故，或许是儿时我长得逗人喜爱的缘故，我在外婆家得到了其他外孙难以得到的优待。我还记得外婆给我添鸡蛋，小姨给我讲“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舅舅带我去“玩狮子”等。虽然这些生活琐事在大谈网络文明、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今天显得微不足道，与我今天“为理想而生活，为目标而奋斗”的理想信念似乎不协调，但是，他们却是我儿时快乐的沃土、幸福的源泉，至今回味起来，仍仿佛有一股清泉荡漾在我的心田。然而，我今天再也难以找回那种感觉，是缺憾，是渴求，抑或是进步……
我于1983年9月进入学堂，在北斗小学读了五年半，后来由于要求六年级的学生集中到桑园高小就读，我便于1989年2月转到桑园高小，在那里读了半年书，同年9月升入凤凰中学。在这个时期的整个学习历程中，我没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伟目标，也没有“为光耀门楣而读书”的世俗观念，我读书就是为了读书。在这种学习观的支配下，我的学习既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既害怕老师又不肯认真读书。就像现在某些宽绰的退休老人经常要去钓鱼一样，如果他不钓鱼的话，就无事可做。但是，凭借自己的数学优势，我能在班上保持第十名左右的成绩，并能一帆风顺地升入中学。在我的脑海中，邹计生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曾经给予过我一次小小的鼓励和赞赏，使我有过一点点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的思想萌芽。目前，他仍然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从事着一种塑造人类灵魂的不平凡的工作，培养和送出一批又一批的乡村学子，可他哪里知道，一位学生在多年之后还因他的一个小小鼓励和赞赏而感念在心。
在那个时候，父母爱我，但很少过问我的学业，也从不约束我的行为，只要我每天去上学，每天高高兴兴的。当我挤过高考独木桥进入大学后，我反思过我那个时候的家庭教育——父母爱的方式是否恰当？或许，那个时候农村的家庭教育都是如此（其实，现在也差不多）。当我接受了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的系统学习后，我才发现，以卢梭为代表创立的自由主义教育正是这种形式的教育，并成为以后许多进步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确实，儿时的家庭教育为形成我在思想上自由开放豁达、在行为上果断勇敢及具有较强的主体性等个性特征奠定了基础。但是，缺少一种正确的引导，致使多年的青春悄无声息地流失，难道这不可惜吗？如果长期采取放任自流的方式，无法让他自己认识到生存的意义和自己的使命，那么许多学生连最基本的知识、技能都无法保证，怪不得许多人成年后感怀不已，悲叹岁月的蹉跎。对于我来说，有许多本来可以发展和培养出来的素质没有发展出来，实属遗憾。我想，自由主义教育理论的拥护者，应审视一下其内涵与外延。
2.觉醒中的我
1990年，厄运一次又一次降临我家，从此结束了我的快乐童年，开始了奋发图强的学习生涯，堪称觉醒中的我。然而，在我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之前，我一直没有什么宏大理想。中学时代以考上大学为旨趣，升入大学后由于没有目标曾一度失去航向，这属于第二个时期的第一个阶段，我将它称之为盲从中的我。直到1999年我开始攻读硕士学位之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开始认识自己，并为找回自己而定了“为理想而生活，为目标而奋斗”的信条，从此，我进入了自主自觉独立地上下求索的征途，这属于第二个时期的第二个阶段，我将之称为自主中的我。
（1）盲从中的我
1990年，是我的家庭和我的人生发生转折的一年。元宵节过后的一天晚上，一些父老乡亲和父亲的同事在我家玩牌（1989年我家刚盖好新楼房，他们主要是来表示祝贺的）。但是，由于有人挟嫌告发，我爸被撤职，并被罚款近两千元。真是祸不单行，同年5月，身材高大、从未生过病的母亲在三四天内抱病而亡。此时的我，似乎从一座高楼的屋顶重重地摔在地上，感到钻心的疼；似乎有人把我从暖炕上一下子扔到了冰窖，感到了刺骨的凉。此时的父亲，忍受着巨大的冤屈和悲痛，肩负着巨额的安葬费和沉重的家庭负担（是时，家乡有一种风俗，逢丧事要请父老乡亲做客，但客人不上礼。由于我家许多事情连在一起，当时，有人提议这次客人可以上礼。但我大伯反对打破常规，认为这有损子孙的声誉），扮演着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角色。为了我们的健康成长，他拒绝续弦，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兄妹两人哺养成人，并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不辞辛劳地一心送我上大学。我那憨厚可爱的妹妹也很懂事，她很早就辍学了，后来随舅妈去深圳东顺电子厂打工，为父亲送我上学助了一臂之力。回想起来，妹妹为我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我欠她的实在太多了。我也没有辜负亲人的期望，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奋起直追，最后如愿以偿地圆了我的大学梦。但这个大学梦，不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环境的产物。我没有把它看成我人生的另一个新起点，而把它看成胜利的彼岸，以致进入大学后曾迷茫多时，随后又“顺应历史潮流”，加入考研大军之列。
那个阶段，我的学习经历虽然属于直线型模式，但中间也有许多波折。1992年参加中考，我考了六百六十一分，刚好压住农林类中专的分数线（那年农林类的分数线比师范类高），最后因县里多出几个人，我被挤出圈外。是年，除了两名通过“希望杯”竞赛进入县一中的学生外，我便是凤凰中学整个三年级的排头兵，在以考上中专为荣的时代里，老师们都把我当作第一号旗手。然而，结果却使老师们和父亲大失所望，不仅是因为我没有考上中专，更是因为那次中考我在全校只排到第五名。当时的校长（父亲的朋友）付岩泉老师（现在在岳阳市教委工作）对我父亲说:“他可能是读大学的命。”中考的失利，也使我心灰意冷。但父亲仍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托人找关系，以争取送我去县一中。后来，由于我们委托的县一中的一位副校长与县里一位领导，因我们这批计划外学生的招生问题闹翻了，我也就没有进入县一中。但直到1992年9月1日，经父亲问询，才知道县一中是因此事才没有录取我，而我也没有收到其他学校的入学通知书。父亲来到县三中，告知原委。三中的老师非常欢迎，并解释说，他们招生时，县一中留住了我的档案，所以不曾招我。从此，我与一中失之交臂，三中便成为我的母校。
进入三中之后，在第一个学年里，我确实意志消沉，不思进取，成绩直线下降。在父亲的感召下，我认识到既然来了就要好好地读。于是，在第二个学年里，我又重整旗鼓，扬帆起航。三中定位为全县的文科重点基地，我也就听从了许多老师和同学的建议，放弃了自己较有优势的理科，转攻文科。在1995年7月的高考中，我大获全胜，在全班名列第一，年级文科中居第二名。当时的班主任张择勇老师（现仍在三中任教）虽然没有给我个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但他与同学们一起出席早操、一起下晚自习并时常去寝室督促我们好好休息的忘我工作的精神让我感怀至今。
1995年，湘潭大学和湖南商学院在湖南率先实行并轨，我被调剂到湘潭大学。由于没有长远目标，加上当时对学校的抵触，可以说，我白白地浪费了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光。到了大三，毕业在即，许多同学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我却一无所获。于是，我在大三开始了赶超别人的行动。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之内，我以较好的成绩通过了CET六级和国家计算机二级。大四被推为班长，参加了党校骨干班培训，并着手考研。我那次考研，迫于形势，从没想过以后的打算，所以在选择学校上摇摆不定，最后听从一位老乡的建议:“考湘大还是有把握一些。”于是，我就报考了湘大，并如愿被录取，成为我们班当时唯一读研的。1999年7月，我从湘潭大学管理学院毕业，获管理学学士，随之进入湘潭大学哲史文化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指导老师为何云坤教授（曾任湘潭大学教务处处长、高教所所长兼校长助理）。
（2）自主中的我
1999年的暑假，也即在大学本科毕业之后至硕士研究生报到之前的近两个月，我在深圳市的几家公司打过工，体味到了缺乏硬本领受雇于人的辛酸；同时，由于许多学校在研究生入学考试、录取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公平、不客观的因素，促使我对以前的盲从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我必须读研，并且一定要认认真真地读研，这是我在那个暑假悟出的一个最宝贵的结论。在这种强烈的感悟刺激下，我慢慢地培养了独立意识、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培养了自我分析与自我决策的意识和能力。
在这种自主精神的支配下，读研伊始我就确立了自己的短、中、长期战略目标，并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读研两年来，付出了很多汗水，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在思想政治上，我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学习上，我研究生课程的平均成绩在84.5分以上，单科成绩均在75分以上。在科研上更是成绩斐然，创作论文10多篇，公开发表5篇。1999年12月，我的论文《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的运用——试探振兴湖南的战略研究》在由湖南省教委、省科委、省社科院等八个单位联合举办的“创新与发展”跨世纪湖南青年论坛中，荣获二等奖。2000年7月，我的论文《教师教学的三个转化》在“烛光杯”全国优秀教育论文大赛中荣获三等奖。2000年6月，论文《素质教育:批判创新的反思》收录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一书中。2000年5月，我的论文《探讨新的教学方法实现素质教育的突破》在《煤炭高等教育》2000年专辑上发表。2001年2月，我的论文《新形势下德育误区及方法论初探》被《机械工业高教研究》录用。2000年8月，我为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的《酒店诊断——全面提升竞争力的金钥匙》一书撰写了第五章“人力资源诊断:人尽其才”。在社会活动上，我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研一担任哲史文化学院研究生分会文体部长，并组织了多次学术性和娱乐性的活动。由于表现突出，发展较全面，我被评为1999—2000年度湘潭大学三好研究生；2000年12月17日，在院党支部会议上，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在研二时，我获得提前毕业的资格，并提前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博士研究生且上线。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蒋梦麟及其教育价值观初探——兼论我国教育价值观的构建》。2001年7月，我从湘潭大学哲史文化学院提前一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思想。随后，我被分配到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
在别人看来，我在这个阶段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然而，我认为这只是我在觉醒时期开始自主探索的第一步。研究教育的我要教育好别人，首先要教育好自己。我将在这种自主精神的指引下向他人学习，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进步，在这种过程中体现自我、实现自我，在这种结果中服务社会、服务他人。
今天的我不是理想中的我，明天的我才是理想中的我，我生活在未来的世界里。
（2001年9月18日）
【注释】
[1]也可把这个时期分成两个阶段:呵护中的我和乐园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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