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在对外开放中探索前进

1979年7月，党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几年来的实践，越来越证明中央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广东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按照特殊政策的要求，坚持对外开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创办经济特区，加快了建设步伐。不仅在经济增长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效益，而且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包括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主要内容，一是对外更加开放，包括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给予较多的自主权以及创办经济特区；二是对内政策更加搞活；三是扩大地方的自主权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计划管理实行以省为主的体制，实行财政包干和外贸出口收汇增长部分分成等。目的是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并在经济改革中先行一步。

几年来，广东就上述各个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第一，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引进外资侨资，扩大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同海外有广泛的联系。实行对外开放后，许多客商要求到广东做生意，投资办厂。我们因势利导，在国家授权的范围内，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利用外资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包括对外来料加工装配、合作及合资经营、独资经营以及劳务出口等项工作的管理办法，在责权利统一的原则下，给各市、地、县和省主管部门下放一定的审批权限，从而调动了各级积极性，提高了对外经济工作的效率，减少了扯皮和官僚主义造成的延误。

六年来，全省累计签订各种利用外资的合同5万宗，按合同规定可以利用的外资达70亿多美元，已经投入使用19亿多美元。起初，对外合作项目主要是搞来料加工装配，兴办旅游宾馆等。以后逐步发展到合作办工厂以及建核电站、修高速公路等大型能源、交通项目。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到一些适合于我省当前财力状况以及现有技术与管理水平的利用外资形式。其中主要的，一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这类项目占对外合同总数的九成以上，占已使用外资的1/3。它们在珠江三角洲城乡星罗棋布，从业人员达到43万多人，五年累计工缴费外汇收入7.83亿美元。近年来，我省有些工厂就是从来料加工做起，逐步引进比较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发展起来的。二是合作经营。这类项目占对外合同总数的3%，占已使用外资的半数以上。其特点是客商出资金、设备，我方出土地、劳务等。在合作期内，客商逐年收回投资本息后，按适当比例获得利润；合作期满，其厂房设备无偿归我方所有。这种合作，方式灵活，简便易行，具有投资安全感，客商乐意参加。

第二，通过多条渠道筹集资金，同时改革基建体制，从而加快了建设速度

这几年，我省基本建设步子迈得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筹集资金的渠道多，金融搞活了，资金周转加快了。在我省基本建设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财政拨款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利用外资、银行贷款和各种自筹资金迅速增加。大部分建设项目，由于资金是有偿使用的，并负担利息，所以就必须加快建设周期，力争尽快投产使用，以便还款。为此，我们对基本建设体制相应地进行了改革，由高浪费、低效率的“大锅饭”施工方法，改为招标承包制，实行投资包干、工料包干。在这种体制下，广州市和深圳市等地工程建设工期，比改革前大约缩短20%。许多高层建筑，上面楼层还在施工，下面楼层已经开始营业，注意讲究经济效益。

第三，把引进技术同改造现有企业结合起来，大力推进技术进步

我省工业底子薄，基础差，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只有改变这种状态，才能求得较快的发展。实行特殊政策之后，引进先进技术有了较方便的条件；经过改革，工交企业扩权留利，筹集企业技术改造的资金也有了新的来源。我们把这两个条件结合起来，有计划地狠抓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五年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中，属于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共占八成多，财政拨款只占一成左右。我们在引进技术、进行企业技术改造中，注意突出重点，以产品为“龙头”，一条龙地安排计划。由于注意引进先进技术，有些企业得到了飞跃式的技术进步，从单项改造、单机引进，逐步发展到全行业改造和成套设备引进。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产品。电子、塑料、食品等行业，通过技术改造，为市场提供了一批适销对路的新产品。机械工业通过引进技术，改造企业，使产品得到更新换代，出口产品已由30多种发展到100多种，出口产值增长5倍多。

为了推动技术进步，我们鼓励跨地区、跨行业的横向经济技术联合，推动技术交流，开拓技术市场，引导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内地和山区实行技术转移。广州、佛山和深圳等城市，都把外引同内联结合起来，向技术后进地区输出资金和技术，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和对口支援，取得了互惠互利、互相促进的良好效果。

第四，按照特殊政策的范围，对外贸体制进行了改革试验，扩大了出口，开拓了国际市场

我们按照商品分级经营的原则，下放了一些外贸业务权限，特别是把鲜活商品出口放给市、地公司经营，减少了环节。我们还按照商品合理流向，调整和增设了若干口岸和起运装卸点，方便了外贸运输。在调整外贸财务体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计划外代理出口，把由省统负盈亏变为供货单位自负盈亏，打破了出口吃“大锅饭”的局面。与此同时，我省试办了20个工贸、农贸、技贸结合的进出口公司和8个直接经营对外贸易的企业，促进产销结合和技术改造，提高了出口应变能力。

第五，重视并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搞活流通，改善服务，以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几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第三产业的发展与投资环境的改善直接相关，与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直接相关。在第三产业中，我们十分强调办好金融，搞活流通，发展商业。在改革商业体制中，几年前我们就打破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状况，在不断增加和调整国营商业网点的同时，使集体、个体商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到1984年底，集体、个体商业超过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职工总数，还有从事长途贩运的24.5万多人。我们改革了商业批发体制，建立了工业品贸易中心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全省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达53.8亿多元，占全国1/10以上。城乡市场商业网点从以前每千人居民拥有1.8个增加到10.5个，人民生活越来越方便。

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化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些起组织、服务和媒介作用的机构。近年来，我省陆续出现了一批负责建筑工程的综合承包以及从事技术和信息咨询服务的公司。它们在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投入建设、促进专业化协作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作为第三产业重要部分的旅游业，近几年也有较大发展。全省已初步形成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旅游网络，近五年利用外资9亿美元，新建和改造各类宾馆、酒家144家（其中国家投资建的仅7家），可接待国外旅游者的床位增加4.65万张，去年入境旅客1198.4万人次，其中旅游部门接待183.7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近1.7亿美元。

第六，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对计划体制和价格体制作了初步的改革

广东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过去由于不重视价值规律，在计划和价格管理上统得过死，影响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长期存在着“物价稳定，商品匮乏，有价无市”的局面。我们根据以省为主的计划体制，较早地进行了计划和价格管理的改革。从1980年起，省政府决定缩小生产流通方面的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增加市场调节比重，把统派购的一、二类农副产品，经过多次调整，从110种减少为5种；一、二类工业品计划收购的品种，从95种减为22种，扩大了选购、合同收购、代购代销和自由收购的比重；让部分生产资料进入市场，如地方基建用的钢材和水泥，大部分是靠市场调节供应的。

价格改革方面，在执行国家统一部署的调整计划价格的同时，适当扩大了调整范围和幅度。对一些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的农副产品，采取超购加价、价外补贴、调整购留比例和奖售标准等办法，鼓励生产。对地产地销的工业生产资料和工业品，属于价格偏低、供应紧缺的，经批准适当调整了厂（矿）销价格。对其他生产资料，属计划分配的坚持计划价格，计划外的实行保本经营。国营商业通过吞吐一部分商品，发挥稳定市场物价的作用。1981年我省物价放开初期，部分农副产品价格一度波动较大，经过国营商业参与调节和综合治理，生产发展，商品增多，1982年以来的物价逐步趋于稳定，1983、1984年全省零售物价指数，仅比上一年分别增长0.7%与1.2%。

第七，通过积极的改革，增强企业的活力，增加发展生产的后劲

我省工交企业扩大自主权的改革起步较早。1979年在清远县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经营好的企业可以留较多的分成利润用于技术改造和职工福利，职工的收入同企业经营成果挂钩，改变平均主义的做法。此后，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以税代利试点，实行了以“包”字为主要内容的多种形式经济责任制，对部分小企业实行集体承包。

为了增强企业活力，我们强调大胆启用经营型、开拓型人才，改革了企业人事，用工和工资分配制度，打破了企业内部分配上的吃“大锅饭”的局面。许多企业已经把干部委任制改为选聘合同制，破格提拔了一批有真才实学、勇于创新的中青年干部。企业用工实行“报名考试，择优录取，签订合同”的办法，尽量使用合同工。我们还根据企业的需要，从香港和国外引进了技术人才。有的企业从聘用一两名外国专家，发展到引进国外“管理集团”的人才群体。在引进智力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成功的尝试。

中央要求广东在开放和改革中先走一步，探索经验。回顾这几年的工作，我们感到这确实是一个复杂曲折的探索过程。我们有这样几点体会：

第一，执行对外开放和改革的方针，必须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央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首先我们坚信中央制定的对外开放和改革的方针以及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是正确的，只有执行这样的方针政策，才能加快广东的建设，并对国家的“四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我们不断对干部、群众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坚定大家的信念，使开放、改革和特殊政策日益深入人心。我们鼓励干部在开放和改革中开拓前进，注意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重用有创见、有作为的能人，不断总结各地、各单位在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并给以表彰、推广。使大家看到，这就是省委、省政府对开放和改革的坚定态度。在具体政策和做法上，我们则认真对待，谨慎从事。几年来，按照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政策，结合广东的实际，我们陆续总结、提出了一些具体方针和做法，推动了开放和改革工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提出要实行“三放”（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大力发展“三进”（引进外资和侨资、引进技术和设备、引进人才和智力），强调包（层层建立经济责任制）、联（开展经济联合，允许跨地区、跨行业的商品、资金和人才的流动）、通（疏通多种流通渠道，沟通各种经济关系），减少环节，提高办事效率。在闯新路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也曾出现过一些支流问题，有的问题甚至很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一方面严肃对待，认真解决问题；同时又对改革和开放的方向毫不动摇，注意保护各地区、各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决不因噎废食。

第二，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摸着石头过河，在开放和改革中实行两个逐步扩展。对外开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缺乏现成的经验。特别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先走一步，更会遇到许多预料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所以，尽管在总的方向上坚定不移，但在具体行动中，尽可能做到一步一个脚印地探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我们是从农业开始，而后逐步向其他行业展开的。首先是工业，继而商业、外贸、金融等行业。当然这是大体上就行业的先后和改革的深浅而言的，实际上各行各业的改革是交叉进行的，而且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开放，大体是从沿海开始，向内地逐步扩展。首先是创办了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起步也有先有后）；前年中央决定在海南岛执行类似经济特区的政策；去年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我省的广州、湛江两市列在其中，特区范围以外的汕头和珠海两市的市区也执行类似的政策；不久前，中央、国务院又决定把珠江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在我省就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开放，由沿海到内地滚动式地逐步推进。我们根据中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随着开放和改革的逐步扩展，注意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制定新措施。在改革中，既注意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步伐；又注意坚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一切行之有效的成功做法，都继续坚持并推广；对不完善和不妥当的，则在探索中加以完善、改进；失败或者错误的做法，一经发现，就坚决纠正，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第三，坚持辩证的领导方法，努力做到三个同步进行。根据以往的经验，在强调集中统一的时候，往往容易出现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现象；在强调放权、搞活的时候，又容易放松必要的管理，等等。总之，从一个极端偏到另一个极端，是过去工作中常常见到的偏差。在开放和改革中，我们向各级领导干部反复强调，在指导思想和领导方法上要坚持辩证法，克服形而上学，不要走极端。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努力实行三个“同步”：一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要与加强管理同步进行，摆脱“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努力做到大的管住，小的放开，越活越管，越管越活。开放、搞活，不是不要管理，管理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和保障开放、搞活。可以放的权，要坚决放下去，该集中统一的，还必须实行集中统一。二是物质文明建设要与精神文明建设同步进行。其中思想政治工作不但要同步，而且要先行。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增长，我们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事业，在文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与此同时，我们经常研究思想领域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开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开展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在对外交往和精神文化生活中，坚持排污，不排外。遵循胡耀邦同志对特区所作的“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指示，我们强调，在经济工作上实行特殊政策，要搞得特别活。但是，在干部、党员教育管理上，要特别严，不允许搞特权、搞特殊化、做不遵守党章的“特殊党员”。三是各条战线的工作要围绕开放、改革同步进行。只有各方协同配合，工农商学兵共同搞好综合治理、互相支持，才能搞好对外开放，加快全面改革的步伐。不仅经济部门的改革要互相配合，其他非经济部门的改革也要紧密配合。例如边境口岸部门要改革签证核查办法、简化出入境手续；政法部门要设立法律顾问咨询机构，以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科技、文教、卫生等部门要通过改革增添本部门的活力，同时也为经济改革服务，促进经济改革。事实证明，各有关部门的改革，可以有先有后，互相带动，但不可相差太远，以至拖其他部门的后腿，影响全局。

——载于《红旗》杂志198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