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案十信案

（1）

1984年10月15日，刘宜良在美国旧金山的得利市家里被枪杀，杀害他的是竹联帮的陈启礼、吴敦和董桂森。媒体消息称，刘宜良出身政工干校，笔名“江南”，离开台湾后，长期批判蒋介石和国民党，而他计划出版《蒋经国传》，并准备执笔《吴国桢传》，引发了台湾当局强烈不满，于是策划“锄奸计划”，赴美暗杀了他。

暗杀事件发生后，美方通过电话监听掌握了陈启礼等人的罪证，发现他与台湾当局有联系。陈启礼逃回台湾后，11月12日，台湾举行“一清项目”，陈启礼被逮捕，他称自己是政府工作人员，暗杀计划属执行任务，由此江南案升级，情况也越来越激烈。

台湾当局措手不及。钱复在同美方联系后，也只证实了陈启礼因江南案被台湾当局抓捕，而陈启礼的背景等均未交待。而美国指责国民党介入暗杀事件，台湾当局形象急转直下，还有媒体称蒋经国与陈启礼等人共同赴宴，台湾当局受到内外双重压力。

美国公布了监听台湾情报局的电话录音，称已掌握陈启礼的电话内容，并要求国民党当局交待案情，交出幕后凶手。蒋经国没有按照美方要求交出幕后元凶，而是派台湾“国安”单位查办，并把侦讯内容交给美方。

1985年1月10日，台湾当局证明相关情报人员涉案，但强调是个人所为，并非领导授意，同时宣布逮捕“情报局局长”汪希苓、胡仪敏、陈虎等三名官员，交给军法处理。汪希苓是蒋介石的侍从官员，能力很强，曾担任情报工作，后因表现杰出升为“情报局局长”，7月间，他曾在演艺界人士帅岳峰和白景瑞带领下同陈启礼会面，还鼓励他为台湾效力，不料想惹出如此大的风波。

涉案者称江南是台湾“情报局”在美国吸收的下线，已经变节为美中双面间谍，因此才暗中制裁他。但江南为美国公民身份，因此美方态度强硬，坚持深入调查，侨界媒体也称这次案件属于政治谋杀。

看到局势失去控制，蒋经国在“中常局”狠批官员应酬的不良风气导致黑道侵入行政机构，要求行政机构断绝同黑道往来。还指派汪敬煦、沈昌焕、郝柏村等人组成项目小组。为了保护台美军售，他把逮捕的陈启礼、汪希苓等人直接交给美方军部，并对其进行测谎，希望以此解决国民党高层涉案的争议。

美方派人直接接触汪希苓，实际就是变相的审讯，并以宗主国的姿态要求汪希苓说明此事有无向上级报告，国民党无理在先，只能忍气吞声。即使蒋经国极尽配合，成效依旧十分有限。

1985年4月19日，“国防部高等审判庭”终于对这一血案做出了第一次判决，“情报局长”汪希苓被以“假借职务上的机会，共同杀人罪”而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公权终身。“情报局副局长”胡仪敏和“情报处第三处长”陈虎被以“帮助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5月10日，“国防部高等审判庭”对这一血案又做出了第二次判决，陈启礼、吴敦犯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董桂森则潜逃海外，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被捕，后被巴西警方引渡到美国，被判二十七年监禁，最后死于美国联邦监狱的一次械斗。1990年，刘宜良的遗孀在美控告台湾当局，最终获得台湾当局145万美元人道赔偿金。

“江南命案”的发生，给了国民党当局很大的打击。蒋经国曾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此案所产的“恶果”实在令他“很感痛心”。“江南命案”之后，台湾岛内人心惶惶，大多数民众对于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失去了信心，这使得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步履维艰。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案发生之后，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也被牵扯了进去，整个台湾都开始关心蒋经国是不是要“传位”于儿子。为了平息这一案件所带来的“滔天大浪”，1985年下半年，蒋经国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再担任下一届台湾地区领导人。

另外，“江南血案”对台湾影响最大的就是“台美关系”。当江南命案真相暴露之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在例行记者会上宣称：台湾情报机构人员参与谋杀江南，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美国民主党议员、众议院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索拉兹就台湾当局谋杀江南案发表声明说：他表示愤慨，绝不能容忍。他还声称，他想召开听证会以判定这个残暴行为，如果属实，将终止美国售台武器。随后，该事务小组委员会就江南命案举行听证会，会议一致通过将杀害江南的罪犯移交美国审判的提案。但由于美国当局总是企图利用此案控制国民党与维护在台利益，并未做出停止售台武器的决定。不过，由于此案的发生，使美台关系一度出现了阴影。

对于江南命案，台湾著名作家柏杨说，蒋氏家族的独裁暴政直到江南案后才告终结。江南奉献生命与鲜血，“化作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证明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的政权，已堕落为赤裸裸的多行不义的权力。”柏杨还说，“江南之死，引起整个政权溃散的骨牌效应。”、“江南是最后被害者，以后蒋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没有机会重犯了。”

（2）

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国民党统治下的种种弊端与恶性事件开始接连发生，在“江南案”发生不久之后，又爆发了波及千万家的“十信案”——“十信案”的爆发使得台湾民众的信心危机加剧，“疏离感日渐加深”，很多的国民党“立法委员”也纷纷上书蒋经国，要求改变僵化、保守的政策，最终“十信案”成为了蒋经国晚年开始大力政改的“导火索”。

“十信”即“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的简称，其原名是“台北信用组合”，由日本人在1910年的时候成立。台湾光复之后，“十信”即由台北市政府接管。1951年，改名为“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十信”拥有10万名社员，除了总社机构外还有17家分社，存款额高达170亿台币，是台湾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信用合作社。

现在，讲到“十信案”之时，台湾民众最先想起的恐怕就是当年显赫一时的蔡氏家族了，因为当年爆发的“十信案”与蔡氏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蔡家最初只是生活在台湾的一个小生意人，主要依靠贩菜谋生，后来因为生产和经销酱油而逐渐做大。将生意做大后的蔡家便将经营范围扩展到了制药、百货、建材和贸易等领域。由于蔡家的“掌门人”蔡万春是一个十分会做生意的人，再加上其在当地的声望越来越高，因此其在1957年的时候被选为“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的理事会主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蔡万春出任“十信”理事会主席后竟然连任五届，任职时间长达15年之久。在任职期间，蔡万春曾到日本去参观考察，他发现日本的保险、信托等金融产业极为赚钱后，马上在台湾成立国泰人寿保险、国泰产物保险、国泰建设以及国泰塑胶等企业。

生意越做越大后，蔡万春又将家族的其他几个部门交给自己的三个兄弟经营。分开经营后，各个部门的利润都大大提升了，尤其是蔡万春掌管的国泰人寿保险，获利甚巨。20世纪60年代，“国泰”已经成为了台湾十分有名的超级大企业，台湾人将其称之为“国泰王国”。20世纪70年代，蔡氏家族的新一代开始逐渐接管企业，他们与老一代相比，基本上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很多都是海外留学回来的精英。在新一代人的经营下，蔡氏家族的“国泰王国”进入了快速的扩张期。

1977年，“国泰王国”的缔造者蔡万春一病不起，遂将家族企业交由自己的儿子和弟弟打理。在这一时期里，由于蔡家用大量的现金进行了很多的企业收购和兼并，引起了外界的强烈抨击。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台湾当局对蔡家的资金进行了全面的查账。结果发现，蔡家的很多企业在放款的过程中都有作弊嫌疑，其家族企业之间存在着不正常资金往来现象。可是，在发现这些问题之后，台湾当局并没有进行有力的惩处，而是只对蔡家做出了警告和罚款的处罚。

这种“纵容式的处罚”对于蔡家来说，简直是一种“鼓励”。蔡万春的长子蔡长洲在成为“十信”的新一届理事会主席后，更是变本加厉，利用自己的亲信、干将在加入“十信”之机贷巨款供其关系企业运用。据“财政部”调查，仅“十信”的不正常放款，1982年就达232亿。1983年蔡长洲当上“立法委员”之后，此种放款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1985年年初，台湾当局决定对“十信”进行一次专案检查。检查结果发现，“十信”的违规放款现象十分严重，库存现金量大大减少。这一检查结果令台湾当局十分震惊，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一检查结果意味着什么。然而，由于保密工作不严，当局准备整治“十信”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蔡家人的耳朵里。从当年的1月中旬起，“十信”便开始有计划地给蔡长洲的企业大量放款，半个月的时间就套走了38亿元的资金。发现苗头不对的台湾“财政部”于2月9日作出了紧急措施，勒令“十信”停业三天，其理由是“报告书表及账册等记载不实，业务经营不善，不良放款继续增加，放款总余款（154亿台币）占存款总余款（151亿）之比率高达102%，显示已无支付能力，继续营业有困难”。令人震惊的是，在“十信”案发停业当天早上，竟还有几位“立委”打电话给“财政部长”陆润康，为蔡说情，要陆慎加考虑处理“十信”案的后果。

令台湾当局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一紧急措施无异于在社会上投下了一枚超级炸弹。从2月11日开始，疯狂的挤兑潮开始在“十信”的营业所发生了，营业所开始营业不到2小时，30多亿元的现金便被挤兑一空。更令当局意想不到的是，还爆发了严重的跳票现象，而那些跳票的支票几乎全部是蔡长洲的国泰集团所开出的。

疯狂的挤兑风潮爆发之后，台湾“财政部部长”陆润康马上与台湾“中央银行”进行了沟通，双方联手全力支援“十信”，先是拿出15亿元现金以解“十信”的燃眉之急，随后又决定正式长期接管“十信”，并向所有存款人保证，行政部门会全力保障存款人的权益，无限制地支援“十信”。台湾当局的这一举措马上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抨击，很多人都批评台湾当局的这一做法是拿纳税人的钱去弥补“十信”的亏空，等于变相向纳税人课以重税。

随着社会舆论的抨击越来越猛烈，“十信”所引发的疯狂挤兑风潮也迅速开始蔓延，“国塑”也很快就“沦陷”了。根据台湾当局的调查，“十信”放出了154亿元的资金中，除80亿元是正常放款之外，其他的都是不良放款，即利用人头冒贷方式流入蔡氏企业。蔡长洲被收押之后，在监狱内供称：“国泰”的总负债额已经达到了130亿元左右，除了有70亿元是来自“十信”之外，还有40多亿元是通过员工存款所吸纳的社会资源，还有20亿左右是各个银行的金库的贷款。所以，“十信”的疯狂挤兑风潮，对“国塑”各关系企业职工造成了两个直接结果，即70亿的债务人和40亿的债权人（合计在一万人左右）。前者面临金库讨债，有可能因钱债坐牢而忧心如焚；后者因积蓄可能尽付东流而痛心万分。两批债务债权人在极度悲观的情况下，发动了好几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请求台湾当局尽快处理“国泰财团”的问题，以保障大家的权益。无奈之下，台湾当局决定接管“十信”。

“十信案”发生之后，由于牵扯的人数众多，随后还出现了假离婚案、夫妻财产分别登记案、债务债权人跳楼自杀、家属闹事等严重的社会问题。“立委”陈月瑛在“立法院”质询时声称：“蒋经国应对最近发生的问题负责，应该辞职，国民党一党独裁，腐化堕落。”3月6日，蒋经国在“国安会”上严厉地指出：“今年这一年当中，特别要整顿财务、金融和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随后，蒋经国又迫于压力，批准了“经济部部长”许立德和“财政部部长”陆润康的辞职报告，同时又抓捕了一些与“十信案”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员，主犯蔡长洲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在狱期间患癌症死去），另50多人分别被判处7个月至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十信弊案”是继江南命案之后对国民党当局及蒋经国的又一次巨大冲击。据港报透露，“总统府资政”、前“行政院副院长”余井塘闻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大骂财政官员“误国”，结果俞愈说愈激动，突发脑溢血，当场昏迷后死亡。余井塘之死说明“十信弊案”对国民党当局者冲击之深。有人提出“行政院长”俞国华辞职，也有人说此案“导致台湾社会信心危机的加深”，就连《中央日报》也哀叹道：“十信弊案”对社会的不良影响之大，使当局形象“受到莫可名状的损失”。有鉴于此，蒋经国也深深认识到：“环境如此的艰难，整个世界局势如此的复杂，而在许多地方我们干部同志的表现又是如此的不积极、不振作，忘记革命的责任，遇事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计较个人升官发财”，“如果以得失来衡量，的确是失多而得少……将来的前途是很危险的……最后就会导致我们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