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

“宋副委员长是1958年向刘少奇同志提出入党的，后来告诉她留在党外好。以后她又提出过。这次接受她为名誉主席，我们宪法规定没有名誉主席，人大常委会紧急决定她为名誉主席。”

1981年5月15日，宋庆龄病危期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会议接受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关于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的决定》。5月17日晚，华国锋探望宋庆龄。华国锋对陪护宋庆龄的邹韬奋夫人沈粹缜说：“宋副委员长是1958年向刘少奇同志提出入党的，后来告诉她留在党外好。以后她又提出过。这次接受她为名誉主席，我们宪法规定没有名誉主席，人大常委会紧急决定她为名誉主席。”^[14]

2005年10月26日，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逝世。新华社发《荣毅仁同志生平》称：“1985年7月1日，荣毅仁同志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实现了他的夙愿。”

“不致开幕词，因为没有必要，无话可讲，但我可主持会议。”

1981年11月5日，中共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向邓小平报送了《关于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务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并请他致开幕词。邓小平批示了上述一句话。

1982年10月30日，中共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再次请邓小平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并讲话，邓小平批示：“没有新的话要讲。闭幕时我出席，但不讲话。”^[15]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16]

“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1957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

据《邓小平文选》（第2卷）记载，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就思想战线问题对宣传部门负责人表示，当时出现的一些事情，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待这些问题，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1957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

邓小平又说到电影《太阳和人》（原名《苦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17]

“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也是批评不倒的，真理和错误，香花和毒草，只有通过自由讨论和争辩，由人民来评定。这样，不但不会搞乱人们的思想，反而会使人们得到锻炼，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

《读书》1981年第1期发表法学家于浩成的《实现出版自由是重要问题》，文中如此说。

于浩成写道：“不少人把开明君主的‘纳谏’，让臣下大胆讲话，甚至‘高价收买批评’，称之为民主，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封建主义的传统和影响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们头脑中的遗留可说是既深且广。许多人想问题、看问题总离不开封建主义的老框框，总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清官、好官身上，意识不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不对，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怎么能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2012年时回忆说，1981年，他回福建老家时，福建省委党校校长告诉他一件真事：福建沙县县委进行干部政治常识测验，宣传部部长出了一道题目：“什么是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县委书记不认同标准答案，“不对，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怎么能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呢？”这个县委书记到福建省委党校学习时说，“我们党内干部政治水平太低，居然说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校校长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拿出来给县委书记看。此人仍不服气：“你从本本出发，我从实际出发。”^[18]

“有些问题群众看得很清楚，干部也有很多议论，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但是就是处理不下去，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为什么？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软弱无能。”

1981年，《福建日报》公布了两个经济犯罪案件，到任不久的福建省委常务书记项南专门起草了一个社论，从头到尾只有140字：“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今天杭州日报又公布了两个重要案件。坏人受到揭露处理，这很好。有些问题群众看得很清楚，干部也有很多议论，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但是就是处理不下去，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为什么？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软弱无能。你这个单位的问题长期处理不下去，算哪一条，不妨想一想。”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注意到了这篇社论，称福建出了一个“清新的官员”。

1997年，项南去世。有人为他写传记，书名是《敬畏人民》。^[19]

“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那些有才能、多产的中青年作家……”

1981年10月13日，巴金与胡耀邦会面时说。巴金认为，对中青年作家，要吸取以前极左的、打棍子的教训，要相信他们。

在场的一位记者后来回忆：“按过去多年来的习惯，不管你是多么有名的文艺家，在倾听高级领导人说话的时候，你只能唯唯诺诺，而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巴金却胸怀坦荡地为文艺家大声呼吁。”^[20]

【注释】

[1]方华、史册主编：《参考的启示》（国事卷10），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204页。

[2]张寒：《五讲四美，重铸浩劫之后新青年》，《新京报》2008年2月25日。

[3]方华、史册主编：《参考的启示》（国事卷10），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208 — 209页。

[4]蔡懿鸣：《杜芸芸：十万元改变我一生》，《新民晚报》2007年2月20日。

[5]《青年矿工李博新多挖煤不图利 埋头苦干为四化忘我劳动》，《人民日报》1981年2月25日。

[6]嵇元、周铮：《杜芸芸：笑容洋溢在脸上》，《新华日报》2008年1月11日。

[7]［美］福克斯·巴特菲尔德：《许多中国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安全保障》，《纽约时报》1981年1月1日。

[8]吕宗恕：《一篇硕士论文 催生“私营经济”》，《新京报》2008年3月6日。

[9]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 — 2008》（上），中信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71 — 72页。

[10]《喝可口可乐，是卖国主义？》，《信息时报》2008年11月19日。

[11]《“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 /economic/zhuanti/ggkf30/2008-10/16/content_16621796.htm。

[12]《冲破思想禁锢的一声春雷》，《深圳特区报》2011年7月25日。

[13]李桂茹：《“时间就是金钱” 小平一语双关平息争议》，《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18日。

[14]《宋庆龄一生中几个重要时刻》，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book/txt/2006-11/22/content_7391581.htm。

[15]孙业礼：《邓小平倡导“开短会”、“讲短话”》，《党的文献》2010年第3期。

[16]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1 — 382页。

[17]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90 — 392页。

[18]洪振快：《依法治国 依宪执政——“改革共识论坛”综述》，《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

[19]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 — 2008》（上），中信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80 — 81页。

[20]金爱新：《巴金与胡耀邦》，《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