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道德伦理观

记忆的道德伦理观既是对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研究的承续，也是对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一种视角转换。心理学将记忆视为个体心理活动中对记忆编码、存贮、提取的过程，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则将此过程置于社会空间中，将心理学中的记忆过程与人类的传播活动相联系，进而剖析在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人类活动如何形成记忆的系统过程。记忆的道德伦理观则不再拘泥于对社会记忆形成过程的探讨，而是关注对人类记忆的动力机制，思考人类为什么要记忆这一根本性问题，并且在道德和伦理方面找到其落脚点。

1.伦理与道德：记忆的责任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伦理哲学家阿维夏伊·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2002年出版了《记忆的伦理》（The Ethics of Memory）一书。在这本书中，马格利特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记忆责任问题，将记忆的责任与义务置于哲学讨论的范畴。一般意义上，记忆并不是一个道德或伦理话题，个体的记忆与遗忘往往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心理现象，记忆原本就是与遗忘相伴生的，我们通常也并不控制我们的记忆。但是，当个体记忆被置于集体记忆当中的时候，记忆就不再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关乎群体与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关于记忆伦理，马格利特举了来自新闻报道中的例子：“一位以色列军官接受采访，谈到自己以前曾指挥过的一次小规模军事行动，当时有一名以色列士兵被自己人误杀。当问那名士兵姓名时，军官说他不记得了。这件事情的报道在以色列引发了许多公众的愤怒。”^[19]这个例子极具说服力，一个记忆能力正常的人也会经常发生遗忘。但是，我们会为某些遗忘的发生而感到自责和内疚，甚至为此希望得到他人的原谅。这显然与心理学家们对记忆与遗忘研究所持的纯粹理性和客观性的态度不同。在马格利特看来，个体记忆的遗忘显然是有好坏之分的，人类的某些记忆显然担负着维系人际关系和社会系统的责任与义务，而这些记忆的遗忘是不被允许的，甚至应该被认为是不道德或是有违伦理的。以色列军官对于下属士兵姓名的遗忘之所以引发民众的愤怒，正是因为人们将其视为一种关乎伦理道德的失职行为。

马格利特根据人际关系的不同，将记忆的“伦理”与“道德”责任做了区分。他认为，人际关系有浓淡之别，据此可以将人际关系的疏密程度划分为深厚（thick）关系和浅淡（thin）关系。所谓深厚关系，就是指“那些与我们之间有共享历史记忆的家族成员、家庭成员、同一国人、朋友圈成员等”^[20]。这些成员之间有着共同分享的过去与历史记忆，恰如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研究者的观点，没有共同的记忆就没有群体，记忆是群体形成的结构性要素。而浅淡关系则更多地基于同为人类或同为人类的某一方面，如同为女人、或同为病人。浓厚关系一般是与亲近者或亲爱者的关系，浅淡关系一般是与陌生人和遥远者的关系。浅淡关系的成员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也没有必须的共同记忆以及相互之间记忆的责任与义务。

人际关系中的深厚、浅淡关系与记忆的伦理道德、责任是一一对应的，其中伦理是用来调节、协调亲密社会成员之间的深厚关系，而道德则是用来调节和协调陌生人之间的浅淡关系。“道德关乎所有人或人类，道德具有‘地界宽而记忆短’的特点。而与此相反，伦理关乎个人或密切群体的关系，因此而具有‘地界窄而时间长’的特点。”^[21]因此，马格利特认为，处于浅淡关系中的成员没有记忆的义务。但是，处于浓厚关系中的成员则担负着记忆的责任和义务，记忆也在这种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浓厚关系的“黏合剂”。社群记忆（community of memory）不仅是一个伦理的概念，也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国家的概念。“记忆塑造了我们大部分的人际关系，并且错误和损害的记忆将直接影响我们浓厚关系的质量和强度。”^[22]恰如美国圣玛丽学院英语系教授徐贲所总结的：“记忆是一种源起于人际深厚关系，并帮助维护这种关系的责任。”^[23]

2.原谅与遗忘：不容篡改的记忆

马格利特认为，关于“原谅”（forgiving）与“遗忘”（forgetting）的概念是深深植根于宗教之中的，而今天人文道德对于“原谅”与“遗忘”的理解则来源于宗教观念的一路传承。在宗教观念中，人的所有罪恶显然是不通过自我进行救赎的，人需要通过宗教中的神完成对自我罪恶的救赎，以求得心灵的慰藉。因此，“圣经用希伯来语salakh表示宽恕，且只用于表示上帝的宽恕，不用于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原谅”^[24]。而在宗教中建立的“原谅”与“遗忘”之间的关系则颇为微妙，人们向宗教寻求一种被“原谅”后的慰藉，不同宗教通过不同的途径让人们感到过去的罪恶被赦免，但被“原谅”不代表被“遗忘”。虽然上帝可以“原谅”又可以“忘却”，人们“恳求上帝的宽恕，因此恳求一种遗忘，对过往罪恶债务的掩盖”^[25]。但神的宽恕是指抹去（blot out）罪过，也可以指掩盖（cover up）罪过，掩盖的意思是不忘记但不再计较。

马格利特以不同宗教的分析为基础，剖析了群体成员之间人际交往的伤害与原谅，同时将其带入社会政治政策当中。在他看来，“原谅”与“遗忘”之间也不是一种必然的联系，“真正的原谅不是一种简单的遗忘”，“虽然遗忘可能是原谅的一种最有效的途径，但原谅应该是一种意识到的改变态度的决定，去克服愤怒和报复，停止对过去错误的恋恋不忘，不再向别人讲述，并最终淡忘，或者忘了过去的伤害有多么深重，从道德或伦理上说，这种遗忘的分量是极重的”。^[26]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忘记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因此，“在伦理政治中，宽恕不是将非正义的过去一笔勾销、遗忘了之。宽恕是对过去的人际恩怨不再计较，但不予以遗忘”；同样地，“社会可以对历史不再计较，但却不可以不再记住。对他人有非正义行为或伤害者更没有理由命令或强迫被伤害者忘记获取，并甚至为此篡改过去的历史真实”。^[27]

可见，在记忆伦理道德的空间中并没有为了原谅而选择遗忘的责任，“受害者给施害者的是宽恕，而不是遗忘；施害者向受害者请求的也应该只是宽恕，而不是遗忘”^[28]。而在这个过程中，“施害者有承认过错和表示忏悔的责任。记住自己的过错，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责任”^[29]。因此，马格利特将宽恕的过程比喻成一种宽恕者与被宽恕者之间的礼尚往来，“被宽恕者理应诚心接受宽恕，并与宽恕者一起建立一种高尚坦诚的关系”^[30]。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2015年4月2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对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仅称“深刻反省”，但拒绝使用“道歉”“侵略”等词，对此国际舆论和专家纷纷对安倍的言论提出批评。英国《金融时报》社评认为，“安倍健忘症”（Abenesia）^[31]是一个巨大错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撰文指出，安倍晋三有关历史问题的表态令人失望；他在承认日本战争责任一事上的表态含糊其辞、有意逃避。这种“安倍健忘症”对日本的国际形象是有害的，而且激怒了中国和韩国。美国历史学教授彼得·库兹尼克认为，安倍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篡改历史者”^[32]。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于2015年5月19日指责日本：“日本是唯一对二战结果存疑的国家，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国家这样做。”^[3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其右翼集团上台以来，不断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粉饰日本的历史责任和战争罪行，否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既不忏悔也不认错，蔑视他国的宽恕，十分计较他国的历史记忆，有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事实，甚至奢望他国与自己一起遗忘历史。2015年5月19日，全球450多名学者联名致信安倍晋三，敦促他大胆正视日本战时历史，“给当代人及后人留下一份诚实记录”^[34]。2015年10月10日，《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不仅表明申报材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及其历史事实得到了教科文组织的充分肯定，而且标志着南京大屠杀作为南京的城市记忆、作为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已经上升为世界记忆，成为整个人类的极有价值的“世界记忆遗产”^[35]（memory of the world）。这是正义的胜利。

3.存在与正义：人类记忆的理由

徐贲教授在其《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的“序言”中颇为深入细致地阐述了马格利特记忆伦理的研究成果，并且将其记忆伦理的研究模式引入大众媒介研究的框架之中。他认为，在社会记忆的研究中，应该更多地看到“大众传媒时代更加多样化、更加普遍起作用的新记忆形式。新记忆不再仅仅依赖不可移动的物质实体，新记忆已经成功地转化为一些可移动的、便携带的、可以个别接触和处置并且是‘可复制’的形式”。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统治权力总是会设法控制对它不利的公共记忆和个人记忆，新记忆形式使得这类企图变得更难实现了”^[36]。

徐贲教授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中以马格利特记忆伦理道德的观点为分析视角，通过不同个案的分析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回答了“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其一，以存在主义的观点看人类记忆的理由。存在主义中的观点各不相同，但从记忆的角度来看，个体记忆显然是人在感知自我存在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人与人交往，也是自我存在的感知过程。在这一感知过程中，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乃至媒介记忆成为可能。而在这其中，徐贲更多地在强调记忆的自由，社会记忆有赖于个体之间记忆的自由分享与交流，只有充分地分享与交流记忆才能进入社会记忆的空间，才能形成真实可靠的社会经验与教训，进而有效地对社会公共生活和政治进行反思，同时记忆才能够在代际进行传承，不至于因为当事者的离世而消失。

其二，以正义道德的观点看人类记忆的理由。对鼠疫、大屠杀等内容的记忆，显然都充斥着是非对错、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记忆鼠疫之恶“是为了使人们至少回忆起有人曾经是非正义和暴力的牺牲品。告诉人们记忆者在灾难中学到了什么”^[37]，“大屠杀记忆的变化标志着公民道德意识的进一步成熟和自觉”^[38]。可见，社会记忆是要对人性的道德秩序进行修补、完善，人们通过这些社会记忆形成是非对错、正义与邪恶的判断标准，“让他们能言说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好事’、‘坏事’、‘好人’、‘坏人’、‘道德’、‘不道德’、‘正义’、‘非正义’”^[39]。显然，正义与道德在徐贲眼中是人类记忆的又一个根本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