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者和实践者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建立

从1933年的共同抗日宣言到1935年8月的“八一宣言”，中共对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日斗争要求，在政治路线上的一次重大改变。会议决议强调了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指出：“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是不够的（这是要紧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说如果国民政府将上述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保证。会议经过激烈斗争所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实际上接受了共产党的建议，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分析的那样，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不过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和抗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中国共产党代表工农大众、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以极大的努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在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次全会所作的结论中讲了这样的道理：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为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的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这里讲的是统一战线的统一性、独立性。这样的统一性和独立性，就体现在抗战精神的包容性——在统一战线下的团结抗战和相互独立条件下的合作抗战。

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切以民族利益为重，以抗战大局为重，表现出卓越超群的智慧和海纳百川的胸怀，从而在统一战线中树立了崇高威望，成为引领全民抗战的一面旗帜。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后，中国共产党积极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尽管蒋介石对抗战的态度时有动摇，其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始终没有放弃，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多次制造破坏团结的一系列反共事件，掀起大规模的反共摩擦，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运用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牢牢把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迫使国民党始终不敢公开破坏国共合作，始终留在抗日阵营内。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实践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持和发展，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统一战线主体的国共两大政党，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国内阶级矛盾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国内阶级矛盾有时还会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主张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挽救中华民族。国共合作是抗日的主导力量。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抗战力量才能坚固地团结起来，以这最犀利的武器击败敌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要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12]

自七七事变全民抗战到1938年10月，日军虽相继侵占了武汉、广州，但也遭到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损失惨重。随着战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以及解放区的扩大，沦陷区游击战的广泛开展，迫使日军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基本停止，抗日进入相持阶段。这时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力图分裂国共合作。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政策，形成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促进了全面抗日战争的进展。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高潮，党内“左”的倾向普遍增长，他们认为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是新的“马日事变”，统一战线已经破裂，合作抗日没有希望。针对实际情况，1940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同年12月，又为中共中央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阐述了几个重大问题：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分析当时形势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是要灭亡中国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局部的，不是全国性的。所以，中日民族矛盾还是主要矛盾。美、英帝国主义还是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壮大，受到全国人民拥护，国民党还不敢贸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所以争取时局好转，克服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能改变。要维护国共继续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要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向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发展进步势力，才能争取中间势力，才能有效阻止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往往是决定我们和顽固派斗争胜负的因素，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对他们还能抗日，不愿破裂国共合作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动摇妥协、坚持反共反人民方面则进行坚决斗争，加以孤立。

关于同顽固派进行斗争必须遵循的原则。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政策。”“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自卫原则；有利，就是胜利原则；有节，就是休战原则，要“适可而止”。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铜墙铁壁

革命的统一战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有相同性，又有重大区别。相同性在于：都是各阶级组成的广泛的统一战线；都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这样的统一战线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都因国民党反动派破坏而瓦解。不同点在于：革命统一战线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两党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内外合作抗日；革命统一战线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政治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双方共同遵守的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革命统一战线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北洋军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对象是日本法西斯；革命统一战线只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支持，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反法西斯国家的支持。革命统一战线和工农统一战线是在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主要反对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反动统治，主要是对内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主要是对外战线，以反对危及中华民族生存的日本军国主义对华的侵略。

实现国内大团结是全民族抗战的前提，也是人民力量之所在。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中国引向了团结和进步。毛泽东在论述这个统一战线的意义时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13]

毛泽东在1940年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重要文件，总结全国抗战以来实行国共合作及反摩擦斗争的经验，全面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明确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在正确的阶级分析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了对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中共中央清楚地看到，蒋介石集团与我们合作抗战，一开始是被迫的、动摇的，而且一开始就对我党我军和一切进步力量抱着不良之心，不断采取排除、压抑、限制、借刀杀人和最后加以消灭等政策。如果不大力发展进步势力（特别是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不争取中间势力，不与顽固势力作坚决斗争，那么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可能存在，顽固派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就会重新爆发。

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还相应地制定和重申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在政权组织上提出必须坚决贯彻“三三制”；在劳动政策上提出改善工人生活，工人也要遵守劳动纪律；在文化教育上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扫除文盲，反对迷信和不卫生习惯，吸收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教育。194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加强党政军统一领导决定时，指出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明确党委、政府、民众团体以及全体人民，都有巩固军队、加强其战斗力的义务；而没有党、政府、民众团体的配合，光杆军队是一天也不能支持抗战的。

全国各族人民表现了空前的团结和抗日热潮，全国同胞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抗日斗争中，组织救亡团体，进行抗日活动，支援抗战。1936年7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四人，为促进各党派团结合作，共同抗敌而发出公开信，载于《生活知识》半月刊杂志。文章分析了自“一二·九”运动以来的国内政治形势，一方面，全国上下都认识到大敌当前，另一方面，大部分人对团结救亡的认识还不够彻底；阐明了“全救会”救亡联合战线的立场，认为抗日救国的事业不是任何党派所能包办的，在联合战线中各党派可以有不同的主张，但在抗日救国这一点上一定要一致；联合阵线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抗日救国的队伍，即便是汉奸，只要“放下屠刀”，真正觉悟，也允许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时认为必须坚定抗日救国必胜信念；对各党派、地方政府提出了要求和希望，要求各党派真正抗日，共纾国难，着眼于抗日救国的大目标。公开信赞同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希望实现“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的目的”，表明了“全救会”的政治主张，对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丁玲的短篇小说《一颗未射出膛的子弹》，描写中共抗日主张对国民党军队的影响：一个红军小战士因为掉队被东北军抓去，当连长要杀害年仅13岁的小红军时，这孩子镇静自若地宣传起团结抗日的道理，结果连长大为感动，上了膛的子弹没有射出。曾在大后方许多城市演出过的老舍、宋之的合编的话剧《国家至上》，在描写回汉两民族之间“根深蒂固的相互轻蔑的偏见”和“进行团结中多遭遇的种种困难”后，突出了敌人的轰炸和进攻“逼着他们完成团结”，并“获得部分的胜利”。这个剧不只对国内的民族团结具有意义，就是对解决社会集团间的纠葛也同样有所启发。“它证明在日本侵华全面战争的生死关头，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14]大家在歌曲里这样唱道：“今天大家都想一想，大革命时代中国情形是怎样……国民党共产党合作中国不会亡！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

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确保我国抗战胜利中主要是坚持了四个原则：

一是求同存异原则。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以弱小的综合国力战胜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就必须实行全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建立起以国共两大军事、政治势力为主的统一战线。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阶级基础和性质完全不同的政党，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国民党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革命屠杀政策的指导下，无数共产党人遭到杀害。两党处于不共戴天的仇视状态，但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博大胸怀、捐弃前嫌，从国家和民族大局出发，提出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为争取蒋介石政府抗日，求抗日之大同，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在许多非原则性问题上作了让步。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必须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国共两党只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管过去积怨多深，是能够在大目标下统一起来的。

二是既统一又独立原则。为了抗日，中国共产党必须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血的教训、共产党人的革命纲领，要求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国民党是执政党，它对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是限制以达到消灭。如果事事都要同国民党统一，征得它的同意，那只能是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向国民党全面投降。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不仅制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正确的路线、方针，而且适时地提出了许多处理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的策略，使统一战线能够得以维持，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得以保持，“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三是又联合又斗争原则。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府中的当权派、势力派，但又是反共的顽固派。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必须与他们联合；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必须与他们的顽固反共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忘记联合抗日的大目标。为此，中国共产党对顽固派的斗争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由于中国共产党对顽固派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尽管蒋介石政府在八年抗战中搞了不少摩擦，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但没有发动全面内战，没有退出抗日统一战线。

四是坚持依靠自己力量和争取外援相结合原则。中国共产党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起，就一再明确指出，在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靠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靠全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但也争取国际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的援助，特别是苏联的援助。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不可缺少的条件。

中国人民的抗战，正是因为首先立足于自己的力量，才能在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下，坚持抗战八年。中国没有亡国，这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当然在这之中，也获得了国际方面的援助。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共产国际就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号召用一切方法援助中国人民抗战。苏联政府给予中国大批军火贷款，支援中国飞机1000多架，航空人员2000多人。日本共产党一再向日本人民号召，“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国去！”日共领导人冈野进亲自来中国，同中国共产党一起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战宣传。像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柯隶华大夫以及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等人，自愿来中国参加抗战。即使英、美、法等国，因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也希望国共合作抗日。当中国抗战到反攻阶段时，苏联以百万大军出兵东北，从而加速了日本失败的进程，使中国获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这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争取外援相结合原则的伟大胜利。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生动实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策的执行上并非一帆风顺。比如鲁西抗日根据地比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整整迟了两年。当济南失守，韩复榘不战而逃，退出山东时，一时黄河两岸纵横数百里尽陷敌手。八路军东进支队越过吕梁、太岳、太行，切断同蒲、平汉，横跨河北大平原，到达鲁西。在经过无数次粉碎了敌寇“扫荡”之后，逐渐巩固和扩大了鲁西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7月7日到1941年3月，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大小战斗478次，击毙日寇4439名，击伤敌人4371名，俘虏敌人49名；击毙伪军7902名，击伤伪军6666名，俘虏伪军6660名，缴获步枪7290支，缴获轻重机枪82挺，缴获山炮5门。^[15]

当八路军进驻鲁西时，正是顽固派在全国开始秘密实行“防止异党办法”的时候，鲁西顽固分子根据这个密令，便开始造谣污蔑鲁西八路军“不合法”，挑拨老百姓不参加八路军，不供给八路军粮食吃，并由政治进攻继而转为军事行动，不断破坏我军的作战计划，逮捕和袭击抗日的军政人员。但我们始终坚决执行党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晓以抗战第一、国家民族为重的大义。为了团结互助，他们曾邀请友军在泰西举行军政会议，共商坚持鲁西抗战大计。不论我们如何让步，为着国家民族着想，那些顽固分子、亲日派走狗高树勤、卢翼之、齐子修之辈，始终不顾民族利益，得寸进尺、节节向我进攻，我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给打击者以打击。另一方面，我们对于真心抗战，不与八路军为敌的友军，亦不遗余力竭诚帮助。鲁西两年多来的抗战，如果不是有那些顽固派捣乱破坏，战绩还要更大，根据地政权还要超过36个县。

早在七七事变前就有薄一波等一批共产党员与阎锡山合作建立特殊统一战线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七七事变后，在原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党军官教导团的基础上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相当于团），军事干部由阎锡山晋绥军军官充任，政治干部多数为共产党员。后在一个月内发展为四个总队。1938年初，扩建为四个纵队（相当于旅），又称“新军”。同时成立的由牺盟会领导的新军部队还有政卫旅、自卫队、工卫队等。在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第2战区接受周恩来建议，成立由八路军代表、阎锡山代表及有关各界人士组成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动总会”将太原及附近各县游击队合编为抗日游击第1路纵队，并先后成立25个基干支队。在此基础上，统一整编陆军暂编第一师。“‘新军’是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在山西人民抗日武装中的。这支实际由中共组建和领导的革命军队，在发展山西抗日游击战争和协同八路军创建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6]到1939年底，山西新军共有50个团（其中46个正规团），总兵力5万余人。新军中普遍建立起共产党的组织。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我党在同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反对关门主义，坚持独立自主，既重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又大刀阔斧地放手发动群众；既抓群众工作，又抓政权和武装工作；既尽力推动阎锡山坚持抗日，又对他的动摇性和反动倾向保持高度警惕。

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最大的贡献就是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政权，是晋察冀敌后地区全民族各阶层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产物。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日，同时又要使基本群众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边区政府采取了逐步限制和削弱剥削势力的稳妥政策，这就是聂荣臻形象比喻的“吃牛肉与挤牛奶”问题。“吃牛肉”就把地主的土地统统分光了，一下子吃完了，当然很痛快，可以后吃什么呢？不光群众苦难，部队也会没饭吃。“挤牛奶”，就是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贫苦农民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对封建剥削势力也没有根本消灭，农民很高兴，地主富农也是可以接受的。暂时地不分土地，一步一步地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既使农民得到喘息，又使他们对将来寄予希望，清楚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抗日的热情会永久不衰。大家形成的共识就是：不能“吃牛肉”，还是“挤牛奶”好！

国共合作抗日，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基础，因而也是日本侵略者着重破坏的重要方面。事实上正是如此，敌人的方针也集中于反蒋反共、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府，破坏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广州、武汉失陷后，中国抗战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这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17]。武汉会战结束前，日本侵略军已感到力不从心，要求改变对华策略。日军统帅部认为，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因为汉口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党军队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队之间的接合点，是两党合作的楔子。所以占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日军大本营在决定进行武汉作战时，也是将攻占武汉作为“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然而，武汉、广州的占领并未实现日本侵略者的意愿，国共合作的局面并没有因此破裂，中国抗战的力量仍相当强大，军民的抗战意志仍然相当旺盛，这是出乎日军意料之外的。其不得不改变政略、战略和外交策略时，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近卫三原则，开始对国民党政府公开诱降，在军事上放弃速战速决、几个月灭亡中国战略的同时，在政治上强调分裂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阵营内部进行策反和瓦解工作。

毛泽东在1940年7月5日为延安《新中华报》纪念抗日三周年而作的文章中，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文章在分析了对于“团结抗战”的右倾与“左”倾机会主义的种种表现以后，指出：“投降危险是空前地加重了。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面抗战。”为此目的，共产党在政权、军队、财政、经济、文化、教育、锄奸各方面的政策，“均必须从调节各阶级利益出发，实行统一战线。”

我们讲团结，而敌人害怕我们团结。据当时的记者报道，在晋东北游击区的一个村庄，曾看到敌人11月12日的一份《蒙疆疆报》，第一版大小新闻共10则，而造谣挑拨的“新闻”就有四则，几乎占去了全部篇幅的一半。可以看出敌人最近是动员了一切宣传机关，把挑拨中国人团结的梦想，作为他们日常战斗中主要内容的一部分。

敌人挑拨离间的花样相当繁多。在晋东北这些县里，曾企图大量发动伪组织，利用傀儡中敌人亲属朋友及其他社会关系，向边区人民写信，卑恶的恭维某些上层分子，动摇他，进而劝他投降。他们曾到处迫使这一地区的同胞去抢另一地区同胞的东西，尤其在曲阳，更想利用那一带的封建组织如红枪会之类，教导与养成他们以法西斯强盗式的劫掠来生活，企图把民族仇恨，转嫁到中国人自己身上，而造成同胞互相对立。此外，敌人最毒辣的是其内奸政策，这些为敌人所豢养的内奸，平时以合法地位做掩护，企图寻找最小可能的空隙，以便引起国共两党的摩擦，以图抵消抗战力量。当敌人动员七万之众像水淹金山寺一样浩浩荡荡杀向边区的时候，奸徒们认为自己这些虾兵蟹将要毁灭边区，因此为了给他主子作内应，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奸贼都先后暴露了自己的原形——参加到伪组织中去。他们甚至连五台山的喇嘛、和尚都不放过。他们选择这些“特殊”人物，从三岛远道上派来了酒井和尚，住在显通寺，专门在喇嘛、和尚中做分裂工作。酒井组织了宗教研究会、蒙藏研究会，并由敌宪兵帮助，大施小恩小惠，要喇嘛、和尚“公共反共”。然而，五台山上的僧人们清楚地看到日军的烧杀抢掠，敌人的任何欺骗挑拨都是徒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清算法西斯强盗罪恶兽行的铜墙铁壁，敌人休想在这铜墙铁壁中冲开一个缺口。

为了调动广大农民兄弟抗战积极性，八路军在太行山农村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根本政策，具体说来就是二五（25%）减租，分半（50%）减息。传统的土地制度，体现着一种赤裸裸的剥削，使落后的农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矛盾丛生。新政策的实行，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民，又团结了广大地主、富农，使全社会形成抗日大合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美、英与苏联在战争中的合作和各大国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都希望中国内部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敌，以加强对日本的牵制和消耗；国内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也对国民党的妥协和反共倾向，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对中国政治局势向团结进步方向发展和国共关系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国民党在皖南事变以后的反共活动有增无减，仅1942年以来的四个月以内，制造反共事件就达109次，但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为两党的团结合作、改善关系作出了艰苦努力。

1945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进一步统一了中共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实现了中共的空前团结。

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后，国民党对日本的侵略由不抵抗转为抵抗，对共产党由剿灭转为联合；共产党也由逼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使抗战初期两党有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和政治合作。

抗战期间，中间力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与共产党一起奏响了促蒋抗日的正义进行曲。七七事变把严重的民族危机推到了中华民族的面前，广大的中间阶层、中间党派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纷纷表示拥护抗战，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出谋划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使得全国上下一心抗战，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成为促蒋抗日重要的社会力量。各中间党派虽无枪杆子，但他们发挥自身优势，创办报刊，宣传抗日思想。他们创办的主要刊物有：《抗战》（三日刊）《全民周刊》《全民抗战》《进步日报》《抗战行动》（半月刊）《国讯》等。其中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创办的机关刊物《全民抗战》，每期发行量达到30万份，社会影响之大可见一斑。这些刊物宣传抗日主张，抨击投降谬论，鼓舞了士气，动员了群众，在舆论上起到了敦促政府开放民主，实行全面抗战的作用。各中间党派不仅宣传抗日主张，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的大批青年会员直接参加军队，投身于抗战。他们进入陕西、华北和华中地区，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军作战。乡村建设派的成员大部分到河南集训后，返回山东抗日。致公党还发动海外数千万侨胞捐款以助军饷。南洋华侨成立了以陈嘉庚为领袖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议决南洋各埠会常月捐国币400万元。司徒美堂等组织的募捐活动，在抗战期间共捐款达5400万元。

中间力量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主持正义，调解冲突，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合作，是双方都有军队、政权的合作，虽然进行了多次谈判，但始终没有确立共同的纲领，也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只能采取遇事商量的办法处理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些特点就使得统一战线在形成之初，就面临一个如何维护团结、巩固合作的问题。各中间党派等中间力量，在国共双方两大政治营垒互相对峙的局面中，逐渐成为居中的调解人。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和行为，他们都能主持正义，缓和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正面冲突，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各中间党派“完全同情”中共，对国民党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民主人士，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剿共”部队，解决联共方案，发展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海外华侨陈嘉庚等通电斥责国民党当局，强烈要求今后停止武力攻击共产党，并主张成立国共两党的仲裁机构，处理有关问题。在海内外舆论强烈谴责下，蒋介石不得不“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

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中间党派的赞成和响应，纷纷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开展民主宪政运动。宪政运动首先在战时首都重庆展开。1939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中间党派领导人左舜生、章伯钧等36人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指责国民党坚持一党专制。同年10月，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在重庆发起了讨论热烈的宪政座谈会；12月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正式成立，进一步推动民主宪政运动深入开展，并向全国各地发展。

为了更好地发挥第三方面的作用，更加有效地调解国共关系，对付国民党的政治迫害，1941年3月19日，由三党三派等中间党派联合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爱国民主人士鲜特生的私宅）秘密召开了成立大会。民主党派由于结成了联盟，壮大了力量，因而在随后的1943年的国统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他们组织集会，发表演讲，写文章，抨击时政，呼吁民主，拥护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一致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他们还在宪政运动中与共产党结成政治联盟，增进了共识和了解，为战后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

四、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通过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反共高潮，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嚣张气焰。

周恩来当时曾在《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中，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统战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科学总结，对如何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从九一八事变到党的“七大”，周恩来同志把统一战线划分为五个阶段：（1）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1931～1936）。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这一阶段是反蒋抗日。（2）从西安事变到七七抗战（1936.12～1937.7）。争论的中心是真正准备抗战，还是空谈准备抗战。这阶段是逼蒋抗日。（3）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1937.7～1938.10）。斗争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我党坚持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制定共同纲领，改革政治机构；蒋介石方面则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动口号，落实他们的“溶共政策”。这阶段是联蒋抗日。（4）从国民党五中全会到1944年国共两党公开谈判（1939～1944）。斗争的中心是我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国民党要妥协、分裂、倒退。其间有三次反共高潮，三次国共谈判。（5）从联合政府口号提出到现在（即党的“七大”召开——笔者注）（1944.9～1945.5）。斗争的中心是我们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继续坚持一党专制的政府。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最后到提出建立联合政府，都是随着抗战形势发展，顺应人民期待，提出的策略和方针政策，也是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客观需要。

五、搞好国民党统治区的统战工作

一是支持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政府于1938年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由国民党一党所控制。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意机关，但它是政治走向民主的一个进步，所以中共中央对它采取积极的态度。但到1939年1月，国民党实施“防共、溶共、反共”的政策后，国民参政会成为欺骗人民的工具。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提出了七个有关民主宪政的提案。中共参政员陈绍禹、董必武等人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中间党派领导人左舜生、章伯钧，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张申府，中华职教社参政员江恒源等人都围绕实行民主宪政提出议案，其中心主题是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经过激烈辩论，最后通过《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蒋介石指定黄炎培、张君劢等19名参政员组成宪政期成会（后又增加章伯均等六人），协助政府促成宪政。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决议，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参政会宪政提案的通过，受到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欢迎。在不少地方开展起促进民主宪政的运动。1939年11月，中共参政员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等在延安发起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山东、皖南、晋西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宪政促进会也纷纷成立。

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讨论由黄炎培、张君劢、罗隆基等提交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的《中华民国宪法修正案》，争论激烈。蒋介石指示交国民政府办理，遂石沉大海。9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国民参政会延期。这场骗局加闹剧，就这样闭幕了。国民党从此以后，变本加厉地迫害民主人士。10月，在新疆，逮捕了民主人士杜重远。12月，扣押了抨击孔祥熙、宋子文贪污腐败的马寅初。1941年初，邹韬奋被迫流亡香港。所有这一切，使中间党派进一步醒悟，更加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

1940年12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明确指出，“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中国现在的顽固派，“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毛泽东同志的演说，为全国宪政运动指明了方向。

为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者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为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部分无党派人士。大会选举黄炎培等13人为中央委员，推举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0月10日，在香港创办《光明报》，作为该组织的机关报，并发表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后来黄炎培因事出国，推举张澜为主席。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政治立场是贯彻抗日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现民主政治，加强国内团结。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中国政治活动中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间派的进一步觉醒，团结、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开创了中国多党合作的新篇章。从此，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就以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心开展起来。

二是积极争取、团结知识分子。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只有这样，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日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

三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期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垄断金融，吞并民族资本工业，官僚资本急剧膨胀，民族工业陷于危机。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期间，十分重视民族资产阶级工作。多次同康心如、余铭玉、吴晋航、卢作平等民族资本家交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鼓励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支持他们坚持抗日、民主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希望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了促进民族资本家的联合，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会见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向他阐释了我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恳切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把西南地区的民族资本家联合起来，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相对抗。高兴亚根据周恩来意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四是加强和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的团结和合作。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和冯玉祥、李济深、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等进步人士经常交往。和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张治中、邵力子、贺耀祖等人也经常往来，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