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中学教育革命的实践者

我是在1962年9月进入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读书的。那个时候小学毕业生报考初中是没有人具体指导的，家长也不会去关心，因为大多数家庭孩子都比较多。当时虹口区的中学有两所比较好的，一所是复兴中学，一所是华东师大一附中。这两所都是上海市的重点中学。我选择了后者，原因很简单，因为华东师大一附中有游泳池，我喜欢游泳。结果如愿以偿，家里都很高兴。

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建设逐渐恢复正常。进入中学，一切都很新鲜，我对学校安排的课程充满兴趣，总想认真学好。一附中尽管是重点中学，有些设施还是较陈旧的。我记得当时教室里的课桌椅都是铁皮制作的，在前面同学的座椅后面有一块活动的铁皮板，用两根铁棒斜着撑到椅背下方就成为后面学生的课桌。一般情况下，使用没有问题。但是时间长了支撑的铁棒会滑脱，如果这时学生正趴着写字，不小心头就会撞到前面同学的椅背上，有时鼻子都会撞出血。当然那时候是没有同学会责怪学校的，只怪自己不小心。好在二年级开始这些桌椅都陆续更换了。

20世纪50年代末，在当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导下，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上海的中学里有10来所在进行初高中五年一贯制的试点，华东师范大学还编辑出版了配套的语文、数学、外语等教材。虹口区的复兴中学、华东师大一附中都是试点学校。等我们进入学校，试点已经成熟。因此，我们一届的6个班全部使用五年制的教材。我就读的班级是甲班（当时班级编排用天干排序），班主任是陆继椿。他后来是语文特级教师，一附中的副校长。他上课有声有色，讲到得意处，自己也会陶醉，给我们印象很深。那时的作文课，老师把喜欢的文章会在班上朗读和点评，我的作文是很少有这样机会的。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在二年级开始写日记，并注意运用新学到的词语。这个习惯竟然坚持了数十年，写作水平有很大提高，遣词造句能力大大增强，再也不会出现“茶壶里煮饺子”的情况了。

兴趣是学习的原动力。一附中的老师上课都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的自觉，这么多的课程学得一点都不累，晚上有很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看很多课外书籍。那个时代是党和政府威信极高的时代。整个社会充满了理想的氛围。苏联的电影和小说对我们青少年影响很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主人公的名言我们不光用中文记熟，还能用俄文背出；根据《军队的女儿》改编的电影《生命的火花》看了以后，真使人热血沸腾，产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奉献的冲动。我想，正是在这样的熏陶下，自己初步确立了愿意在艰苦环境中改造自己、改造社会的志向。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是当时的口号。在班主任的鼓励下，我们一早就到学校等开门“抢篮架”（因为早锻炼的班级多，篮架数量不够）。我打后卫，负责争篮板球，因为自己弹跳还可以。争到球后，马上长传到前场。练了半年多，臂力也大有提高。如此打了几年，四年级时竟然还被选拔进校篮球队。打篮球成为自己年轻时的爱好，下乡也没有间断。到政府机关工作时还有机会率上海男子篮球队去菲律宾参加友谊赛。经常参加体育活动，身体素质不断提高，学习精力更加充沛。因此，在当时学生近视眼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由于一直保持良好的视力，学校为我拍了3张照片，放大到10英寸去少年宫展览。自己第一次感到有压力。好在那时学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纯真的，没有现在那种激烈竞争的焦虑，当然也不会有互拆台脚的现象。

华东师大一附中在老校长陆善涛、徐正贞的主持下，积极推进教育改革，课内课外贯通，教学生动活泼，学校曾被评为“全国科技活动先进单位”，这让我们学生得益匪浅。我参加了无线电兴趣小组，学会了自己动手安装五灯管收音机。当收音机传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时，那个高兴的心情再怎么夸大都不会过分。这些活动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物理课的学习。此外，文娱活动也很丰富。二年级时，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到班级体验生活，还指导我班排了话剧《刘文学》；三年级时，班级排练舞蹈《洗衣歌》，从来没有跳过舞的本人竟然被作为主角去参加。我认真练了几个星期，特别是一上场的移步，反复练了几十遍才学会。后来这个节目不光到学校演出，还参加了区的文艺汇演。少先队活动也非常精彩，我记得那时候队员们很喜欢玩“秘密行军”，辅导员事先策划好4个小队的不同路线，然后设计4封不同的密信。他在密信里，用需要队员们发挥集体智慧动脑筋才能明白的暗示性语言，含蓄地指出行军的路线，把可以利用的路名、店名、招牌都编成谜语或启发性的问题写到密信里。最后，哪个小队发挥集体的智慧最先到达目的地就取胜。虽然时隔几十年，现在回想起在一附中读书的日日夜夜，还是会有“心旷神怡”的感觉。

印象更深的还是“跳级”的经历。那时学校根据“减轻负担”的精神，采取了控制课时、上课“少而精”及允许少数成绩优秀、学有余力的学生跳级等措施，取得了显著成绩。我当时作为“跳级生”培养，直接参与了中学教育革命的实践。

三年级结束后，我们一起参加了中考。四年级时，我们只有四个班了，比三年级减少了两个班，部分同学没有考上本校就进入了其他中学的高中或技校；外校初中毕业生也有个别优秀生考入了我校四年级读书。我四年级就读的是乙班。同学们选我做班长，我还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正当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准备好好做的时候，校教导处副主任、数学教师王剑青（优秀教师，曾经参加志愿军上过前线并写过小说《侦察兵》，后离休）告诉我，学校决定在四年级学生中，每班遴选一位参加跳级培养，准备一年学完两年的课程并参加高考。乙班就选我参加。那时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就高兴地答应了。我的社会工作就让给副班长去做了。

学校为我们4位学生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给了我们专门的借书证，一次允许借阅15本图书，而一般同学一次只能借1至2本；挑选了学校最好的教师：数学王剑青、化学丁明远、物理屈肇堃为我们辅导五年级的课程；允许我们自由出入教室，只要与老师事先说明，我们可以自己决定免听四年级的有些课，选听五年级的有些课程。因此，白天我们只要在班里上课，放学后由老师分别辅导有关课程，晚上在家做作业或看书。一学期很快过去了，我们都没有感觉累或者“负担重”，而是都感到很愉快。期末，我们不光参加了四年级的考试，还参加了五年级数理化的考试并获通过。第二学期，继续试验。正当我们踌躇满志、跃跃欲试，准备一年学完本校两年、他校三年的高中课程直接参加高考时，人生的命运发生了突变。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1962年国家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后，左倾之风越刮越烈，批判斗争甚嚣尘上。中学生年龄尚小，很多事情不甚了了。记得我们下乡参加农业劳动时也看到清查“四清四不清”①的标语，中学政治课也介绍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中学生根本不能理解。现在，这场“革命”终于直接影响到学校了。6月13日，国家决定取消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不久，学校就全面实行停课“闹革命”。课都不上了，高考也取消了，“跳级”的教育改革实践也就终止了。

时隔几十年，现在回顾当时在一附中的这么一段学习经历，还是记忆犹新。一附中的老教师仍津津乐道于当年那些因材施教的改革，学校领导也充分肯定那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自身感到确实收益颇丰。首先是促使我们较快掌握了自学的本领。我们知道，随着文明的发展，知识的总量在成几何级数般增长，通过学校的教学是永远无法穷尽的。但是，一个人掌握了自学的窍门，那就可以不断学习，不断创新。我们那个时期的学习，知识量很大，我们就学会了找重点，找知识点之间的关联，然后围绕这些内容加强操练。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找来了福建编的高中物理练习题，做了几遍感到效果很好，因为对于掌握并解决学习难点太有帮助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福建的“应试教育”已经初现端倪了。同时注意提高学习的效率。早上精神好，记外语单词；下午放学后抓紧学习数理化；晚上做习题或看书。所以，尽管一年要学这么多内容，我们没有感到负担重，还有时间参加文体活动。其次是促使我们较早地去思考人生的未来。在当时的氛围下，中学生毕业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年轻人的人生价值。我们当然准备去考大学，也很想进入名校。但是，我们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国家需要我们学什么专业我们就努力去学这个专业，将来去报效祖国。我现在感到，一附中的这些年，我有两个“学会”：学会了学习，初步掌握了自学的方法，终身受益；学会了做人，年轻人只有在为社会的奉献中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明确方向。

注释：

“四清四不清”：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因此就有四不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