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相持到战略反攻

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伴随着日本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到彻底失败的演变；伴随着国共两党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的演变，也就是人民力量迅速壮大、国民党反动派逐步垮台的转变。这场战争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通过战争大大削弱了中国的反动势力，大大增强了新的革命因素，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新的高度。作为中华民族先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由开始抗日的几万人发展到120多万人；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是全国抗日的模范，也是全国民主的模范；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所有这些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这次抗日战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学说和人民战争的理论更加成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成为战后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战略防御阶段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比较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较大的消耗。战争规模的扩大及日本所投入兵力之多、损失之大，大大超出日本侵略者的最初预想。到1938年10月，中日双方投入作战的总兵力达400余万人，战线长达1800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中国4亿多人口全都直接或间接卷入战争。中国军队先后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歼灭日军近45万余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和各地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是战略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取得了平型关等战役的胜利，并挺进敌后，开辟出敌后战场。中国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始终屹立不倒，而且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树立起一面旗帜，极大地坚定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信心。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略防御阶段，经过14个月的英勇奋战，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由开始时4万余人发展到15.6万多人，新四军由万余人发展到2.5万人，抗日根据地由原来的陕甘宁边区发展到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大青山、晋西南、山东、华中等广大地区。在不少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新的抗日民主地方政权，乃至边区一级的政权。^[7]

上海、太原失守后，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在抗战中逐渐处于主导地位，而日军还是把进攻的主要方向放在国民党方面。我军民则乘机收复了大批丢失的土地，130个县回到了人民手里。尽管还有不少县城没有收复，但那里的农村却成了我们的根据地。尽管蒋介石诬蔑“共产党乘机扩大地盘”，可翻开地图一看就明白无疑，共产党“扩大地盘”的地方正是被他丢失的大好河山。这些地方如果没有共产党去占领，那就是日本人的地盘，日寇可以在那儿征粮、征税、拉夫，甚至拉丁组织伪军。武汉失守以后，日军真正感到共产党的威胁了，于是把根据地作为进攻的主要对象，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停了下来。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历来不和敌人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面对集中和强大的敌人，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红军时期就有的作战基本原则。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为避免不利的决战，实行战略退却，采取诱敌深入方针，把强大敌军诱入根据地，使之在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不断袭扰下变成聋子，变得疲惫不堪。我军借机实施反攻，速战速决，将敌人各个击破。

经过一段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共产党收复的130个县城仅剩下了二十几个。全世界的军事家都以为中国共产党不行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识过那样的打法。共产党放弃了县城，但是军队还存在，时时骚扰日军。附近的镇还在共产党手里，对日寇形成了严重威胁。日寇不得不派重兵镇守县城，不然八路军和新四军很快就会再次收复县城。日寇的兵力分散了。他们还不得不再次向共产党进攻，不久许多镇又到了他们手里，但是广大农村还是在共产党手里，仍然形成了严重威胁。他们又不得不派兵镇守，日军又分散了。为了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又进攻村庄，在有些地方建立了据点。就这样日寇不得不把兵力分了又分。许多据点只有几十个人，十几个人，甚至完全由伪军把守着。此时此刻日寇实际上已经落入了毛泽东的设计。毛泽东已经迫使敌人兵力大大分散，而自己却可以集中起相当大的兵力将敌人各个击破。日军的战略进攻能力已经被根据地军民遏制到了尽头。可他们还不自觉，居然还以为对共产党的大进攻可以结束了，准备回头重新对国民党部队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一举灭亡中国。

武汉保卫战使日本的战略进攻被迫停止，军事战略为主的方针彻底破产。攻占武汉以前，日本实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想通过强大的军事进攻，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迅速占领整个中国。经过中国军民15个月的奋力抵抗，日本兵力不仅伤亡近45万人，军费开支也近100亿日元，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都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国内人民反战情绪不断增长。尽管日军已由战前的17个师扩大为34个师，并将其中绝大部分投入中国战场，但同时应付前后两个战场仍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经过15个月战争，日本痛感过低估计了中国的抗战意志和能力，战争的实际进程无论在规模、时间、强度等方面，均超出它初期的预料。日本的战争能力开始暴露出严重破绽。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比较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比较大的消耗。日军在战略上已矛盾重重，日益陷入被动地位。日本侵略者完全没有预想到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伟大的革命潜力和英勇献身、保家卫国的坚强意志。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迟滞了日军的正面进攻，使日军受到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日军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以主力回师占领区对付游击战争。这也意味着日军“速战速决”战略方针彻底破产，被迫转入长期持久战的不利局面。

二、战略相持阶段

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战略相持阶段。以广州、武汉失守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逐步由比较积极的抗战转到比较消极的抗战。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沿海地区和华北、华中、华南的重要城市和铁路沿线，部分地实现了它的侵略计划，但却遭到了中国军民前所未有的英勇抵抗，其军力和经济力都受到极大的消耗。到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投入近100万的庞大兵力，付出近　45万人伤亡的代价，换来的是一种骑虎难下的窘境。而随着战线进一步延长，兵力进一步分散，不得不在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约4000公里的正面战线，面对着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的抵抗；在日本侵占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布各地，消耗和牵制着大量的日军兵力，从而形成了正面与敌后、内线与外线、有后方与无后方、包围与反包围以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斗争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8]

广州、武汉失陷后，日本侵略军放弃速战速决、几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转向巩固长期持久态势，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不再扩大占领区。而是确保占领地并使之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扑灭抗日力量”，实现由“点、线”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侵华日军军事进攻的主要矛头，已逐渐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由主要进攻国民党军队，转向主要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日本侵略集团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基本指导方针就是速战速决，避免持久拖延，为此几乎动员全部的军事力量。到1938年日本陆军总数34个师中的32个投入中国战场，占其陆军的94%。

日军正面战役进攻的胜利，将战线向前推进数千公里，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控制了主要交通线和城市。但是，日军占领的地区只限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兵力愈加分散，迫使日军停止了战略进攻。同时，八路军、新四军也迅速发展壮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建立和扩大，构成了对日军的致命威胁，加快了中国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提前到来。这是日寇在占领武汉后被迫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鲁西抗日根据地从七七事变以后的两年间，群众武装在与敌伪直接斗争中渐渐地成长壮大起来。五个军分区次第建立了独立团、独立游击队、半脱产的游击小组及不脱产的青年自卫队。这些鲁西广大人民的子弟兵，经过多年来的斗争实践锻炼，已经成为保卫鲁西抗日根据地的有力武装。最显著的例子，如靠近津浦线的第1军分区，敌人的据点有93处之多。由于我地方武装的活跃，使敌人没法伸足到他们的据点以外，成股的敌伪被消灭，成群的汽车遭到伏击，成批的枪械弹药被输运到抗日根据地来。从1939年4月到1940年12月，鲁西地方武装的战斗统计情况是：大小战斗175次，缴获枪支877支，缴获轻机枪6挺，击毙敌1294名，俘虏敌人16名，击毙伪军1706名，俘虏骡马无数。^[9]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国民党当局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方针，而将战略重心转向敌后战场，妄图扑灭人民游击战争，达到其巩固占领区的目的。这样，客观上敌后战场被推上了主战场的位置。敌后战场军民不畏强敌，主动挑起了主战场的重担。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大部溃退到黄河以南以西地区。自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即告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日本采取“不介入”，专事“解决中国事变”方针。但1940年，日军向中国正面战场的局部进攻，只有一次枣宜作战。而在这两年中，日军对根据地1000人以上至5万人的“扫荡”即在100次左右，平均每月4次。日本侵略军几乎把赌注全部押在对敌后军民的进攻上。

当敌后战场成为抗日主战场，当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抗日武装成为抗日主力军之后，八路军三大主力进一步在山西实行战略展开。第115师及集团军总部特务团各一部转到晋察冀地区，第115师主力进至晋西南地区，第120师在晋西北地区，八路军总部率第129师全部及第115师一部在晋冀豫边地区，分别依托五台山、吕梁山、管涔山、太行山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我党在冀中、冀南、冀东、冀鲁豫边和山东等平原地区，先后领导了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抗日武装。从1938年4月起，八路军各部又逐渐将抗日游击战争由山区推向冀鲁豫平原和察绥广大地区，开辟了广阔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

在华中，新四军各部于1938年4月由皖南和鄂豫皖边挺进华中敌后、大江南北，先后在苏南、皖中、豫皖苏边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自1937年9月平型关初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对日军作战1600多次，毙伤日军6万余人。1938年敌后战场抗击日军兵力40万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58.8%；抗击伪军7.8万人，达100%。1937年11月18日，聂荣臻率领军区领导机关到达阜平，率先开创了晋察冀首个抗日根据地。接着先后开辟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苏南、淮南、豫皖苏边等大小24块抗日根据地，与正面战场一起在战略上对日军形成夹击之势。

相持阶段是中日战争全过程的枢纽，它是中国由劣势转变到优势和准备反攻的基础。敌后战场的开辟，形成了独当一面的战略格局，打乱了侵华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变战略被包围为战略反包围，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形式，是弱国坚持持久抗战的最佳形式。

1940年2月，全国抗战已确定进入相持阶段，但日寇则坚持着灭亡全中国的基本政策，因此敌人在正面除了加紧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之外，在敌后更加紧其军事“扫荡”，这就是说在正面进入相持阶段，但敌人对敌后的战略上仍采用进攻方针。以冀中为例，因为我们的根据地直接威胁着敌人在华北的陆空军三大基地：北平、天津、保定。我们的根据地正处于联络这三大都市的津浦、平汉和平绥铁路的中间，南边则是横穿冀中北部的大清河。敌寇为着保障占领地北平、天津等大都市的“治安”，首先强化这里的统治。如果不计平汉、津浦、平绥交通线上的据点，而只算大清河北块平原上的敌寇据点，就有250个。战斗是异常频繁的，平均差不多每两天就有三次战斗。仅仅在一年当中，除去那些游击部队小的战斗，仅仅是主力兵团大的战斗就有368次。^[10]

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批判和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

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1940年3月，他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组织伪军，协同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也日渐增长，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一面抗击日伪军的大“扫荡”，一面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到1942年以后，日军的矛盾也突出起来。根据获取敌军材料所见，日本内部矛盾也正在逐日增长。从1937年到1942年五年来，由于对华战争的伤亡日增，国内补充来源缺乏，造成了兵员恐慌，而官佐只能在部队中迅速提拔或提早派遣，士官学校学生因此在部队中形成了不少派别与成见，特别是新老军官、新老兵及官兵中间的矛盾更加复杂。由于敌军内部矛盾日深，因而集体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对八路军有所认识的日军，则都相率向我军投诚。

到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日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因为士兵的大量死亡，新兵不断增加，而下级急骤擢升，很多士兵作了伍长，小队长大半是新来的见习官，战斗力在急剧下降。伍长没有指挥权，小队长则缺乏战斗经验，于是不服从指挥的事一天天地增多。老兵们恐惧着战争的延长，新兵们痛恨着老兵的欺侮，军官们忧虑着战斗力的低下导致的灭亡。

三、战略反攻阶段

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战略反攻阶段。经过长达七年的艰苦抗战，到1945年，饱受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准备进行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现实地提到全国军民面前。

七七事变时，日本企图经过速战速决战略，重现甲午战争速胜一幕。日本人心知肚明，小国寡民、资源匮乏，最忌讳战争旷日持久，所以才有了日寇“企图速战速决，三个月内灭我中华”的黄粱美梦。然而，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15个月的战争结果却是，日本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没能实现，企图力求避免的不利局面却成为现实。

到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西南、晋冀豫、冀鲁豫、冀鲁边、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经过五年的战争相持阶段，到了1944年正面战场豫湘桂大战溃败，后方区域更加缩小。1944年3月以前，敌后战场抗击在华日军的64.5%，正面战场抗击35.5%。敌后战场抗击敌人的比重远大于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在决定整个战场运动和战争结局中的地位越往后越突出。

百团大战以后，日军实行的碉堡政策和封锁战略，分散了大量兵力。自1943年以后，日军迫于太平洋战争的形势不得不从华北撤走一些军队，“其整个战略就趋于崩溃了”。曾在晋察冀和延安参加抗日工作的英国学者林迈可这样写道：“在1943年7月，八路军仅仅控制了华北的两个县城，即晋察冀的阜平和平山。到1944年7月他们就控制了40多个县城。而到1945年，日军退回到他们在1938年初的阵地，只控制了几条铁路。”^[11]

1944年夏，苏军收复了全部国土，把战线推进到东欧。1943年7月，美英联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9月意大利政府向英美投降。l944年6月，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美英在太平洋的作战进展顺利，使日本帝国主义处境极为不利。战争进行到1945年初，日本法西斯的败象已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在1945年4月到6月的芷江战役失败后，日军军官中充满了厌战情绪。冈村宁次派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到前线调查后告诉他，前线官兵厌战情绪相当严重，官兵装病的多，夜间开小差的多，贴反战标语的多，自杀的多，甚至有的士兵公开枪杀军官后再自杀。小林浅三郎还说，已有五名联队长提出了辞职返乡的要求。厌战情绪在日军官兵中流行着。它说明，日本侵略军真的是气数已尽了。^[12]

中国共产党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各解放区的抗日战场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抗日根据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此相反，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严重危机。在此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在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上，不得不从“军事解决”再回到“政治解决”上来，要求与中共重新谈判。

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表示同意随时恢复两党谈判，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944年3月12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同志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讲。他明确指出，现时中国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政治解决”的内容，应该是双方的、公平合理的，“我党愿意坚守四条诺言”，国民党政府也应“承认我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其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并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1944年4月29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抵达西安。5月4日，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开始谈判。由于国民党顽固地坚持一党独裁，经过半年谈判，终无结果。

国民党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于1944年9月5日至19日，在重庆召开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欲借实力以压共产党接受他们的“条件”。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参政员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严正指出，从抗战民主团结利益出发，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夺取抗日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立刻受到全国各界的拥护。

1944年美军在太平洋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军节节败退。美国政府感到“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从它的战略利益出发，逐步走上“扶蒋反共”的道路。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重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重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局部反攻是在敌强我弱态势没有根本转变的情况下，以集中适当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进行的。在情况许可和可能的条件下，攻占沦陷区城市，拔除日伪军在抗日根据地的据点，大量消灭敌军，使沦陷区变成根据地。各抗日根据地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攻克和逼退敌据点2500多个，收复大片失地，解放人口1700多万。^[13]

与此相反，正面战场豫湘桂战役却是大溃败。1943年以后，日本海、空军优势逐渐丧失，日本本土和东南亚的数十万部队都处在盟军的海、空军威胁之下，其海洋交通线有被切断的危险。1943年12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制定了《纵贯大陆铁路作战指导大纲》，称为“一号作战”，具体分为河南战役、湖南战役和广西战役，简称为豫湘桂战役。此次战役是正面战场的一次大溃败，是中国抗战的巨大挫折。在长达八个月的作战中，国民党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之大部和贵州、福建等省部分地区的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平汉铁路南线与粤汉、湘桂黔铁路尽失，放弃了140多座城市，使约6000万同胞沦于日军铁蹄之下。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厂矿、资源被日军占领，仅工厂一项，约占整个大后方的近1/3。国民党军队损失50万人，丧失空军基地7个，机场36个。^[14]

豫湘桂战场的失败是国民党长期实行错误政策的结果，特别是抗战后国民党军事政治腐败危机的总暴露。如此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震惊，国内外舆论对国民党及其军队抵抗无力、腐败无能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国民党政权威信一落千丈。正面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作用进一步下降。两个战场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抗战后期，国民党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都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倒退倾向。抗战初期曾经出现的一些民主进步、团结抗战的气氛已不复存在，官僚腐化、贪污受贿、通货膨胀、民怨沸腾，已是国民党统治地区普遍而严重的社会问题。

敌后战场转入攻势作战。日本劳师动众，虽然通过“一号作战”，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单纯战役上的胜利并没有改变其在战略上的困境。相反，由于作战造成实力的重大消耗，又过分延长了战线，造成兵力的进一步分散，战略机动部队更加减少。为了应付太平洋战争和打通大陆交通作战，日军主要对付八路军及华北抗日根据地，其余日军有的南调参加太平洋战争，有的北调加强对苏战备，而新组建和补充的部队战斗力大大下降。八路军、新四军等敌后抗日力量，则迅速恢复与壮大，进一步改变了敌后战场敌我力量之对比，发生了此消彼长的重大变化。

1943年7月，太行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发动卫南、林南战役，揭开了华北敌后战场攻势作战的序幕。1944年初，八路军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开始攻势作战。在华中敌后战场上，新四军在地方部队及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主动向敌伪进攻，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时，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内线反攻的同时，向外线挺进也取得了重大战果。毛泽东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可能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1944年，仅晋察冀军区部队共攻克日伪军据点1600多处，歼灭日伪军4.5万人，收复5000多个村庄，解放人口750多万。新四军进行大小战役6584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1853人，攻克据点1334个，收复国土7400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万以上。^[15]

从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的7年半中，人民的抗日大军歼灭了敌伪军136万多人，其中包括击毙和杀伤的96万多名，俘虏的28万多名，投诚反正的10多万名。这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总成绩（不包括华南抗日纵队1943年前的战绩）。这期间，他们攻克34000多个碉堡和顽固的11000多个据点。^[16]

1945年夏季，华北、华中日军进一步收缩，其中四个师前往满洲准备对苏作战，抗日根据地军民乘胜发动攻势。

在中国的解放区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根据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方针，从1945年5月开始，对日伪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通过攻势，八路军和新四军加快了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转变，作战规模逐渐扩大，对敌占区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包围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间的联系，取得了作战中的主动地位。歼灭日伪达16万余人，攻克县城60多座，扩大解放区24万平方公里。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已有91万人（其中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近60万人，游击部队约30多万人，正规军已占了65%以上），民兵200多万人。19块根据地总面积达93万平方公里，人口已超过9550万。全国许多重要的城市、战略要点、铁路线和港口均在人民军队的战略包围之中。^[17]

这种局面的出现，既体现了中国抗战不同于欧洲及太平洋战场的特点，也反映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肩负的特殊任务及其作用。

由于在中国战场上始终抗击和牵制100万左右的日本陆军主力和2/5的日本海空军力量，使其既不能回援太平洋战场和进行日本本土“决战”，也无力在中国大陆或参加东北地区支援关东军决战，最后不得不在中国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在空前惨烈悲壮的抗日战争中，面对武器精良的日本法西斯军队，不管是正面战场打破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速战速决神话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会战，还是在山区平原广泛开展游击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抗战，中华大地到处都涌现出不畏强暴、勇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同敌人血战到底、同归于尽的英雄壮举，谱写了自强抗争的爱国主义篇章。经过艰苦卓绝的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凶狠残暴、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次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和走向胜利具有直接而重大的意义。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受尽凌辱、饱受侵略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深受帝国主义奴役之苦的中国人民，在历次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中，都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战斗精神，但大都失败了。唯有这次抗日战争开创了历史纪录，中国人民取得了第一个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显示了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的伟大力量，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