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各类代表会议

新时期以来，百花盛开。特别是跨入21世纪后，由于国力强大，文化艺术界盛事不断。也许因为许多名人名家先后辞世，我这个不怎么出名的“名人”，也忙碌了起来。这些年，参加各种会议比较多。在北京经常参加的有“《延安文艺史》出版座谈”、“延安精神研究会”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老家福建，厦门大学举办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石狮同乡会等等，只要身体情况允许，我都会去参加并发言。

2009年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会议上，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后全文刊登于《海内海外》2009年8月号。

发扬延安精神创作新世纪文艺精品

——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7周年

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67周年，我很高兴。1936年我参加革命，即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1938年去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从太行山下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工作。这个师是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的红四军，长征中的一方面军，抗战开始后编为八路军115师，解放战争辽沈战役后的38军。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歼灭美国开国元勋部队骑兵一、二、三师共三万六千余人。彭德怀发战报，写上中国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毛泽东阅后说：我今晚上可以睡好觉了。下令将战报转发全国。从此，38军得了“万岁军”的称号。1943年，我曾在38军当连队指导员，我为自己是“万岁军”中的一员感到自豪。

我到山东115师，开始在司令部当参谋，后来调到政治部当记者、主编，写了一些战斗通讯、报告文学，也写点诗歌和小说。1942年，看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家认真学习，以后写作，都遵循“讲话”的精神。

1948年，我参加“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在傅作义起义后，我军入城的前一天进北平。读到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我又看到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一个报告，说：全国胜利后，国内还潜伏许多国民党特务，必须镇压反革命（大意如此）。于是我根据山东抗战时，日本特务水野清千方百计打进我军的情节，写了话剧《糖衣炮弹》。1950年底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当时正值全国轰轰烈烈抗美援朝，《糖衣炮弹》被军内外许多剧团搬上舞台。上海评弹团、淮剧团及张家口京剧团还将话剧改编演出。

后来我写的几个话剧，也都是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创作的。话剧《兵临城下》取材于曾泽生长春起义，也是根据我在山东时写的莫正民《莒城起义》和在东北访问潘朔端的“海城起义”的素材写的。毛泽东把争取敌军起义，列为我军的三项政治工作之一，也是《兵临城下》的主题思想。

抗战开始后，许多知识青年，到延安抗大学习。毛泽东就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给抗大题词，大意是：知识分子不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后分界，仅仅在于此。

根据这一教导，我写了一部描写知识分子在抗战中改造思想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我一生写了四百多万字的作品，无一不是按照毛泽东讲话“精神”创作的。可是天晓得，却为此大吃苦头，两次被开除党籍，三次劳动改造！

建国以后，文艺方向走上一条“左倾”路线：批《武训传》、批《清宫秘史》、批《关连长》，反胡风、反胡适、批俞平伯；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尽管建国后，文艺方向上的“左倾”，但是许多作家还是写出了不少好作品。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曲波的《林海雪原》以及赵树理的一些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品。这些都是在“讲话”精神下写出来的。

批判电影《武训传》时，部队文化部领导陈某伙同后来成为江青红人的袁水拍，在《人民日报》上批判我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以致连累到为此书作序的茅盾先生，先生作了公开检讨。

1962年5月，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0周年，沈阳市话剧团在沈阳演出话剧《兵临城下》。文化部部长周扬同志看后，将该剧调到北京演出，一时间轰动了首都。全国许多话剧团纷纷上演。周恩来总理接连看了三遍，在改编电影前，还专门召见作者到中南海谈了两个小时。

好景不长，1965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后，江青勾结林彪炮制一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上，点了《兵临城下》的名。1966年4月，总政召开全军文艺座谈会的第一天晚上，放映电影《兵临城下》。第二天分组讨论，《兵临城下》大受围攻，被扣上为蒋介石树碑立传、反对武装斗争、宣传人性论等罪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点了我和林农导演的名。1969年江青上海的爪牙——上海大批判组，在一篇题为《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文章里，颠倒黑白，更加恶毒地攻击《兵临城下》。文章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后，全国报刊纷纷转载。1974年，全国人大召开前夕，“四人帮”又再次准备批判《兵临城下》。只因为王洪文到湖南告周总理的状，被毛泽东训斥一番，这次批判只在上海和辽宁叫嚷了几声，便偃旗息鼓了。

直到此时，我才觉悟到，江青对《兵临城下》的如此“深仇大恨”，原来是“项庄舞剑，意在周公”！

“文革”以后，话剧舞台好戏不断。但是不久，有的作家开始主张“告别革命”“否定崇高”“非英雄化”……有人提倡写性文学，于是性文学、美女文学风行一时；也有人宣扬“无为论”“主体论”，大写自我……

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在文化领域里，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一切向钱看。如果不能赚钱，再好的文学作品，也没有书商给出版；话剧一度遭到冷落，只能以小品出现；电视剧越拉越长，据说不拉到二十多集，找不到广告。于是有些电视剧为了多赚钱，不管合理与否，拼命拉长！有些已经与中国文学创作的优秀传统背道而驰了。鲁迅先生曾说过，他自己宁可把长篇小说压成中篇，把中篇小说压缩成短篇（大意）。

中国几千年来，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诗人、戏剧家和文学家，留下了大量不朽的作品。屈原、杜甫、李白、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茅盾、丁玲……他们写下的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近代作品，无一不是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曹雪芹的《红楼梦》、施耐庵的《水浒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以及吴承恩的《西游记》，无一不是中国脍炙人口的宝贵财富。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吗？

过去提倡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对某些人来说这些要求似乎太高了。难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不要中国传统？不要“五四”传统？不要“讲话”精神？如果这些都不要了，我们拿什么去提升国民的道德品质，去教育现在的年轻人？资本主义国家尚且提倡“真善美”，难道我们不该超过他们吗？

白刃

2009年5月23日于北京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当时我正在湖南前线，第四野战军派王地子同志率领代表出席会议。会后王地子给我一套会上发的《延安文艺丛书》，解释说：我也是会议代表，只因当时我在前线，来不及通知。第二、三次作代会，因我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正遭围攻，没有资格参加。“文革”后的1984年，我参加第四届作代会，当选为理事，这次作代会实行差额选举，我的票颇多。第五届作代会，我仍是理事。第六届、第七届成了名誉委员。

由于我既写小说又写剧本，所以我还是剧协会员，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各文艺家协会分别举行会议。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我参加了这次大会，被选为理事。

2006年11月8日，中国作家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按规定，上届理事无特殊原因，即成为本届代表。我应邀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名誉委员。

第七次作代会开幕当天，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亲自到大会作了极为重要和精彩的讲话。会议从始至终充满了民主气氛，代表们畅所欲言。这年我已八十八岁，正在撰写回忆录。书中涉及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在我的回忆录中，这部分所占篇幅最长，也是最费时、费思的，所以迟迟没有动笔。作代会上这种和谐民主的气氛，使我坚定了写作的信心，只要是自己真实的经历，自己真实的看法，就不必瞻前顾后。我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否则对不起子孙后代，也对不起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