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仲雍开吴对中华文明史的贡献

黄胜平　姜念涛

3200多年前，周太王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为避让王位，从歧山周原南奔建吴，其历史贡献，前人今人已有很多论述。综观前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泰伯、仲雍为实现父王翦商之志，让王位于贤弟季历及其“有圣瑞”的昌，文王兴周，武王伐纣，开西周三百年盛史；二是泰伯、仲雍教化江南荆蛮，从此走向文明。这两方面的论述无疑都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若把眼光放到更大跨度的时间、空间来看，所论又都有一定的局限。前者局限于对于建立周王朝的贡献，后者局限于对江南开发的贡献。本文拟从更大的时空尺度，并将两大尺度连接、综合，重新观照泰伯、仲雍南奔建吴的意义，探讨他们对整个中华文明史的伟大贡献。

泰伯、仲雍避让王位以后去哪里？做什么？我们二人在《泰伯奔吴的经济学解释》（2007）中，作了5种考量、分析，大意如下：

1．留在岐山，在季历手下当一般臣民。此举可获让贤之誉，可与亲人共享天伦。但自己的才能得不到发挥，倒使王室平添监管成本。倘有不慎，或受外人挑拨，会令王季猜疑，引发内乱，后果不堪设想。

2．离岐留周，退隐山民。有让贤之誉，但也有自暴自弃之讥。且给王室留下悬念，不知其去向，亦不知往后怎样作为，王室必然提心吊胆，加以搜寻和防备。且外人不知内情，会疑心是父王和季历所逼，有损王室的政治声誉。泰伯、仲雍既不肯埋没自我，又不肯牵累父、弟，故未留周退隐。

3．在周国的其他地方占山为王，割据一方。这是最差的选择，属流窜、反叛。兄弟阋于墙，必为外人欺，此为泰伯、仲雍所不齿。

4．在周国的边缘或附近建立附属国。形为犄角之势，实为比试、较量，有伺机反扑的隐情，徒增王室的防御成本。这绝非泰伯、仲雍的本意。

5．远离周国，在遥不可及的长江之南、东海之滨聚民立国，与周王朝构成战略共同体，形成有利于灭商的地缘政治格局。

泰伯、仲雍坚定地选择了第5种，其用意是实现父王（也是全族群）的翦商之志。后来武王灭纣，“殷顽民”只向北方流窜，不敢南逃，就因为知道南方有吴，害怕受到南北夹击。但泰伯、仲雍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们从黄河的上游走到长江的下游，在两大流域的辽阔大地上走出了一条巨大的对角线，让周原的黄河文明一下子辐射到江南，使江南成为后来华夏文明的大后院，在华夏文明遭遇蹂躏、濒临破败之时，有了一方保存回旋绵延不断之地。泰伯、仲雍走出的巨大对角线，是中华文明的永久的生命线，他们对整个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作出了贯穿3000年时空的伟大贡献。

从歧山到梅里是一次伟大的文明辐射，从梅里到虞山是这一文明辐射的延续、演绎。泰伯、仲雍深知周王室“抚东土”、“安天下”的战略意图，十分清楚文明在空间布局上的重要性，要把勾吴国做大做强，以求彼此呼应，长治久安。兄弟二人在梅里建国后不久，就兵分两地，由仲雍继续向东进发，来到更加临近东海的虞山。后来他们的后代又继续开拓，勾吴国占有现在的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等一大片疆域，在江南蔚为壮观。

泰伯、仲雍南奔建吴是一个空间过程，仲雍东进开虞是同一性质的空间过程。在跨度上有大小之别，在结构上却是同构再演。虞地因仲雍开发而起的变化，与梅里因泰伯、仲雍开发而起的变化，本质上是相同的。然而本质相同并不等于照本翻版，同构再演并不等于简单复制。数十里虞山与平原水网的梅里毕竟不同，地移而人殊，境迁而事异，仲雍开发虞地决不会是对梅里的拷贝，而是依据虞地的实际加以创新。这种创新应该会在泰伯在世时和泰伯去世仲雍继位时，反馈于梅里。由于史料的空缺，我们无法作出实证的叙述，但这样的推论大体不会有错。今后如能有幸发现新的史证，了解文明在空间上如何辐射、演绎、反馈，就可以具体研究泰伯、仲雍对江南文明的塑造。

以往的论者说，泰伯、仲雍给江南带来了农耕文明。随着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诸文化遗址的发掘，获知这里早在7000年前就种植水稻，饭稻羹鱼，于是有人认为，不能说泰伯、仲雍给江南带来农耕文明，而是江南原先就有农耕文明，且稻作技术并不低于北方种小米的技术。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认为农耕文明不光是指耕作技术，更重要的是指文明的结构、制度。从总体上看，当时北方已进入农业社会，而江南还处于半农耕、半渔猎的社会。按照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说法：“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泰伯、仲雍正是在殷周之际，带着中原政治与文化之变革的早期成果来到江南海滨的。

“泰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晋（陆机《吴趋行》）泰伯、仲雍在梅里——虞山一带共导仁风，共治周礼，遂使江南与中原有相同的文明结构。在泰伯、仲雍来此之前，江南的开化程度不如殷商；而泰伯、仲雍带来仁风、周礼之后，江南便渐渐与周同构。而周之文明，肯定高于殷商之文明。因此，我们可以模拟王国维的话说：江南社会之变革，莫剧于泰伯、仲雍来此之际。是泰伯、仲雍使江南的文明由原先的不及殷商而一下子超越了殷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户”，也表现了较低度文明对较高度文明的尊从。

泰伯、仲雍带领江南土著治水、耕作、采药、治病、冶炼、铸造、练兵、筑城、御敌，使荆蛮之地转向文明礼仪之邦，这一切，毋庸赘述。我们要说的是：文明在空间上的同化、同构，为文明在时间上的延续、衍化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和广阔的平台。假如没有泰伯、仲雍南奔开吴，那么，北方的中原文明在以后的三千年中屡遭劫难、摧残，而没有回旋的空间，文明的碎片就会四处散落，有堙没、消失的可能。

在西周之初，勾吴的水平、国力不如中原。到春秋战国，吴国渐渐与中原持平，一度“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季扎出使齐鲁诸国，其政治、外交、人文、艺术水平皆使北人倾倒。到汉末，魏蜀吴鼎足三分，竞胜争雄达60年之久。此后，江南的经济、人文渐次增加对北方的吸引力。当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践踏中原，中土沦丧之时，或北国内乱，文明倾圮之际，他们隔江向南眺望，便看到了一片文明之光，一条退却之路，一方避难之地，一处栖身繁衍之所。

中原文明的“衣冠南渡”，大规模的有三次，略述如下：

第一次也是历史空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东晋南北朝时期。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政权衰落，北方游牧民族趁机进袭，造成“永嘉丧乱”，中原经济、文化遭受极大破坏，社会严重倒退，唯有江南保存着元气。为避战乱，大批世族士子和宗族、百姓纷纷南迁，形成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北人南迁高潮。尤其是作为衣冠文化代表的京洛名流的南迁，将文化中心由洛阳迁到建康，南北两种文化在大范围内交流、碰撞，使吴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获得长足的进步，总体文明程度远胜当时的北朝，也超越原先的中原。东晋之前人口、人才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东晋之后则向长江流域转移，建康（南京）一跃成为汉文化的复兴地。仅从文学领域而观，也许是受到江南山水之美的熏染，东晋南朝的统治者和皇族成员多雅好文学，喜与文人交游，形成“竟陵八友”、“元嘉三大家”等文学集团，或吟诗唱和，或作赋应对，或品评人物，或切磋文艺，推出史无前例的文学高潮。对文学创作本身的探讨催生出文学理论，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空前绝后的巨著。梁朝昭明太子萧统组织周围文人编纂的《昭明文选》，入选文章“丽而不浮，典而不野”，多为传世佳作。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东晋、南朝的书法、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皆异彩纷呈，出现了顾恺之等一批大师名家和艺术精品，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

第二次是在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时期。隋唐两朝政治中心北移，但经济重心业已南倾，文化上则南北交汇融为一体，难分轩轾。“安史之乱”结束了盛唐气象，江南成为诸多文人避乱隐居存身的理想地点，太湖流域以及南面的宁绍平原成为文士荟萃之所。中唐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韦应物和晚唐的杜牧等，都在此间留下不朽篇章。从唐朝后期经五代十国到北宋，南方长期和平安定，人口已南北持平，经济则南盛于北。

第三次是从“靖康之难”到南宋、辽、金、元时期。北宋后期孱弱，败于金，宋室南渡，初定都建康，后迁临安（杭州）。南宋偏安江南，与金对峙，不能不精心经营，使此间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皆有大的起色。苏州地区的许多小城镇，如周庄、同里、甪直、陆墓等，皆成形于南宋初年。常熟是苏、杭的屏障，地处江防前线，南宋初期在此部署了庞大的水军，尤其是浒浦水军，辖一万四千余人，有巨艨大舰，设城壁楼橹，金鼓镗鞳，在长江破浪往来，威武壮观。南宋水军由名将韩世忠指挥在镇江江面大败金兀术，士气、民心大振，从此金兵不敢渡江，为南宋赢得150余年的安宁。南宋水军长期驻守常熟，对常熟地区的经济发展、风尚习俗、文化精神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海虞城（今虞山镇）原先形制狭小，南宋初建为要塞，扩其形制，成为常熟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南宋以降，常熟地区屡经战火，豪杰义士代不乏人，史书记不胜记。文教方面，南宋书院星罗棋布，如明道书院（江宁）、学道书院、濂溪书院（镇江）、安定书院（泰州）、和靖书院、鹤山书院（苏州）、淮海书院（丹徒）等，朱熹、张栻、吕祖谦等理学代表人物往返于各书院讲学，提升了江南的文化品位。

元朝民族矛盾空前加剧，汉族士人纷纷南下，避祸江南，吴地再度成为文人汇聚之地，巩固了作为文化重心的地位。元朝的江南，一些上层市民也都渗入文化领域，导致市民意识在文化领域的扩张，为明清时期江南文化转型准备了条件。

吴地社会是中原文化精英在遭遇外患内乱之时的南渡避难之地，吴地文明则是整个华夏文化精英在遭遇心灵折磨之时的精神家园，并进而成为一些进步思潮的滥觞之源。无论在元、明、清，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南，总是汉族文人学士向往、流连、聚友、抒怀、著述的宝地，使这里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之高地。北方文明时露疲软、晦暗，而南方文明则显得坚挺、光明。明代嘉靖以后，政治腐败，宦官掌权，特务横行，横征暴敛，饿殍遍野。江南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公开评论朝政时弊，成为当时全国的舆论中心，得到朝廷一些正直士大夫的支持。他们从“利国”、“益民”的政治原则出发，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口号，具有鲜明的民主思想色彩，成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的先声。东林人士提出“经世致用”，为官者施行惠政，理财有道；经商者业绩卓著，遗泽后世，为后来民族资本的萌发埋下了根苗。

即便身处异族统治之下，其冠盖服饰已被迫异化，其志向情怀依然紧系华夏文明。明末清初文坛巨擘常熟人钱谦益，受清廷软硬兼逼一度违心出仕，但很快挂印辞职回家，吟诗泄愤，暗中与反清志士联络图变。诗人在经历了故国沧桑，身世荣辱巨大跌宕之后创作的《有学集》，抒发了对明王朝的怀念和对清王朝的仇恨，实际上是执著于华夏文明，抗拒异端侵袭。钱谦益与爱妾柳如是的大量唱和，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激切的斗争精神，被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赞誉为“三百年来之绝代著作”。

在世界史上，一种文明遭受另一种野蛮的、强悍的势力侵袭、驱逐，因没有后方和退路而终于破碎、覆没、消亡的悲剧，不乏其例。中华古代文明也几次遭逢袭击、摧残，但因为有江南这个文明同构的后方，中原文明可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退避到这里来安顿、喘息、疗伤、恢复元气，进而中兴再起，与之周旋。即便是神州陆沉，只要东南一带的文明火种不灭，最后总是燎遍北国，光复中原，以原本高度的文明覆盖、取代低度的文明。追根溯源，这种与中原结构相同而又有所创新并且不断超越自我的文明，就是从泰伯、仲雍南奔建吴起始的。是他们当初走出了一条史无前例而又福被后代的对角线，为中华文明的保存、接续、繁衍，以至在神州大地上的全面复兴，奠定了一块坚韧不摧的磐石，建成了一方向中原源源辐射的基地。现在，在这条对角线上，长江下游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正在向黄河上游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回馈。泰伯、仲雍在中华文明空间上的拓展和创造，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人类历史上其他古文明而唯一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泰伯、仲雍的高贵品质，孔子概括为“至德泰伯”。夫子用字精炼，其实“至德”也指仲雍。二人隐忠祕孝，同心让国，在中华文明史上确实树立了一座道德的峰巅。这一点三千年来论述甚多，此文不再重复。可以稍作重述或补充的是：伯仲二人南奔，在亲情的牺牲上，仲雍比泰伯更重。泰伯在歧山有妻无子，而仲雍在岐山有妻有子。一位是别妻，一位是别妻离子，其情可以想知，只是我们一般不做这样的区分罢了。人格的伟大，与历史贡献的伟大，毕竟后者更重。他们的伟大历史贡献，不仅值得世世代代的吴人缅怀、讴歌，也值得全体中华子孙作永久的纪念。

【作者单位】江苏省吴越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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