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精英对现代政治的误解

《看历史》：自近代中国开埠以来，来自西方的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便开始了对古老中国一轮又一轮的冲击与影响，其间有被动的接受更有主动的追求。在这种潮流之中，留学生群体无疑是备受瞩目，且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至关重要的一个群体。一直以来，人们对留学生给予中国现代化转变的推动作用多有论述，而您的《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一书却指出，留学运动的消极作用尚未被人们直接指认。那么，您认为留学运动所造成的负面效应都有哪些？

任剑涛：留学运动对中国现代转变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早就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事实。但是，一场浩大的国家间教育互动，而且是中国悉心向外国学习建国与治国经验的留学运动，其间必然存在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这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在国家建构的基本层面上，忽略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基本处境，总是以羡慕的眼光观察那些称霸世界或在世界上迅速崛起的国家，一心想借助留学习得别人的十八般武艺，不费吹灰之力地得到同样的建国结果。这种急功近利的思维，一直主导着留学运动的国家思维。

在国家建构的制度层面上，不是因应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认真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试图模仿留学的国家，一揽子解决中国现代转变的所有问题，从而对制度建设掉以轻心——留学生本应刻画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并在具体制度上实现有效建构，但他们往往将留学国家的制度建构奉为圭臬，拿到中国就加以应用。

在国家的现代建设即治国理念上，总是从技术、技巧和做法上看待中国的现代转变，试图回避国家现代转变的结构性问题，以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引进发达国家具体做法并加以中国化的进程，从而完全忽略了中国现代转变的原创性。

在国家现代转变的目的性上，不是将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视为君权主导向民权至上的转变，而是视为一个国家获取世界霸权的过程，结果没能准确抓住现代国家建设的本质所在。一些非主流的现代建国捷径，就此成为吸引留学生最强有力的做法。

《看历史》：对一个后起的现代国家而言，必须有清晰的政治思想促成合理的政治转轨，而您认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承担着这项任务的留学生群体，却一直对现代政治存在着误解，其原因何在？

任剑涛：留学生群体对中国的现代政治转变存在误解，主要是由没有得到清晰界定的“救国”思维导致的。在中国从古典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当口，国家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政治忠诚对象。加之留学生所到的主要国家，要么早已经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要么处在令人艳羡的崛起之中，因此让他们不加甄别地认定这些“经验”都对中国具有引导作用。而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国家处境，不论是国家、社会还是大学，都缺少基本的了解和研究，结果是羡慕与学习之间出现严重脱节。

比如最早到英国留学的严复，就把其崛起的各种思想观念与制度因素，不分主次轻重缓急地推荐给国人，造成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的严重混淆。而留学俄国的群体，则一直沉浸在国家疾速崛起的亢奋之中，以至于俄国（苏联）要自我纠正建国失误的时候，他们还坚决拒斥。必须强调的是，建构现代中国，除了在建国原则和基本制度上可以归纳出西方国家的一般要领，具体的建国方略必须因应于中国的国家处境进行创制。只有在这样的政治思想引导下，才能有效促成中国的现代政治转轨。

《看历史》：英、美、德、法、日、俄是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主要前往的几个国家，留学目的地的不同，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知识精英们对于建国之路的不同设想、在不同政治理念间的取舍甄别。那么，这种选择是基于中国现状的对症下药，还是基于误解的一厢情愿？比较来看，留学生对哪个国家的误解是最深的？

任剑涛：中国留学生前往留学的主要国家是上述六个。从总体上讲，这几个国家都是当时对中国现代建国具有诱导作用的国家：英美的称霸世界让其全心探究，德法的工业奇迹促其认真效仿，日俄的迅速崛起令其莫名兴奋。但从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角度讲，这些心理反应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厢情愿的产物。因为留学生观察现代国家的眼光，总是错将中国问题转变为别国经验，从而将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实质性问题遗漏掉了。他们各自在留学的国家拿回以为足以解决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现成方案，结果对中国产生明显的误导作用。

比较起来，在上述六个国家中，被误解最深的就是美国。这不仅是因为留美学生群体对美国采取的姿态最为复杂，极端赞赏和激进批判的留学生明显对峙，从而使中国人要么对美国心生羡慕，要么对美国心怀愤恨；而且是因为美国自身的发展就在一般论和例外论中争执不已，从而给留学生造成困惑。加之中国在现代转变时心生的称雄世界愿望，超越美国成为学习美国的目的所在，结果也引发学习心态的扭曲——为了胜过对手的学习，一定是一个得不到对手真经的粗糙拿来过程。近代以来，中国人最羡慕的现代国家就是美国，但对美国的爱恨交加，让中国人始终没能推敲出美国崛起的根本经验。

对美国更令人痛心的误解则是，一些留学生总是从治国技巧上去寻思美国的崛起和称雄世界，以为在治国技巧上模仿和超越美国，就足以保证中国的崛起和称雄世界，从而把美国的立宪民主制度这个保证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要领给忘记了。

《看历史》：您在书中指出，严复、胡适等人对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的理解与把握是十分到位的，他们的认知是中国人少有的关于现代政治的正见，但这些理念似乎又很难在中国的土壤中真正操作起来，他们各自的限制是什么？

任剑涛：分开来看，造成这种悲剧性结果的原因有思想家思想因素和政治操作因素两个方面：后者体现为由国家状态注定的现代政治正见无法引向国家建构进程，前者体现为他们两人的思想中存在阻止其实施的因素。

就严复来讲，他处在一个迷执传统和接引现代的对峙状态。他在翻译现代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理解现代政治、经济的本质，对个人自由及其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现代国家体系进行了精准的刻画。但他却认定儒家价值是拯救中国的法宝，错误地将儒家价值与现代国家重视个人的价值取向对峙起来，结果建构起一个无法协调的国家理论，遑论引导建国实践。

胡适则处在拒斥传统和引入现代的对峙状态。他一生怀抱拒斥传统的信念，这是他清楚认识到古典政治与现代政治差异的表现。尽管胡适整理国故的举动也贯穿一生，但这种整理也是一种重构传统的行为。而对现代自由民主政治而言，胡适的信念是罕有的坚定。不过，对峙传统与现代的结果，使胡适仍然陷入严复式的、无法对接传统与现代的怪圈。

《看历史》：从直觉上观察，从20世纪初至今，在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上，美国与苏联是最为醒目的两个国家，而德国一直是被忽视的角色，您怎么评价德国对中国的影响？

任剑涛：比较而言，美国与苏联（俄国）借助留学生的努力，对中国的现代建国产生了最广泛、持续的影响。曾执掌国家权力的国民党先是学习苏联，后是醉心美国；而共产党先是一面倒向苏联，后是倒向美国。但这两个国家对现代中国建国与治国的影响深度，都不如德国。

一方面，这是因为美苏两国的现代思想根柢，都源自德国的精神渊源。美国20世纪的政治观念，尤其是大学的政治学教育，主要是德国式的。苏联政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德国的关联，无须多言。

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国家处境，更多地显现为一种德国式的处境。德国是欧洲相对落后的国家，但德国借助于浪漫主义的政治思维，展开了国家崛起的精神旅程；同时借助于军国主义的方略，实现了国家的迅速强盛。这对同样处境中的中国具有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再一方面，德国对以英美为代表的现代政治的抵抗，以及以反资本主义为名的现代国家“创制”，对中国产生了深入骨髓的影响。超越“西方”的强烈冲动，成为贯穿中国现代进程的一条主线。

但从评价上讲，德国对中国的影响，是消极面大于积极面。

《看历史》：一般认为，留学生群体是近代中国思想最开化的一批人，他们对于西方的制度、文化多充满好感与认同，但有时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反现代主流政治理念与行动方案的声音，恰恰出于这些留学精英之口，您认为原因何在？

任剑涛：造成这种突兀结果的原因自然是多种多样的，简单归纳起来，不外两个：一是留学生对留学的现代国家心存学习与超越的矛盾心理，二是留学生对理论与实践处理的明显错位。

从前一个方面看，留学生本来是到所留学的国家学习人家建国和治国经验的，但中国老大帝国的心态，仍然是留学生们的国家自我认同主流心态。这势必在留学生的心中形成两股对撞的力量：我学习你，不是承认你；我学习你，是为了制伏你。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学习是不够诚心的。因此，一面学习，一面寻求克制，最后就造成了一种双失的结局。

从后一个方面来看，留学生主要是到这些国家的大学中学习人家建国与治国经验的。现代建国与治国，本是一个社会政治的实际变迁过程，充满了复杂的博弈和妥协。一旦这个实际过程被纳入大学的理论教学中，活生生的经验就成为干瘪化的理论。留学生恰恰处在一个必须借助干瘪理论去观察活生生实践的尴尬处境。因此，他们就会在中国与留学国家的现代处境、中国与留学国家的现代理论、中国与留学国家的现代转变等种种相互冲突的关系中，失去从容判断问题的条件。

一旦这两种因素在留学生开列中国现代建国与治国处方的时候发生交错作用，就会造成他们难以对症下药的误诊误断。

《看历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各异的民族性格，这决定了建构现代中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复制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功模式，所有的政治理念在本土化上的困局成了困扰中国的难题。众所周知，日本在19世纪中期的遭遇与中国极为相似，但通过向西方学习，日本很快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在日本社会实现了较好的共存。日本的“西天取经”经验对中国有何借鉴？

任剑涛：中日两国现代转变的历程异同，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热度很高的话题。在学习西方的处境上，中日两国没有差别。但在学习西方的过程和结果上，差距十分明显。日本在两个二十五年的努力西化过程中，两次崛起为世界强国。而中国在晚清、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三次学习西方的努力中，前两次完全失败，第三次的结果还在期待中。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别呢？除偶然因素的作用之外，从两国学习西方的实际情况来看，出现悬殊差异的原因主要有：

其一，国家立意的不同。日本主要是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因此对现代国家充满崇敬，一心模仿，全心仿造，结果一举成功。中国则想维持世界帝国的地位，学习西方十分被动，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

其二，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日本的国家权力并不是决定性的引导力量，整个日本社会成为学习西方的主导力量。因此，日本人留学西洋的主旨不是留学生回国主导国家权力，而是在技术上全面改造日本的农业生产方式。但中国留学西洋的运动，自始至终都是国家权力主导的运动，旨在培养建国与治国人才，结果扭曲了留学西方的目的。国家权力绝对主宰了留学运动，造成留学生对留学目的定位错误，结果技术没能救国，政治上也误解重重。

其三，日本人的“西天取经”，没有将传统与现代对峙起来，没有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决断中丧失其现代追求的根本目的。而中国一直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结果没能取得中西双赢的效果，相反，一直与学习对象心存对峙，心理扭曲，传统受到极大损害不说，现代真经也未能成功取回。

【注释】

[1]本文系2012年8月回答《看历史》编辑潘晶提问的记录整理稿，刊于《看历史》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