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分子把持着政治

3.精英分子把持着政治

另外，政治在大多数情况下为精英分子所把持也是原因之一。一些精英分子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民主社会里，公众的辩论应该由他们来把持。因为那些关注公众政策的公众都是更有钱、也受过更好的教育的人，而带有反复无常的公众意见的公众，则会按照精英的步伐一起前进。

当然，许多传播学家也认为，媒体报道所反映的，都是我们社会的大多数掌权集团和公司的利益，也正是他们支持着媒体。许多学者如兰西·本纳特（Lance Bennett）、丹尼尔·哈林（Daniel Hallin）以及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等人的研究表明，对于掌权的政策制定者来说，重要事情的报道，仅仅是个“参数”。不管记者是在国会、白宫还是在其他地方，他们报道的大多是那些有权势的组织。事实上，大多数的新闻就是看那些权贵们在做什么，说什么。因此，新闻成为负荷最重的东西。用加拿大社会学家理查德·埃瑞克森（Richard Ericson）以及他同事的话来说，新闻就是“官方的认识者”。

而普通公众的位置在哪里呢？他们只有做了错事才有可能参与到重要事件的讨论中来。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和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这两位重要的学者认为，普通的公众，只有在他们的房子着火了，他们撞车了，得了丙肝，犯了罪，或者是他们的爱人被人谋杀了的时候才能成为媒体报道的内容。菲斯克认为，媒体把普通人“小报化”了：“进入公众视线里的，都是犯了罪的人--他们正常的社会角色被引人注目地夸大了。”

同时，一些观察家认为，高级记者已经逐渐成为他们所报道的精英分子中的一员。那些高级记者不仅待遇丰厚，受到良好的教育，生活舒适，而且他们还被大的集团雇佣，这些大集团把触角伸向了经济的各个方面。许多人成为自己权利下的名流。他们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他们在最好的饭店里坐着最好的位置，被许多有权势的政治家和利益集团所奉承并得到好处。

加拿大记者可能不像华盛顿的同行们那样有名或有着那样的待遇，但是，没有人会否认“精英”记者，不管是主持“globe and mail”的杰夫瑞·辛普森（Jeffrey Simpson），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彼特·马斯布里吉（Peter Mansbridge）和阿维·本诺特（Avil Benoit），加拿大电视台的麦克·丹弗（Mike Duffy），还是主持范库弗峰（Vancouver）的脱口秀，他们都比普通议员更具有影响力。

对于上述三点，哈佛大学国际事物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man）认为，电视成为民众疏远公众生活、不鼓励市民参加公众事物的主要罪人。普特南认为，电视使得他所说的“社会资本”坍塌。他的中心前提是，社会资本的积存--市民的信任和他们的社区生活息息相关的程度--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已经倒塌了。如果要以参加慈善组织或者校董事会人数的多少，信基督教还是犹太教的人数多少，以拜访亲朋好友人数的多少，或是以那些信赖政治体制的人数多少来衡量的话，社会资本已经创下了最低记录。

尽管普特南的观点源于美国的经验，但是，加拿大的社会资本同期也急剧下降。加拿大人参加社会服务组织的人，从1975年的23%下跌到1995年的12%。在宗教组织里服务的人，也突然下降得很快--1975年，10个人当中有6个；20年后，10个人仅仅剩下了3个。

加拿大的联邦选举自二战以来，平均保持在75%；1993年，有70%；到了1997年，成了67%。1997年的大选，创造了50年的最低记录。在美国1996年的总统大选里，有选民资格的人里只有不到50%的人参加了选举，这是自1924年以来最低的人数。

另外，对于政治家和政体的批评也有很多。数据表明，1980年只有不到40%的加拿大人认为政治家是没有能力、没有原则的人。到了1990年，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政治家做不了正事。1997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15%的加拿大人认为政治家是可以让人信赖的。而律师的信任率有24%，记者的信任率有32%。政治家沦落到比偷车贼也好不了多少的境地。

普特南认为，电视信任度的下滑和它作为大众传媒主要的传播手段相关。普特南认为，正像氯氟甲烷气体一样，它在空气中扩散了好多年，才破坏了臭氧层；社会资本的问题，只有过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会被人所看见。

为什么大家认为电视造成了公众生活的危机呢？普特南认为有两点原因：首先，电视所谓的“替代”作用。大家一看电视，（以及用空闲的一半时间看电视的人群）就不大会花更多的时间放在和邻居聊天，参加市议会，做慈善工作，读书看报，或者和家人朋友去外面玩的事情上，电视占用更多的私人空闲时间。在比尔·麦克吉本（Bill Mckibben）的报告里，他说，我们变得更孤立了，我们切断了和外面的联系，以至于几乎有3/4的人，不知道他们的邻居到底是谁。

普特南指出的第二个原因，也是著名传媒理论家乔治·格博纳（George Gerbner）提出的“涵化说”（Cultivation Theory），或称“图像建构说”。意指人长期暴露在相同信息下，被灌输了一整套的世界观、角色认同与价值体系。葛伯纳认为影视暴力节目，会对社会大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功能，它为大家建构了一个图像，使人认为这是一个“卑鄙世界”（Mean World），解决之道，惟有暴力。

贪恋电视的人，会把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比现实更加暴力和恐怖的世界。晚间新闻、谈话节目和小报新闻里整夜播放的就是犯罪事实、堕落、流血、故意伤害等画面；在电视的舞台里，世界是一个麻烦不断、阴暗面不穷、险恶无比的地方。充斥镜头的，都是犯罪以及“犯罪新闻”的报道。事实上，晚间新闻的一项研究调查表明，在美国主要的电视网里，犯罪成为目前为止新闻故事里出现最为频繁的一个主题，1991年到1996年，尽管谋杀率下降了20%，但是以犯罪作为故事主题的报道骤升了721%。美国国家电视暴力研究组织指出，1994年到1997年，电视黄金时间出现的暴力场面上升了14%。按照普特南的观点，这么多的电视暴力情节堆积的结果是给整个社会造成了一种致命的不信任感，大家更不愿意依赖他人。但是，电视带来了一个有趣的现象：1997年加拿大的民意测验显示，大多数的加拿大人相信犯罪率要比前5年上升了，自然，加拿大人支持更为严厉的法律，并拒绝怂恿犯罪的行为。但这种感觉却和现实有出入，事实上，犯罪率一直处于低水位，自1994年以来，犯罪率一直在下跌，1997年是几十年的最低点。多伦多的安格列特民意调查公司（ANGUS REID）的约翰·怀特（John White）认为，加拿大人被媒体的“卑鄙世界”的作用弄得无所适从：“人们对此非常敏感，因为它能制造新闻，因为大家在每一天都能看见暴力的面孔。”

普特南认为，电视正在制造他们自己的公众空间，并整合自己的观众，这样的话，就把其他公众领域的地盘减少了--正是在这种减少的地盘里，人类才真正相互影响着。

不管普特南观点的正确性有几何，“没有公众的民主”的观点对于现代政治生活的剧本来说，公众正是大多数的无心旁观者和观众。那些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指挥着各种权利和大众观点。李普曼认为，只有那些位于权利顶端的人才能自如地运作系统。其他像普特南这样的人，相信媒体在制造公众的漠视，在制造那些有害的不信任，因此是个罪人。那些致命的不信任，在现在看起来，正在统治着我们公众空间。这种新文化的不信任正在毁坏作为民主社会血液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