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化”创作

从“五四”时期开始，小说以故事情节的亲和力迎合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口味，逐渐成了阅读场所的主角，也成了人们案头的必备之物。小说也在不断以“长度”增加着反映社会人生的宽度与厚重度。这个“长度”一方面指小说的字数，小说越写篇幅越长，而且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相比总是能“抢得”“优先权”。另一方面指作品的结构——好多作品结构恢宏、情节复杂，有“续集”，有“姊妹篇”，或者干脆是人物相关、主题相连的“三部曲”。回顾近百年中国文学史，有很多作家创作了“皇皇巨著”或“三部曲”，构成了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0世纪90年代较有影响的系列有：王小波的“时代系列”（《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柳建伟的“时代三部曲”（《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王蒙的“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周梅森的“政治小说系列”（《中国制造》《人间正道》《至高利益》）和“反腐系列”（《国家公诉》《我主沉浮》《绝对权力》）、陆天明的“反腐系列”（《苍天在上》《省委书记》《大雪无痕》）、梁晓声的“荒诞小说三部曲”（《浮城》《尾巴》《红卫兵在2000年》）、王旭峰的“茶人三部曲”（《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城》）、石康的“青春三部曲”（《晃晃悠悠》《支离破碎》《一塌糊涂》）、东方竹子的“透明女性”系列（《透明的性感》《透明的女性》《透明的激情》《透明的分娩》），等等。

新世纪以来的系列如：何建明的“教育三部曲”（《落泪是金》《恐惧无爱》《中国高考报告》）、洪三泰的“风流时代三部曲”（《野情》《野性》《又见风花雪月》）、石康的“爱情三部曲”（《心碎你好》《奋斗》《奋斗乌托邦》）、丁天的“青春三部曲”（《玩偶青春》《像一场爱情》《命犯桃花》）、麦家的“密码系列”（《解密》《暗算》《风声》）、雪漠的“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王树增的“战争三部曲”（《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杨显惠的“陇原生命纪事”系列、李娟的《羊道》三部曲，等等。对系列或三部曲的追求到2010年4月出现了一个在“长度”上“前无古人”的“极致”，那就是张炜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你在高原”，这个系列共10部长篇，分别是《家族》《橡树路》《海客谈瀛洲》《鹿眼》《忆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这些系列作品有的属于虚构小说，有的是纪实系列小说。“系列”成势，为纪实小说的发展制造了一种“图书生产”的“环境”。

因为小说天然地具备大众欣赏指向，小说一直被广大读者所钟爱。小说的花样翻新与独特创造总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引起学界热议，碰撞出“争鸣”火花，每每能在文坛掀起新浪潮。在“码洋”话语的氛围中，许多作品被包装上市，被推到各个卖场前沿，尤其是小说作品。图书市场上从创作“初端”到消费阅读“终端”链条运行成熟的标志之一也可以说是“丛书”和“系列”作品的大量涌现。

当然，追求“系列”和“丛书”，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大”的审美追求有关，认为“大”的东西意味着体积、面积、数量、程度、规模、排行等方面占优势，甚至是对质量、力量、容量、含量、效果、实力等的强调和肯定。“大”往往与“统治者”“领导者”“代表者”“胜利者”联系在一起，与人的自由思想、成功渴望紧密相关，在与“中”和“小”的对比中更易张扬出某种愉悦和自信。有了“大”也就能获得人的钦羡和尊敬，譬如人们的尊称中就有“大作”“大名”“大驾”等。

小说“系列化”也是在追求“大”的美学效果。市场经济的规则之一是“做大”“做强”才能“优胜”，才能不被淘汰。推出系列作品，往往是在准备创作什么样的作品、出版哪类作品时，在作品成形之前，就已经酝酿好了面向读者的姿态，作品的写作一开始就带上了鲜明的“目的性”“关联性”“方向性”，被赋予了与其他作品“组合亮相”、相互映衬、互为补充的“互文”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出版社不断将各种“系列”和“丛书”推到了图书市场上，系列丛书逐级升温，不仅有散文作品，有报告文学系列，还有最能勾起读者阅读兴趣的纪实小说系列。这种“系列风”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说，正是图书文化抢占“市场份额”的显著标志，也是“使力”“借力”和“捆绑式发展”的一种思维。这些系列小说一定程度上对纪实小说创作起了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