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不当“沉默羔羊”

据《南方都市报》2004年11月15日报道:11月14日,广东省番禺市桥东环路上一家工厂近千名员工聚集在工厂门口,要求厂方改善待遇,保证员工每周能够休息一天。该厂的生产几近瘫痪,附近交通也有所阻塞。据称,该厂主要生产家用电器,现在的订单越来越多,工厂也朝一个良好的方向发展,但员工的待遇一直得不到提高,最近有不少员工忍受不了太低的工资,也忍受不了日以继夜的工作,离开了这家工厂。据一位女工称,她在补焊的岗位上,每天从早上8时做到晚上10时,中间稍有休息,一天要做近12小时,几乎天天工作,天天加班。可她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00元底薪,加班费是每小时2元,每个月拿到手的只有六百多元,就是这样,工厂还拖欠她一个月的工资。“每天辛苦劳作,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工资却只够养活自己,生活实在艰苦。”而其他员工也纷纷痛诉类似遭遇,觉得现有的待遇实在苛刻,很难让他们安心工作。

2005年春节过后,杭州立伟服装有限公司的公司员工在农历正月十五之前陆续返厂。该公司经理说,员工能及时返厂的原因是“今年将给工人增加20%以上的工资”,并签订合同。该公司一位江苏籍缝纫工小王说,在常熟某服装厂工作的老乡几乎每月收入在一千五百元左右,而自己去年月收入最高时才一千二百多元,要不是今年老板许诺加工资,她就要去常熟找工作了。

从这两则新闻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个群体开始觉醒,一种力量开始形成!

从当年的“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我们似乎能读出一种力量在成长:备受“一盘散沙”诟病的农民工一旦作为一个群体在行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能轻视他们对中国经济、社会甚至包括政治的巨大影响力,毕竟这是一个拥有上亿“成员”的群体,尤其是这个群体中已经拥有了许多有知识有头脑有法律观念的新生代农民工。

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农民工从农村走向了城市,现在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的孩子也已长大成人了,陆续步他们父母的后尘走向城市,成为当前引人注目的新生代民工。他们普遍有着比父辈们高得多的文化,广得多的见识。他们也不像他们的父辈们那样弯腰勾背、畏畏缩缩地进入城市,专挑那些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干,而是染黄了头发、穿着时尚的旅游鞋、拖着带滚珠的拖箱,充满自信地来到城市。他们与城里的青年一样喜欢上网,喜欢明星,他们也要与城里的青年一样竞争技术的岗位,竞选主管的位置。虽然他们一直还没有进入我国政策的主流视野,仍然处于边缘化地位,从身份上讲,他们是农民;从工作上讲,他们又是工人,但他们有着既不同于农民又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他们比农民更强烈地要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比父辈们更强烈地要求基本的社会保障、要求工资待遇的提高、要求工作环境的改善……如果他们在企业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他们不会忍气吞声,而是敢向老板叫板;如果他们在城市受到了委屈,遭到了白眼,他可能一转头就回去了。

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院长徐长乐教授认为,“民工荒”背后的实质是“权利荒”。由于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培训制度存在差异,以及就业歧视、欠薪、职业安全卫生差等问题的存在,民工在城市就业的环境不容乐观。而目前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大多是青壮年,他们除了物质生活需要外,还有精神文化需求。“当前的新一代农民工在思想意识上比上一代更为开放,他们的成长环境不同,大多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洗礼,大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和个人享受,虽然他们在吃苦耐劳方面不及父辈,但他们不再心甘情愿地接受企业强加给他们的不合理条件。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那么新一代农民工还带着对工作环境和前途的追求。因此,他们注定不甘受冷遇。”徐长乐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局部地区的局部行业因为达不到农民工的期望值而被他们“抛弃”是必然的。

新生代农民工的加入,使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素质普遍提高,维权意识普遍增强。当他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屈服,不会容忍,而是抬起他们的双脚,以离开工厂、离开城市来逼迫企业和资本作出正面的回答。因此,有专家认为,“民工荒”实际上是“劳动关系的紧张造成的普通劳动力的虚假短缺”。当前我国的劳动关系正处于转化和重构之中。在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资本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劳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供过于求,使劳动者一直处于劣势地位。而农民工作为普通的劳动者和社会的弱势群体,其处境当然也就更加不利,基本权益常常难以得到保障。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甚至拖欠工资等情况的发生,无疑触动了他们外出打工的底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工荒”也是农民工在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权力格局中为自己争取更多主动权的最后反抗。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以及农民工从珠三角流向长三角,是市场经济对于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也是农民工理性跃迁的直接体现。按照一位社会学家的说法,在一定的条件下,农民外出就业的理性选择会从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过渡,与此相应的行动原则也将从生存原则向最优原则和满意原则转变。劳动关系的紧张使得农民外出就业的“拉力”日益减小,种地收益的好转又使外出就业的“推力”逐渐减弱,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农民理性的跃迁。这种跃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自主性的增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现代社会新一代农民工理性选择的进步和多样性的增加。

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介绍,市场条件下劳资关系的调整主要两种途径:一种途径靠国家颁布劳工标准,通过行政力量来强制实施;第二种是由工人自我组织,用自己的力量和资方谈判、交涉,在市场经济国家,集体规制是主要的劳资关系调整的基本方式。

所谓集体规制,就是集体劳动法律调整的规范,它要求劳工通过行使团结权来成立自己的工会,并通过组织的形式和资方进行谈判,在法律范围内,以谈判、协商甚至罢工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政府不作为一方的代表直接介入劳资双方的关系。而是以第三方的身份来平衡协调劳资关系。由于劳资力量的不平衡,扶助劳工、抑制资本,应该是市场经济下政府劳工政策的最一般特点。而在我国的劳资关系中,农民工在自己的权益和社会地位方面是最没有保障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劳资关系处理的法律机制。”

常凯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某些政府官员为了GDP增长而过分依赖于雇主而忽视劳工利益,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官商勾结共同对付工人的不正常现象。而另一方面,工人组织方面相当弱,原来的工会组织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而农民在这方面本来就没有组织,基本是一盘散沙。此外劳动力市场上的供过于求也使得农民工在劳资关系中几乎没有话语权。

而从最近这一系列变化,似乎可以看出劳资关系的一些新动向,那就是与“民工荒”相伴随而进入人们视线的农民工维权意识的日渐增长,维权行为水涨船高。“这表现了一种趋向——劳资关系应该平衡,应该通过一种组织化的力量来解决。”农民工工会的出现,便显示着这种力量。

2004年初,沈阳市一些农民工集中的企业和地方开始组建农民工工会,截至2004年6月末,已有会员4500人,有的农民工还被选为工会委员及工会领导。工会已经为100多名农民工要回了近35万元拖欠的工资款。

不仅沈阳,其他各地,尤其是珠三角等地,农民工工会也蓬勃发展,已经出现为了争取农民工利益而与资方谈判的原始组织,同乡会等具有民间原始特征的自发性组织也开始出现并发挥作用。

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深圳等地,农民工就试图组织工会;2002年,浙江温州也曾经成立过农民工工会。这一次在“民工荒”的推动下,农民工工会得到了迅速发展。

不过,常凯认为,农民工工会的成立,其像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因为目前农民工工会数量有限,没有普遍的组织结构、格局,暂时还没有改变我国劳资关系极端不平衡的状态,中国“强资本弱劳工”的状况还将会延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农民工维权,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生代的农民工不会再像他们的父辈们那样甘于充当“沉默的羔羊”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他们有自己的权利主张,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歧视、忽视甚至是侵害他们,必将受到他们的抵制。这一次的“民工荒”,便是他们叫板企业与资本的一种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