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家春
老上海人总是把报纸统称为“申报纸”。一提到“申报”立即就联想到“史量才”。
可在我们这个家族里，一提到“史量才”，自然就会联系到比我大两岁的三姐“庞荣棣”，对“史量才”这个课题，对史量才的研究，她几乎到了“痴狂”的地步，三句不离“史量才”！在她思维里，“史量才”早已定格成为一幅浩气荡然的3D动态的彩色画卷，这三个字已成了她的终身的“坐标”，与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庞荣棣的性格外柔内刚，这个刚的一面就是倔犟、耿直，从她做人讲原则，做事很执著中就可看出来。自从她触及史量才这个课题以来，一扎下去就是几十年，为此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与她那种倔而耿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与家庭背景的影响是息息相关，有因果关系。三姐这股“犟”劲，有着很深刻的母亲烙印。母亲娘家在江宁一个小村庄，祖辈做官家境殷富，到外公这代开始走向衰败。母亲在那样环境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
嫁给一个一贫如洗的父亲是外婆做的主。从旁观者角度来衡量，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里”那样糟糕！她成了旧式婚俗的牺牲者！严重地扭曲了她的性格！
父亲其实是很值得同情的人，3岁没了娘，爷爷体弱多病，他从小就下地干活，捕鱼捉虾，回家还要烧饭做家务，苦难生活也为他“囤积”了吃苦耐劳的“资本”！
19岁那年（1930年）爷爷去世了，父亲不甘在乡下种地满怀信心来到上海找姑爷爷姑奶奶，一到史公馆，遇见就是他的叔婶把住了门，万万没料到却遭到了他们的冷遇！一气之下他跑离史公馆，消失在漆黑的深夜里，流落街头！不久，凭着他吃苦耐劳的“资本”，靠做苦工，很快就站稳了脚。
有人不禁要问，30年代初，史量才事业处在鼎盛时期，他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的姑爷爷史量才，宁可流浪街头？这，只能用“老实人”来解答这个问题了。
那时，我家六口人仅靠父亲在外打工挣的钱来维持日常开销。有一次，他因轻信谗言，竟然两年没捎钱回乡，特别是遇到雨季，就如杜甫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描绘的“床头屋漏无干处”那样凄惨和悲凉真实景象出现在我们童年生活里。面对几个不大不小的孩子，此时的母亲简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无奈！无助！更感到无望！为了孩子，她不离不弃一直煎熬着坚守着。
父亲也有柔软的一面，体现在对幼年的三姐身上，特别宠爱她，还为她起了一个小名：“小绿豆”！村里村外方园几十里都知道我家有颗“小绿豆”，成了父亲的“掌上明珠”！
母亲宠爱的对象自然不是女儿。特别当母亲处在最为难之时，早就失去了耐心，倔犟的三姐遇上暴躁脾气的母亲，经常出现不和谐一面，扭曲的性格遇到了一起，也给三姐养成了隐忍、胆却又倔强的品格！俗语道：三岁看到老！也奠定了庞荣棣的一生的性格！
1953年，我和小弟随母亲治疗眼疾才有机会来上海。偶尔，父母带我们到铜仁路上的史公馆去探望曾祖母（史量才岳母）才得到点释放，我们就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似的。80高龄的曾祖母住在后院，见到我们特别高兴，她十分关心我家的生活，向我父母伸出了“橄榄枝”，想把我（曾孙）过继给她外孙史咏赓（史量才独子）。一边住着“滚地笼”般的蜗居，一边是“天堂”般生活的召唤，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母亲对此却不为所动，就是不吭声，这么好的机遇就这样擦肩而过了。事后母亲对我说：“不要去想别人的东西，要靠自己，要争气！”“金窝（史公馆）银窝（外婆家）不如自家茅草窝！”后来才明白，原来母亲是用这种形式的“投资”，来“购买”我们未来的“自立”和“自强”！
一晃两年过去了，母决定不再回乡，父亲就把两个姐姐接到上海来，一家团聚了。我们搬出阴暗潮湿的蜗居，搬进了简陋的“楼房”。过年的时候，父亲带着我们全家人去铜仁路给曾祖母拜年，踏进院内，从屋内飘出一股“印度香”扑鼻而来。曾祖母见我们一家六口人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养活很不容易，就对父母提出：“把小三子（庞荣棣）留下来，我帮你们养，长大了服侍服侍我。”这次母亲同意了。这样，三姐就有机会住进了史公馆。
尽管居住条件有所改善，还属于“蜗居”族。虽然我家的生活过得既苦又涩，但却时常还能偷着乐呢。三姐喜欢唱歌哼曲，我拉二胡或吹起口琴为她伴奏，来调节家里的气氛。我喜欢从“梦想”中去追逐快乐；三姐喜欢从书里去寻找她的乐趣。我们各有所好，在这样艰苦环境里我们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岁月。
趁旧房大修之机，我们在十分低矮的阁楼上开了天窗，又在西面墙上拿开了两块砖，也算有了窗洞，做足阁楼文章！这样能“引入阳光”、“借助月光”来改善生活与学习的环境。都说穷人孩子早当家，两个姐读书学习的自觉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和小弟，都能体谅父母的艰辛。三姐为高中毕业考大学要做功课、要温书到夜晚，为了节约电费，也为不影响别人休息，我为她做了一盏3W灯，灯虽小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史量才”这个话题常听大人唠叨着，耳濡目染从小就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烙印。“文革”刚结束，曙光露点，三姐就开始萌发出触及“史量才”课题的欲望。尽管庞荣棣有幸在史公馆只住了短短一个月，为她续缘史量才提供了最重要的契机。
半个世纪过去，史公馆已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片败落的景象。20多年我们再没踏进去一步，而后院依然还住着一些让人望而却步的遗老遗少。要想跨越叔伯间的历史鸿沟，很难。
一个偶然机会，湖南阿姨来上海出差，在展览会上遇见一个叫庞家震的，说是我堂叔的儿子。虽然相见恨晚，我与他还是往来了，我也去了他家。叔叔发现这秘密，叔侄间消除了“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纪隔阂，瞬间变得“无间”了。我就把三姐想写史量才之事告诉他，他感到非常高兴。期待着“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夙愿，给予积极支持。70多岁的他与儿子一家，就住在史公馆后院里，馆内馆外的老话题他也知道一些。于是，亲自带庞荣棣走访那些老“古董”，帮助三姐迈出最重要一步。从此，她就正式迈向探索“史记”艰难的历程。
原先我支持她的目的是另有所图的，没想到她却动了真格，从“迷恋”，直到“痴恋”程度。真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毫不夸张地说：写史量才过程就是抢救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尝尽酸甜苦辣滋味，她经常受到冷遇，有时甚至于吃闭门羹。但她在所不惜，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倔犟的“牛劲”倒也成全了她。她能一直保持那种锲而不舍精神去收集和探索，对一个家务繁重的业余作者来讲实在难能可贵。从踏进史公馆那天起，她已成为当今追逐“史量才”最持久最忠实的“粉丝”。如老天有眼，史量才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感受到很欣慰的。
另外，想谈点对两本书的看法和评价。两本书花费了太多时间，优点我就不讲了，主要想讲点缺陷和遗憾。
1．“史量才传”既然是史学文献，那就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情。每个细节都要经过细致推敲的，要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任何例子都要有佐证，要有可靠依据，说明来历，并加上注解，“史量才传”显然还有些不足。
2．关于“申报魂”。我所知道，她涉及“史案”很早，她采访那么多文化名流和各界著名人物，可以说没有运用过现代科技的音像技术，把这些第一手材料收集、保存起来，多次采访了刘海粟，结果连一张合影照片也没有留下来。比如说采访夏正农、王维、徐铸成、柯灵、陆诒、郎静山、郑逸梅等都没有留下音像资料，这是最大的缺憾！
3．在收集史料过程中，抓住重点不够。应设法去找到受到史量才恩惠还健在又特别有影响的人物作采访，比如：至今还健在的原国防科委主任张劲夫，他今年正好100岁，目前住在301医院。1927年他才13岁，他就在陶行知南京晓庄学校读书，1931年，陶行知因受通缉从日本偷偷回国，在朋友介绍下，史量才留用了他，并给他10万大洋，他也恢复在上海大场山海工学团，那时张才17岁，就在里面做小老师，后来张劲夫做起了该校的校长。他亲身经历过史量才对陶行知的恩惠，他也是受益者，他发表报纸上的《与陶夫子的日子》长篇文章里，处处可感受到他对史量才的尊重和感恩。这样一位有良知的长者实在应该设法采访啊。相信你采访了张劲夫，还能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
4．没有很好利用“史量才”题外的社会上的人际脉络，有可能把工作做得更大。
201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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