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农民·敦煌学名家

囚徒·农民·敦煌学名家

1992年10月的一天下午，蒋纬国先生在台北圆山饭店宴请来自海峡两岸的敦煌学家，陈立夫先生作陪。在蒋纬国和陈立夫的中间，坐着敦煌研究院的李正宇先生。李正宇是这次由台湾的敦煌学会召开的敦煌学座谈会的内地学者。他的关于敦煌遗书的一系列令人振聋发聩的研究论述，使与会的敦煌学同仁兴奋不已。人们发现：一颗明亮的新星正冉冉升起在敦煌学研究的上空。

蒋纬国、陈立夫二位先生对敦煌学颇感兴趣，席间与李正宇边吃边谈，随意切磋，气氛极为融洽。

“正宇先生，”蒋纬国笑望着李正宇，“听说阁下正在研究中国硬笔书法的历史，可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可以。”李正宇侃侃而谈，“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硬笔是鸦片战争之后才从西洋传进来的，中国书法的历史就是毛笔书法的历史。其实这是一种错觉。”

“噢？”陈立夫先生不禁愕然，“愿闻其详。”

“从敦煌遗书里发现的大量用硬笔写成的经卷、公文和契约，推翻了中国硬笔书法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观点。可以这样说，硬笔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母体。”

“请讲下去，讲下去。”蒋纬国的兴致显得特别高。

“我们知道，”李正宇接着讲，“中国的毛笔书法是从西汉才开始的，至今也不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可是在此之前的甲骨文、钟鼎文以及大量的竹简，都是用什么东西写成的呢？那就是各种各样的硬笔。殷商时代的硬笔叫做‘削’，也就是现在刻字的刀刃。西周时的硬笔叫‘竹挺笔’，即将竹批削圆，再修制出笔尖，然后蘸上漆写字，谓之‘竹挺漆书’——这种书法一直延续到秦末汉初。所以说，先秦时代是硬笔和硬笔书法的一统天下。”

“这样说来，李先生的研究实际上把中国硬笔书法的历史推前了两千多年。”陈立夫插了一句，“可是后来呢？汉代毛笔和墨汁发明之后，硬笔书法是否在中国的书坛上断代了？”

“敦煌遗书的功绩恰恰就在这里：硬笔书法在我国的文化史上绵绵不绝，从未断代。我们在敦煌的卷子里发现了两万多页从汉代到宋元时期的硬笔书法，其中有汉文、梵文、粟特文、突厥文、吐蕃文、西夏文、于阗文、回鹘文、契丹文和八思巴文。特别令人叫绝的是，在唐朝那样一个毛笔书法盛行的黄金时代，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硬笔书法。关于这一点，敦煌壁画里有着非常生动的写照。在一幅《修业僧图》里，画了一位高僧讲经说法，右手执笔，左手持贝叶，边讲边批。四弟子跪而听讲，其中三人也右手执笔，左手持贝叶，边听边记。师徒四人所握之笔，上广下锐，显然是竹片削制的硬笔。这幅壁画产生于公元8世纪，正是唐代的作品。二位先生如果有兴趣，可以再看看先秦简牍，那就毫无疑问是硬笔写成的。”

二位先生认真听着，不时地点点头。蒋纬国问道：“这个时期的硬笔除了竹笔以外，还有什么式样？”

“从敦煌以及河西地区挖掘出的实物来看，汉唐以降一直到清代，我国的硬笔主要有以下这样几种式样：荆笔，截取荆条，末端削尖，蘸墨写字；箸笔，用筷子当笔写字，谓之箸笔；红柳笔，我国西北地区盛产红柳，西北少数民族常将红柳削尖作笔，这在新疆一带的古墓中多有发现；苇管笔，《诗经·邶风·静女》中说：‘静女其娈，遗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这里的‘彤管’就是苇管削成的硬笔。斯坦因在罗布泊地区就发现了好几支苇管做成的笔。鹅毛管笔，斜削鹅翎成笔，大体上类似西方人的鹅毛笔，不过比他们要早得多。白居易就有‘对秉鹅毛笔，俱含鸡舌香’的诗句。尤其令人叫绝的是出自武威张义堡西夏遗址中的竹管瓣尖笔。这是一种有着双瓣笔尖的竹笔，即笔舌正中剖开一条竖缝，使笔和舌分成等分的两瓣，类似现代钢笔的笔尖。这种笔尖比不分瓣的单尖柔软得多，同时还增加了弹性，不仅改善了行笔的流利程度，使笔画流畅美观，而且也提高了书写速度。从它的造型、性能和设计原理来看，无疑开启了现代钢笔制作工艺的先河。”

陈立夫颔首笑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从李先生刚才举的这些例子里，也可以观其端倪。如此说来，即便在现代水笔的发明使用上，我们的祖先也远远地走在洋人的前面了。”

蒋纬国略带些伤感的口吻说：“李先生的研究，使在下顿开茅塞，获益匪浅。不由使我想起了1942年和家兄视察敦煌的轶事。那时我和家兄还都是年轻人，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河西大地以及佛国佛香的莫高石窟，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时光匆匆，掐指一算，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可是当时的人和事，当时的情和景，依然历历在目，恍如昨天。真让人感慨良深啊!”

李正宇说：“当年你和经国先生到敦煌去，就住在东街小学。敦煌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二位先生的音容笑貌。五十年来，敦煌石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欢迎先生再去敦煌一游，看看整饰一新的莫高石窟，也看看辽阔壮美的西部大草原。”

蒋纬国连连点头：“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陈立夫兴之所至，挥毫为李正宇题词：敦煌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文明的瑰宝。写完对李正宇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我是谈判代表。下一次谈判，我还当代表。赞成不赞成啊？”

李正宇点头笑答：“欢迎立夫先生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新贡献。”

读者大约难以想象，此刻在台北圆山饭店和陈立夫、蒋纬国侃侃而谈学富五车的李正宇先生，三十年前还是新疆米泉县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再早一些，他则是湖北潜江劳教农场的一名囚徒。当然，如果把时间推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就是武汉大学最有名的学生了——这个“最”有两层意思：除了他是当时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成绩最拔尖的学生外，还因为他是全校“思想最反动，态度最顽固”因而也是处理得最重的“右派分子”。而他的所谓“罪状”，今天看起来简直令人啼笑皆非。他既没有给任何当权者提过意见——“右派”们最普遍的一条罪状：反对党的领导。也没有说过诸如知识分子地位不高，民主空气不够等等“反党言论”。性格执著、遇事爱刨根究底的青年学子李正宇，在鸣放会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铁托到底是什么人？前些年，铺天盖地的宣传材料说他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叛徒，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现在呢，又说他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铁托到底是什么人？其实他大可不必发此一问。这压根儿就不是他该关心的问题。对于凡此种种高深莫测的问题，老百姓的任务只有一条：认真学习，坚决贯彻。然而他却偏偏要钻牛角!既然钻了牛角，赶紧退出来就是了，然而他偏不，他要钻到底。这就难怪人家对他不客气了。在全校召开的批斗大会上，他成了万夫所指的罪人。他却从容笑答：不，是你们错了，彻头彻尾的错了。这简直就等于把矛头指向不该指向的地方。他获得了“应有”的惩处：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他被塞进货船底舱送到了湖北潜江劳教农场，成为枪口监视之下的一名苦役。

出身农家的李正宇结婚较早，妻子名叫胡克林，是他们家乡的小学教师。李正宇成了“阶级敌人”的消息传到了河南老家，也传到了胡克林所在的学校。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里，人们乐于传播这样的消息。各种各样的游街示众，杀气腾腾的公判大会，原是人们的盛大节日。于是小学校长正式找胡克林谈话。

“知道了？”

“知道了。”

“有啥想法？”

“没啥想法。”

“这就不对了。”

“咋？”

“应该高兴嘛。揪出了一个右派分子，清除了革命队伍的隐患，应该高兴嘛。”

“我当然高兴，高兴得很哩!”

“这就对了。但光口头上表示还不行，还得拿出实际行动来。”

“要干啥？”

“写一份离婚申请，寄到法院去，和右派分子一刀两断。”

“我没有写过离婚申请，不会写。”胡克林说。

“这好办，我替你写。”

“那就拜托了。”

胡克林从校长室出来，急急地跑回家里，给远在湖北劳教农场的丈夫写了一封信：学校领导逼我离婚，并代我写了离婚申诉。法院来人调查，你千万要沉住气，一定要表示不同意离婚。切切此嘱!

李正宇看了信，心中有了底，等法院来人征求意见时，也不说什么，只是将妻子的信拿出来让他们看。法院的人看了，耸耸肩膀，掉头走了。这一面，小学校长已经在积极地张罗着为胡克林介绍对象。对象物色好了，订了日子让胡克林去相亲。

胡克林说：“法院的判决还没下来呢。”

校长说：“那只是迟早的问题。”

胡克林说：“没有拿到判决书就去相亲，这合适吗？”

校长说：“合适!合适!蹬了右派分子，跟了革命青年，还有什么不合适的？”

胡克林的眼珠子转了转，说：“要不这样，我去和我妈商量一下。”

校长说：“快去快来。人家在乡政府里等着哩。”

胡克林出了学校的门，没有回家，也没有找母亲去商量，一溜烟地跑到镇上，搭了一辆便车，连夜离开河南，赶到湖北潜江劳教农场，一头扑进正在劳动教养的丈夫怀里。从此她便丢了公职，跟着李正宇漂泊天涯，尝尽了人间百味，直到现在，她还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家属。

胡克林写得一笔好字，没有工作，她就替丈夫抄稿子。李正宇发表的数百万字敦煌学论著，都是她一个字一个字抄清的。我见过李正宇的书稿，那一行行清丽娟秀、一笔不苟的楷体小字，使我对这位侠肝义胆的女性肃然起敬。

李正宇的敦煌学研究，是从到新疆当农民时开始的。劳动教养解除后，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家乡河南人多地少，生活贫困，他不想回去凑热闹。到城里打工，头上又戴着“帽子”，人家不要他。正在为难之际，远在新疆的叔叔来了一封信，邀请他去新疆落户。叔叔是个老革命，在新疆建设兵团当师长，管着好几个农场。接到来信，全家人感到十分欣慰。新疆天高地宽，又有叔叔这棵大树，他们的前景显然是光明的。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打点行装，告别乡亲，去郑州乘火车。刚到郑州，从新疆拍来了一封加急电报：情况有变，切勿来疆。是叔叔发来的。一家人顿时傻了眼。房子已经卖了，火车票已经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如之奈何？李正宇咬咬牙：好马不吃回头草，哪怕西北是火坑，也要跳进去，走!去了再说!

到了新疆，才知道叔叔因为在农场里搞联产承包，被打成了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撤职了。他自己都成了泥菩萨过河，如何能够庇护有政治问题的亲属？农场无法安排，叔叔就想方设法，把他们介绍到米泉县的一个农村里当社员。好在新疆农村地广人稀，欢迎从内地来的劳工。李正宇年轻力壮，挥锨挖土扶犁耕地拉架子车当装卸工都是好样的，生产队长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就答应收留了。从那时候起，他们一家人在新疆的农村当了将近二十年农民。

李正宇到新疆农村落户时，带了一大木箱古书。这是他唯一值钱的家当，也是他的命根子。离开家乡时，许多坛坛罐罐和桌椅家什他都不要，送给了七邻八舍和亲房。唯独那些当时看起来没有一丝一毫价值的“破烂玩意儿”，却被他一本不少地带到了新疆。那里面有许多关于敦煌的书籍。原先粗粗看过的，现在他就细细地琢磨起来。开头也许还是为了解闷，而一旦钻了进去，想拔也拔不出来了。泥腿子李正宇当时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在册公民，因而没有发表和出版作品的权利。他的研究，完全是一种纯粹的个人爱好。而且为了不致引起人们的怀疑，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他的研究一直处于偷偷摸摸的地下状态。这里需要提一下李正宇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位在旧社会上过学的大家闺秀，一生离不开书籍。李正宇酷爱读书和执著钻研的品格，就是这位慈祥的母亲从小灌输和培养的。到了新疆后，由于他们一家是被打入另册的人，明智的老妈妈隐瞒了自己高中毕业的身份，装成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在那火红的时代里，不识字要比有文化安全得多。然而读了一辈子书报的人，又离不了书报。于是她便和儿子一起进入地下活动。李氏家族的“地下活动”往往是这样进行的：每天吃过晚饭之后，李正宇将玻璃灯罩擦得雪亮，小心翼翼地关好房门，然后和母亲围坐在油灯下，各看各的书。李正宇偶尔抬起头来，望望白发苍苍的老母。母亲则透过老花镜片，给儿子送来温暖的一瞥。一直到灯肚里的煤油烧干了，捻子上结起了大大的灯花，母子二人才极不情愿地放下书本，各自安歇了。在整个过程中，胡克林女士则充当着岗哨的角色：她拿着针线在门口干活或者纳凉，看到有人进来，马上大声招呼。老母连忙放下书本，抱起孙子逗乐，李正宇飞快地藏起敦煌古卷，念念有词地学起“老三篇”或者报纸社论。因而在那样长的一段时间里，村里的人们居然没有发现这个“右派分子”在搞什么研究，更是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位老掉了牙的老奶奶竟然识字。

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李正宇对于敦煌学的研究有了多方面的心得。他深深地感到，敦煌遗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海洋，包罗万象，无与伦比。它包含了我国中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语言、文学、民俗、民族关系、天文地理、科学技术、农业水利、医学巫术、法制教育等几乎全部社会生活的内容。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举措，在敦煌遗书里都可以找到根据。以均田制为例，从北魏开始，一直到北周、唐、五代、宋都实施过，是一项封建社会自我调节的土地制度。但是在正式史书中记载却很简单，只有空泛的简记，而无具体的实例，到底实行了没有？怎么实行的？一直是个疑团。这个问题被我们的敦煌学家解决了。李正宇发现，在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大量不同时代的均田文书，而且记载得非常具体：户主的姓名，多少人口，每个人的名字、年龄、性别，应受田，已受田，每块地的位置、长宽、大小，有什么水渠，以及谁是寡居，谁是出征的战士（以上两种人免赋）等，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证明我国历史上确曾实施过均田制，而且实施得比较认真，不是一句空话。这种带有改革色彩的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发挥了土地效益，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

在司法审判方面，过去一直认为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案卷是山西洪洞县的苏三案卷。李正宇的研究将这一公认的结论推翻了。他从敦煌遗书里发现了后晋开运二年的土地纠纷案卷。而那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情，比苏三案卷要早好几个世纪。在那份案卷里，有寡妇的诉状，有节度使的批语，有都押衙（法官）的调查取证，有地契，有双方当事人的口供，有见证人的证词，以及法官请求结案的呈文。最后是节度使曹元忠的判决：既经查实，土地归还原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寡妇写诉状到节度使判决结案，一共花了六天时间。效率之高，速度之快，法律程序之完备，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思考的空间。

李正宇在研究中还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人们原先一直以为，“石油”一词是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最早出现的，而“煤油”这个词则最早出现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李正宇在研读敦煌遗书时，发现在五代后晋的一张《归义军军资库请凭牒》里，就已经使用了“石油”和“煤油”这两个词，比沈括早了一百多年，比李时珍早了好几百年。从而将我国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历史推到了一千年前。尤其令人叫绝的是，在敦煌遗书中还发现了一些商业广告词。现代人原以为铺天盖地弄虚作假的广告是咱们的专利，谁知我们的古人早就抢先了一步。在一千多年前的五代，广告文学就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了——

其一：某乙铺上新铺货，要者相问不须过；交关市易任平章，购物之人但且坐。

其二：某乙铺上有，橘皮胡桃瓤，栀子高良姜，陆路诃梨勒，大腹及槟榔，百病都医治，保君万事昌。

前一个是杂货铺的广告，后一个是中药铺的广告，笑脸相迎，拍胸脯打保票，可谓抓住了顾客的心理。在用浮夸之词招揽顾客这一点上，古今商人的手法原是相通的。

1971年底，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政治空气有了松动。李正宇被调到大队医疗站去当赤脚医生。这是他用黑色的汗水换来的。在打麦场上，他一次可以扛两麻袋玉米；拉满载重物的架子车，他可以顶得了一头牛。出色的劳动表现感动了淳朴的农村干部，他们也不管他的头上是否还戴着“帽子”，就让他去当医生了。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李正宇有文化，不等于他就会看病。然而憨厚的农民不管这些，他们觉得一个堂堂的大学毕业生，应该会看病。李正宇也就不好辜负乡亲们的一片心意，边学边干，边干边学。为了掌握针灸的要领，他将自己身上的所有穴位都扎遍了。慢慢地李正宇居然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郎中。人才难得。1974年，李正宇这个“人才”又被公社相中。公社直属的小学要办中学班（即所谓戴帽子中学），到处物色人才，几经筛选，李正宇被破格任用为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老师。不过身份还是农民，只是每月给10元钱的补贴。后来，一个难得的机会从天而降：县上要招考一批民办老师，考取后每月有40元的工资。李正宇便急急地报了名。正好他的儿子李树辉高中毕业后在家劳动（当时上大学的都是工农兵学员，压根没有他的份），也一并报了名。考试那天，父子同堂坐在县一中的教室里答卷。其时李正宇已经四十七八，是快要知天命的人了。50年代武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我国著名编辑家何启治、王朝垠的同班同学，如今却为了一个民办教师的名额，和18岁的儿子在一起考试!

父子二人同登榜首。李正宇被调到县一中去教书，每月四十元的工资，身份依然是农民。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很满意。因为这所学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图书馆，更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做学问的条件好多了。于是他便继续敦煌学的研究。当然，和在生产队的时候一样，这些研究依然是随心所欲，零零星星的。然而正是这许多零星的涉猎，为他后来系统的敦煌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发现，在敦煌遗书里有着许多宝贵的教育史料。关于古代学校的类别、性质、培养目标以及教材等，资料极其生动。一位唐代学童在书本上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谁人读咱书，奉上百疋罗；

来人读不得，回头便唱歌。

另一位顽皮的儿童在别的学生的本子上写道：

今日书他纸，他来定是嗔；

我今归舍去，将作是何人。

天真活泼之态，跃然纸上。

而那时的老师又是如何鼓励和表扬学生的呢？请看唐代的一则写在作业本上的教师评语：“渐有少能，亦合甄赏。”这是距今1200年前的批语，分寸感极强，非常符合现代教育心理学。比我们现在有些教师对学生的捧杀或者棒杀要强多了。

他还发现，早在晚唐时期，我国就有了最初的剧本。而在此之前，一般都以为剧本是从元杂剧开始的。敦煌遗书中有一篇被李正宇定名为《释迦因缘剧本》的作品，就是以戏剧的形式，表现了佛祖释迦牟尼的降生、结婚、出家以及成道的过程，连说带唱带跳，是一种原始形态的歌舞剧。这个剧本的发现，把我国剧本创作的历史大大地提前了。而诸宫调的艺术形式，根据历史记载是北宋末期的开封艺人孔三传创立的。可是在敦煌遗书中，却发现了唐朝天宝年间的诸宫调——连说带表演的说唱艺术。比历史记载提前了三个半世纪。

1979年，在“四人帮”被粉碎三年之后，李正宇才被落实了政策，从此成了国家的正式职工。新疆大学要调他，米泉县不放。县领导说：你们早干什么去了？960万平方公里没有他立足之地的时候，是我们米泉收留了他；“阶级斗争”喊得震天响的时候，是我们硬着头皮让他当了中学教师。李正宇是米泉人!米泉的中学生考大学，还要靠他培养哩。而李正宇的心却不在米泉。他的心早已飞到了敦煌——因为他的事业在那里。1981年《光明日报》刊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招聘研究人员的启事。李正宇立即写信应征，并寄去了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敦煌文物研究所很快发出了商调函，但米泉县把商调函压了。李正宇去找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说：“李老师!您让我掏心窝子说句实话：作为一个县委书记，每年的高考上不去，我如何向群众交代？我过去曾是您的学生，您就帮学生一把吧!等把高考促上去了，您到哪儿去都行，全县人民欢送您。”李正宇说：“我已经是50岁的人了，再也耽误不起了。再说，米泉县的高考也不能靠我一人呀!”县委书记说：“您打我骂我都行，就是放您不行。”198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党委书记拿着当时教育部长蒋南翔的批示来到米泉县，李正宇的调动问题才算解决了。

李正宇到了敦煌，犹如唐玄奘到了印度。从此他便一头扎进敦煌遗书的海洋中，奋臂遨游，挥洒自如，创见频出，成为世界敦煌学研究中的一匹黑马。

过去我们总认为标点符号是从欧洲传来的。李正宇经过研究，发现我国早在5世纪的敦煌写本中就已经出现了多种标点符号。而西方标点符号的产生，则最早不超过11世纪。也就是说，标点符号这种无声的语言，中国比欧洲要早出现6个世纪。他将从西凉到北宋的写本中出现的标点符号，概括为21种类型：句号、顿号、重文号、省略号、倒乙号、删除号、敬空号、篇名号、章节号、层次号、标题号、界隔号、绝止号、勘验号、勾销号、图解号、移位号、破折号、签押号。每一种标点符号都有详细的分析说明和大量具体的实例，令人诚服，为我国语言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

还有一个很小的例子：过去我们都知道横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钱玄同提倡实行的，它的历史不过百年。李正宇在唐代的卷子中发现了大量横写的佛经，这就把汉字横写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他的视角是那样独特，观点又是那样新颖，仅从我们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里，就给中国文化史提供了许多大家不知道的新东西。

刚到敦煌不久，李正宇去长沙参加学术会议。主持会议的湖南省文化厅长易允武，正是李正宇在武汉大学时最要好的同学。会议结束后，易允武请他到家里吃饭，并谈起了自己正在筹划的一件事情：准备办一所文化艺术大学，地址就在风景秀丽的湘江岸边，届时请老同学前来任教并主持文学系的工作。说完笑吟吟地望着李正宇：“怎么样，老同学？在西北吃了那么多年苦，该落叶归根，回到南方了。”

李正宇笑道：“西北的生活我已经习惯了。风沙，干燥，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易允武望着苍老黑瘦的李正宇，不由叹了一口气。

1986年后，李正宇先生进行了一项特别有意义的研究。当然，这同时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为了这项研究，50多岁的人顶着37℃的烈日，冒着八九级的大风，徒步在沙漠中勘察了好几个月，终于得出了一个令历史学家耳目一新的结论。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一致认为，我国古代的长城，许多地方是将诸侯国以及各郡州所筑的长城连缀起来，而形成绵延万里的宏伟工程。这里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春秋诸侯国以及后来北方和西部的一些州郡果真修筑过长城吗？李正宇想通过实地考察，解开这个千古之谜。这个想法是从敦煌遗书中的一则文献引发的。南北朝时的高僧兼旅行家法显在《佛国记》中曾有一段关于敦煌古塞城的记载：

夏坐讫，复进到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

以往的注释家对法显所记的敦煌塞，多理解为敦煌北部横亘东西的长城——边塞。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对的。法显所说的“塞”，是具有东、西、南、北四面墙垣的大城。既有四面墙垣，就不是向东西延伸的长城了。经过实地勘察考证，以及对于敦煌史料的深入研究，李正宇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古代，敦煌有两座塞城——小塞城和大塞城。小塞城是包围敦煌城区绿洲的郡城，范围比现今的敦煌县城略大。而大塞城则要雄阔得多。它包围了敦煌郡境几个主要的绿洲，其中包括汉代的敦煌郡六县。这样大的一个塞城，实际上是包围敦煌郡境的边城。西凉王李暠曾下令重修过这座塞城，《晋书·凉武昭王传》载：

玄盛（李暠字）乃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

敦煌郡境以北、以西以及西南，为北胡、南羌和西戎的势力。为了防止外族的侵扰，对塞城大垣进行重修和加固，使之成为可靠的屏障和坚固的防线，就是敦煌的统治者必须考虑的大事了。

到了隋代，国力空前强盛，版图越过葱岭，敦煌已由军事前沿变为腹地，塞城设防完全没有必要了。当年巍然挺立于戈壁大漠之中的古塞城，也就日渐废弃，成为荒草萋萋的土垄了。李正宇和他的助手们跋山涉水，找到了这座周长近百公里的古塞城的残垣断壁。接着他又据此推测：汉代西部及北部边郡如酒泉、张掖皆当有类似敦煌的大小塞城。他终于恍然大悟：绵延于丝绸古道的长城，原是将诸多古塞城的北部墙垣连接相缀而成的。于是举一反三，推测出我国历史上的诸侯小国并未修筑过长城，他们的所谓“长城”只不过是边塞城垣。秦始皇修筑长城时，巧妙利用了这些塞城而已。这个论断得到了许多历史和地理学家的赞同。

李正宇的贡献远不止此。比如对于敦煌佛教史的研究，便在我国学术史独树一帜。根据传统观念，佛教是消极厌世的，是绝尘超俗的，轻视今生，重视来生，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虚无空茫的未来。李正宇在研究和考察敦煌遗书、敦煌壁画、敦煌石窟供养人题记、敦煌历史和唐宋敦煌社会情状的过程中，发现佛教也是与时俱进，经过漫长的演进从原本所规范的严格的清规戒律，逐渐融入了世俗社会，变成了世俗佛教。他发现，8至11世纪的敦煌佛教，不再轻视今生，而是今生、来世并重。或者说，更加重视今生，对现世利乐的追求远在来生之上。尽管佛经认为今世“苦海无边”，而僧侣及信众却十分珍爱今世，钟情人生。一方面固然祈求来世进入“极乐佛国”，但更祈求佛国降临今世，把人世间变成佛国乐土。僧侣们在讲经论道时，虽然大谈“苦海无边”、“四大皆空”，但在面对现实时，却是积极进取，入世合俗。正如唐朝和尚慧日所抨击的：“口虽说空，行在有中。以法训人即言万事皆空，及至自身，一切皆有。”慧日斥责这种“行参尘俗”的行为于“沙门之义”远矣。而8至11世纪敦煌佛教正是这样一种“行参尘俗”的佛教。如果说这就背离了佛教的“经”、“戒”，那么，又有哪一个地区的佛教、寺院、僧侣、信众只追求来世，不谋求人生利乐，而且鄙视和拒绝现实利益呢？皈依佛教如果只能绝情人间，去“舍身饲虎”、“割肉贸鸽”、“身剜千灯”，还会吸引万众趋之若鹜、长盛不衰吗？敦煌佛教恰恰一反“厌世弃俗”、“超世绝尘”的教条，转而面向人生，追求现世幸福，兼求来生极乐，所以才能蓬勃发展，势不可挡。

李正宇发现，8至11世纪的敦煌佛教，僧人们一面高谈戒律，一面食肉、饮酒、娶妻生子、从政从军、置产敛财、役奴使婢、乘马骑驴……种种非戒、违戒之行大量存在。但他们自有办法，那就是通过“忏悔”来加以救赎。然后又违戒，然后再忏悔，然后又得到救赎。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如此宽松的宗教，人们自然乐于参加：既不损害现实利益，又可得到来世福祉，何乐而不为？因而在整整好几百年时间里，敦煌的世俗佛教几乎覆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具有不折不扣的全民性。上自敦煌王族、达官贵人、都僧统、都僧政，中间包括各级官吏、军将，下至平民百姓、贩夫走卒以及妇女儿童，无不是这种佛教的信徒。

李正宇认为，佛学家们阐释的佛学义理可谓博大精深。但佛教的发展，并不是按照佛学义理的规范进行的。恰恰相反，佛教的发展却是根据人世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以及历史的前进而发展演变的。以法显、玄奘、义净等为代表的历代求法高僧，他们追求真理的精神以及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的巨大贡献，毫无疑问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仰。但他们不认可佛教按照社会、历史以及人生的需要而发展变化，一意要把发展变化了的佛教拉回到释迦牟尼时代，保持佛教原始模型不变的做法，却不值得肯定和效法。若按照佛教的规范，坚持要僧人托钵讨饭，过中不食，剜身割肉，忍所难忍；要求广大信徒厌世绝俗，不营世务，把佛教的门槛打造得高不可攀，让人望而生畏，恐怕只能将佛教引上萧条不振的绝路。而倒是以隋唐为代表的敦煌世俗佛教，降低门槛，与时俱进，吸引了广大民众踊跃加入，从而使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盛境地。如果没有世俗佛教的产生，如果没有这种空前繁荣昌盛的局面，世所罕见的敦煌艺术也就不会出现。

李正宇的这一成果，在佛学研究中卓然独立，发前人所未发，见前人所未见，为佛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李正宇的勤奋在敦煌是出了名的。多少年来，他孤灯只影，孜孜矻矻，犹如一位修禅入定的高僧，经常写作到凌晨四点。有时为了赶一篇稿子，他可以连着两天两夜不睡觉，在椅子上连坐48个小时。他对我说，这是极“左”路线给他的“恩赐”，是数十年严酷的生活练就了他的钢筋铁骨。这些年来，他出版了《敦煌史地新论》、《敦煌历史地理导论》、《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兼论中国书法新史观》等著作，发表五百多篇论文和序跋，在国际敦煌学界引起热烈反响。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他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证书，并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虽然已经年过从心，却依然生气勃勃地向着敦煌学的珠穆朗玛峰挺进。一次我去敦煌采访时，恰好和李先生住在同一间公寓里。每天晚饭之后，他点燃一支香烟，和我天南海北地泛谈。侃历史，侃敦煌，侃自己，侃家人，一直侃到十二点，一盒烟抽完了，我也犯困了，倒头便睡。中间数次起夜，每次都见他爬在书桌上，奋笔疾书。远处传来了嘹亮的鸡鸣，昏黄的灯光下依然蜷曲着一个瘦削的背影。朦胧的灯影下，我似乎看到了支撑着那肩背的铮铮铁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