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困难

2011年，实体经济的空心化风险与虚拟经济的非理性繁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副面孔。

这一年，我提出的“实体经济基础论”，正着眼于解决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困境，用以解决生产力发展基础问题的理论构想。

自从9月底温州高利贷事件爆发后，产业“空心化”问题便迅速暴露出来。这一年11月，在G20法国戛纳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要把财政和货币政策落到实处，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部门，扩大生产”，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必须做到“四个牢牢把握”，其中之一就是“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显然，发展实体经济已成为国家高层的意志。

有了《中国企业报》这个平台，自己的想法便能很快实现。

自2012年1月10日起，我带领属下们开展了“系列评论专题：九十九评发展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展开了有规模的报道，在新闻界、实业界、经济理论界、金融界刮起一阵实体经济舆论旋风，形成了2012年两会报道的新气象。有报纸谈论说，这次系列报道为当下几近干涸的实体经济土地带来了一场及时雨，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与舆论引领。印象中，这是中国新闻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系列评论。

如若评选2012年新流行的经济名词，“银行暴利论”恐怕必在当选之列。“银行暴利”话题的广泛传播，并且为社会所接受，与我们的实体经济评论有直接的关系。

2月6日，中国国际问题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接受访问时，说出了银行利润超过烟草行业的惊人事实。2011年，农行、建行、工行、中行四大行的净利业绩分别是1220亿元、1694亿元、2084亿元、1303亿元，相当于日赚17.26亿元。银行业一举超过房地产业、烟草业，成为中国最赚钱的行业。看到这则消息，我脑海中立刻出现“暴利”两字，不管银行的人自己承认不承认，这已是基本事实。看到消息已是晚上8点，第二天就要出报，我马上安排实习的学生写一篇，自己动手写三篇，一口气写到凌晨4点。8个小时，《企业衰退，银行还会幸存吗？》、《银行业榨取理论的“风景线”》、《银行暴利的三大推手》、《终结银行暴利七策》一下子拿出来了，从现象描述、后果分析、问题发掘到策略阐释，形成了一个小系统。

在其后的实体经济系列报道中，《中国企业报》又先后推出了《企业衰退，银行还会幸免吗？》、《银行正在成为垄断资本阶层》、《银行与企业不能变成“黄世仁”与“杨白劳”》、《实体经济是银行高利润的最大受害者》等15篇关于银行的评论，同时报纸在3月9日一期以整整10个版——“回归实体，银行暴力之弊端”，对银行业发展现状加以报道。通过一连串集中式的轰炸，把实体经济寸步难行与银行业暴利的水火两重天现象描述了出来。

为什么要针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评论，我们在开始设计时也没有这么多内容，只有七八篇。后来在研究时发现这里面东西很多，写着写着，便把银行作为虚拟经济的载体与实体经济的对立面来写，分量一下子便重起来了。从新闻美学来说，对于实体经济这个主题，有了银行暴利这个“阴暗面”，便显出一凸一凹，一明一暗，一正一反，使得整个报道显得深刻了。

不久后，媒体上出现了一篇“李锦PK杨凯生”的文章，银行方面的人坐不住了，中国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亲自出面驳斥我“不是银行的人”。原本只是从银行方面对实体经济进行评论，现在却演变成一场学者与银行家的思想交锋。

这一年的“两会”上，围绕着银行暴利，专家、学者、官员们展开了激烈论战。很多银行从业者站出来替银行业“辩护”，由此导致论战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表示，“我不苟同暴利这样一种说法”，工行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其净利润增长是国民经济运行的良好态势在金融领域中的体现。建行副行长庞秀生认为“银行日赚几个亿，反映的是经营规模，与利润的薄厚没有直接关系”。在这些论战中，我和工行行长的“交锋”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为银行暴利做的辩护与解释，构成了“银行暴利”论争的高潮。

最后温家宝总理为这场纷争下了定论。4月，在到广西、福建等地调研时，温总理就企业融资问题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为什么呢？就是少数几大家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只能到它那儿贷款才贷得来，别的地方很困难。我们现在所以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这个思想。”温总理的讲话实际上间接为“银行暴利论”正了名，银行利润非正常现象的观点于是从支流转变为主流，成为中央政府的看法。自此之后，尽管还有为银行辩护的声音，但已如秋后蝉鸣，几不可闻。我与弟子们很兴奋，有种饮马长江、旗开得胜的感觉。

我到北京后，带了一批研究生弟子，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与传媒大学，我出了标题与观点，让他们写，然后我再改一遍便发表了。他们很有战斗力，热情很高，多数是一挥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