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决议”

根据苏、美、英三国外长签订的苏美两国军队尽早撤离中国的协议，从1946年2月1日开始，苏联红军沿中长铁路北撤回国。

我们的部队随着苏军的撤离，推进到哈尔滨市周围。北满军区参谋长李天佑统一指挥各部队：359旅刘转连部向三棵树地区推进；松江军区哈东军分区温玉成率部向上号一带进发；哈南军分区王奎先部向顾乡屯一带进发；调北安军区一个团占领了江北，并在市内预先设置了秘密军事制高点。苏军没有撤离时，我们的人员不能以公开身份进去，我们就先派了一些便衣队进城，防止国民党撤离时破坏城市。国民党的省长、市长等接收大员看见我大军压境，吓得坐上飞机跑掉了，部队也溃散了。

1946年4月28日，我们的部队先解决了聚集在哈市郊区的国民党保安军。当苏军的最后一列火车开走之后，我们部队一枪未放就进入了哈尔滨市。北满分局、北满军区和松江省党政军机关也回到了哈尔滨。5月1日，哈尔滨市的各电影院都放电影欢迎我们的部队。

我们进驻哈尔滨后，市公安局按照市委严惩罪大恶极汉奸特务的指示，展开了锄奸工作，逮捕了国民党第2军军长白久泰等30多人，摧毁了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

1946年4月底，我们进入哈尔滨时，我军在四平街与国民党军开展了激烈的阵地战。国民党军先后集中10个师的兵力向四平地区发起全面进攻，5月18日突破我军防线，中央随即命令我军于19日夜撤出四平。国民党军跟着向北打来，5月28日进占吉林，逐步控制了第二松花江以南广大地区。

我军从四平撤退后，6纵由德惠退到松江南部重镇陶赖昭。为防止敌人继续北进，北满分局决定成立临时陶赖昭前线司令部，调吕正操任司令员，我任政委。任务是控制松花江沿岸，守卫松花江桥。我和吕正操立即坐铁甲火车到了德惠前线，这时6纵队还没有撤完。我们在松花江沿岸察看地形，准备阻击敌人过江。

四平撤退后，林彪司令部到了五常。这时，林彪司令部来电报叫我们炸掉江桥，不守松花江了，要部队撤到哈尔滨周围。队伍乘坐哈尔滨开来的火车，撤到双城、阿城、珠河一带驻扎，哈尔滨外围也驻了一些。我从前线回来时，林彪已到了哈尔滨。

这是我军进入东北后形势最为严峻和困难的时期，没有根据地的作战极为艰难，伤员都是战士们自己抬。部队非常疲惫，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悲观、急躁情绪。

后来，在1949年3月四野高干会议上，罗荣桓同志曾痛心地说道：“从长春撤退到哈尔滨时思想很混乱，全军无所措手足。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非常严重……敌人一进攻，散的散，叛变的叛变，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¹⁶⁾

出现这一局面，主要是我党进入东北后的一段时间里，对东北的形势还处于一个认识过程。东北局主要领导，对局势的估计存在失误。罗帅说：“当时东北党的领导上思想又不统一。在对敌我力量的估计上，有的认为敌强我弱，有的认为敌弱我强。由此出发，又产生了是以和平为主，还是以战争为主；是先控制大城市，还是依靠农村，这样一些分歧。”“我们显然处于劣势”，“只有切切实实地准备长期战争。那当然要把中长路沿线的大城市放弃，以农村和小城市为立足点来包围大城市。而如果对和平有幻想就会以大城市为主了。很明显，这是两个不同方针的争执”。⁽¹⁷⁾1961年6月，罗帅在《关于编写四野战史的指示》中讲：“抗战一胜利我虽有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但时间来不及。有些同志，对这一形势的变化看不清楚。在中央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情况下，提出了‘最后一战’，以为和平快要到来了。在形势变化之后，思想不跟着变，还想控制中长路和大城市，战略上就失去了主动。”⁽¹⁸⁾这就是当时的基本情况。

3月，东北局由抚顺迁到梅河口，在部分东北局委员和部分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上，对和战问题，对创建根据地问题，对部队作战方针等问题，又一次进行讨论。这时毛主席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指示电，已下达几个月了。

4月18日，东北局由梅河口迁至长春。

5月21日，东北局由长春撤至哈尔滨。

5月26日，根据东北局的建议，中共中央批准北满分局与东北局合并，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撤销后，松江省工委改为松江省委，归东北局直接领导。我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副书记兼副政委钟子云，省政府主席冯仲云，省军区司令员李天佑，副司令员李寿轩，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熊伯涛。

松江地区虽然已经建立起初具规模的根据地，但在一些地方，地主阶级、敌伪残余仍统治着农民，土匪到处流窜，根据地还不巩固。尤其是在我军撤出四平、长春、吉林等地之后，松江地区潜逃到山区的国民党“先遣军”、“地下军”、土匪和地主武装乘机相勾结，在一些县区又猖狂起来，包围新生的基层民主政权，屠杀工作队干部和群众，制造混乱。

局势变得紧张起来，在省委和省军区干部大会上，我作了新的工作部署。我在会上讲：根据目前形势，松江省将变成战区，有些地方可能变成敌后。我们不能让大城市拖住后腿，我们的工作中心要集中力量在山区，组织工作队、武工队，镇压反动地主，剿灭土匪，进一步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松江要在珠河、苇河、延寿一带建立敌后根据地。

根据敌人进攻的态势，6月1日，林彪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准备放弃哈尔滨的设想。6月3日，党中央复电东北局：“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应对敌人“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的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¹⁹⁾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决定搬往后方佳木斯。松江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决定搬往后方延寿。卫生部、后勤部、后勤人员、军用物资都搬到了延寿。我们主要负责人还在哈尔滨办公。

1946年6月，在哈尔滨团聚

由于国民党军队战线过长，加上我4纵在南满向敌人发动进攻战，敌军兵力不足，首尾无法兼顾，不得不在第二松花江以南的地区停下，没有进攻哈尔滨。

6月6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15天的协议。之后又继续停战了三个多月。

1946年6月16日，根据东北严峻形势，为了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1946年7月初，改组后的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指示精神，分析了国内外和东北的形势，总结近一年来创建根据地和阻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经验教训，统一领导思想，进一步明确制定了全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的各项具体政策。

7月7日，会议通过了委托陈云同志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就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七决议”。7月11日，中央作了一些修改后，批准了这个决议。

《决议》正确地估计了当时东北敌强我弱的形式，指出：必须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全党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国民党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

根据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决议》指出：大城市是我们所需要的，但大城市暂时一般地不宜确保，如果偏重大城市，轻视建立根据地，我们将面临既无大城市又无根据地的危险。因此，必须规定，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

现实东北的斗争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卫解放区，为了实现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民主而斗争。《决议》指出：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在保卫群众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结成广泛的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统一战线。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决议》确定我军作战的原则，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决议》号召广大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发动农民，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

会后，陈云到西满、高岗到合江省东安、林彪到松江传达7月会议精神。

松江军区干部欢送李天佑赴一纵（左一张秀山、左五冯仲云、左六李天佑）

9月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有同志还在讲和战问题，讲对蒋介石是“洗脸政策，而不是杀头”，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当接到新华社的广播稿《蒋军必败》，说：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这才不争论了。

“七七决议”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在东北形势严峻之际，及时统一了东北全党全军的思想，使东北党的工作方针和军队的作战指导思想，转变到中共中央制定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上来，并成为东北全党、全军的实际行动。

从这时起到1947年夏季攻势前，东北全党全军遵照党中央指示和“七七决议”，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克服了干部中的悲观情绪和和平幻想，树立了进行艰苦自卫战争的决心。部队经过整编、补充，每个师达到一万人左右，并组建了炮兵。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配合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使部队的战斗力提高很快。

东北局动员1.2万干部组成武装工作团，下乡发动群众。经过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地建设根据地的工作，以及我军“四保临江”、“三下江南”作战，巩固了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从而扭转了东北整个战局，为解放全东北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