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起草中共的《历史决议》

二、参与起草中共的《历史决议》

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同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进行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共历史，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实现了历史转折。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会议还没有也缺乏条件作出评价，全会公报认为，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迈开步伐，社会关系全面调整，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显得愈益迫切。1979年10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委员长作一个讲话。龚育之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讲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的历史作了“初步的基本估价”^[5]，既肯定成就，又首次指出30年间的一些重大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6]。1979年国庆之后不久，中共中央正式启动《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成立起草小组。领导决议起草工作的是邓小平、胡耀邦，直接负责的是胡乔木，具体执笔的是起草小组。而龚育之作为具体执笔的主力之一，呕心沥血，竭尽全力。起草工作“从看档案材料着手。从中央档案馆调了很多档案，大都是过去没有看过的。分头看材料，然后才讨论和起草提纲”^[7]。历经一年多的时间，经过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群众路线的讨论过程，吸收了各种好的意见，排斥了各种不合适的意见，最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一《历史决议》。

自始至终参与《历史决议》的起草，龚育之对起草情况知之甚详。1981年7月，《历史决议》刚刚通过，他就应青岛市委之邀作了一个关于学习《历史决议》的报告，讲述了《历史决议》是怎样采用科学方法分析历史、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阐明毛泽东思想及其指导作用等重要问题。2001年，在纪念《历史决议》通过20周年时，他又结合新的档案资料，对决议起草的由来、核心问题、起草的开始、初稿的提出、4000人大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继续讨论直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最后通过等情况都进行了一番回顾，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当年将政治智慧、政治良心和政治勇气相结合的大仁大智大勇，以及起草者们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的持续努力，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研究《历史决议》保存了颇有价值的史料。

就参加决议的深切感受，龚育之后来在回忆时强调：一方面要非常地尊重它。强调坚持《历史决议》，就是要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已经得到的成果后退。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历史在前进，理论在前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在前进。有人说，从前进的观点来说，是否有必要固守二十年前《历史决议》的那些结论？我认为，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这到现在还是站得住脚的，具有不容动摇的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中央通过）。另一个层次是在肯定历史决议基本结论的基础上，对于建国以来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的认识进一步有所深化、有所发展。这样的深化和发展，当然是历史前进和认识前进所必需的”^[8]。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决议的辅导读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这本书是龚育之和几位参加决议稿执笔人主编的，同样花费了心血。《历史决议》通过之后，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和理解，龚育之等人编写了这本注释本。这本辅导读物，提到《历史决议》涉及到但不可能展开的许多重大事件的背景、经过，不但介绍详细，而且材料丰富，说理周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献档案还没有公布多少，注释本因而极受读者特别是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人员欢迎。两度重版，数次印行，迄今仍为中共党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