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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文字魅力

时间:2022-01-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闻一多评论《庄子》对中华文化的贡献说:“……《庄子》的文学价值还不只在文辞上……他的思想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读《庄子》,根本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字的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形与本质的极端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只那一点,便足注定庄子在文学中的地位……就算庄子造了一件灵异的奇迹……单身匹马给文章开拓了一块新领地,也无不可。”我再挑选一些庄子的成语列于下面。

汉字多美

汉字不同于欧洲文字,可惜我们的学校不教其中的差别以及汉字的优点。

传说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而造字,暗示了汉字与大自然密切相关。

汉字象形,让读者的视觉引发一种图画式的心理印象,自然地使“语根”留住每个字的意蕴。清代的庐文弨在《说文解字读序》中说:“圣人说字之形,四一贯三为王,推一合十为士……黍可为酒,从禾入水也,牛羊之字,以形举也……”而布卢姆菲尔德(L.Bloomfield) 在《语言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中说:“汉字的视觉符号直接表现概念。”

还有,单音节的汉字直通古老声源,负载祖先某种情感与意义的内涵。

这样,汉字有意象的自足性,不仅是形、音、义合一,而且不分词性,十分自由。这种自由使汉字成为最佳的诗歌语言,表达人的心灵深处的一切,包括生活经验、思维的理念及幻想的幽远。司空曙诗云:“孤灯寒照雨,深竹暗浮烟。”诗中的寒字和暗字,都可以解作名词、动词和形容词。

而王维的《春日上方》写道:“柳色春山映,梨花夕鸟藏。”十个字分为两句,给我们展示的意象,可能很多。它一来引起我们的好奇,二来叫我们任意创造自己的意象和美景。梨花、夕阳、鸟(鸟群)三者何者为主,何者为宾?三者关系是什么?这样的诗展现无限空间,而字就发挥它的无尽张力。假如有人变第二句为“梨花中藏着黄昏飞来的鸟儿”,就大煞风景了。

闻一多评论《庄子》对中华文化的贡献说:“……《庄子》的文学价值还不只在文辞上……他的思想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读《庄子》,根本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字的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形与本质的极端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只那一点,便足注定庄子在文学中的地位……就算庄子造了一件灵异的奇迹……单身匹马给文章开拓了一块新领地,也无不可。”(《古典新义·庄子》)

成语功力

正因为文人用文字写意象,而汉语的字和言各有特点,所以,中华智慧的传承多数依靠言传,因为文字只是少数人认识的工具。这样,“成语”便变为方便沟通“文”与“言”的媒介。《庄子》的33篇文章,每一篇都载有脍炙人口的成语,约二百句,如“劳而无功”、“不近人情”、“望洋兴叹”等。

在任何文化中,成语都是祖先经验和智慧凝成的语文,具有简洁、明快、生动、深刻、隽永和亲切的特性。它往往用四五个字,就能概括地表达复杂的含义,成为言简意赅及画龙点睛的传意工具,流行在大众日常生活中。

在世界文豪中,狄更斯、雨果、尼采和萧伯纳的作品,都充满成语和谚语,但都不及庄子的成语多而广,也不及其刻画的意境深远。试看一些比较常见的:

《庄子·逍遥游》:一飞冲天,鹏程万里,鲲鹏展翅,凌云之志,扶摇直上,大而无当,劳而无功,大相径庭,不近人情,心智聋盲;

《庄子·齐物论》:栩栩如生,沉鱼落雁,十日并出,朝三暮四,心如死灰,妄言妄听,存而不论,孟浪之言,万窍怒号,狙公赋芧,恢恑憰怪,槁木死灰,吹万不同,自以为觉;

《庄子·养生主》:踌躇满志,薪火相传,庄周梦蝶,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目无全牛,恢恢有余,鲲化鹏飞,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挥洒自如,安时处顺;

《庄子·人间世》:螳臂挡车,以火救火,执而不化,与古为徒,虚室生白,巧言偏辞,无用之用,终其天年,吉祥止止,划地而趋,山木自寇,膏火自煎,名闻不争,用兵不止、其实不已,唯道集虚,以巧斗力,溢美之言,乘物游心,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不材之木,不终天年,足以糊口。

其他二十多篇所载的成语,都被日后的作家选用,可见于历代的小说、戏剧、传记、诗歌,尤以唐宋的文学作品多见。所以,闻一多说:“庄子独具慧眼,看这世情……他高情远趣,创造了一个辽阔的心灵世界……晋魏之间的时代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他的书成了经典……至于历代文人学者对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别的圣哲我们也崇拜,但哪像对庄子那样倾倒、醉心、发狂?”

我再挑选一些庄子的成语列于下面。假如读者见过、用过其中一些,也即受过庄子的影响了,尽管先前不一定知道出于《庄子》:

无可奈何,废然而反,安之若命,和而不唱,相濡以沫,自适其适,莫逆之交,善始善终,泉涸之鱼,藏舟于壑,肩高于顶,适时顺应,弃生殉物,身行仁义,事亲以适,法天贵真,用心若镜,蚊虻负山,游心于淡,功盖天下,游于无有,因应变化,相得益彰,并行不悖,不将不迎,应而不藏,伯乐治马,鼓腹而游,雀跃不已,独往独来,天下好知,水静犹明,虚静恬淡,劳而无功,东施效颦,推舟于陆,不主故常,在谷满谷,至仁无亲,离世异俗,吐故纳新,熊经鸟申,深根宁极,乐全得志,轩冕肆志,德无不容、道无不理,以恬养知,夜以继日,鼓盆而歌,褚小怀大,人与忧俱生,名止于实,条达福持,用志不分,指以物化,与时俱化,以和为量,直木先伐,不言而信,亦步亦趋,目击道存,失之交臂,天高地厚,哀莫大于心死,不知所以然,奔逸绝尘,三问不答,食不知味,白驹过隙,辩不如默,每下愈况,化腐为神,大美不言,圣人贵人,无所不在,异名同实,物物者非物,至义不物,与世偕行,变化无常,一曲之士,奔放不羁,芒忽恣纵,自由自在,心有天游,大志修身,近邻即亲,助人之急,斗升之水,得兔忘蹄,得鱼忘筌,物极必反。

文字与梦想

美国近代学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毕生研究人类文化发展,贡献良多。他认为:“每一文化都跟随自己的梦想而发展……而语言就是梦想的动力和表现。”

在西方,18世纪是一个由保守到创新的分水岭,文人哲人辈出。那是西方人挣脱由宗教垄断思想的“唯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枷锁而迈向自由自主的时代,即启蒙时代(enlightenment)。新的思想林立,包括归纳性科学政治自由、公众教育、理性贸易、主权国家。“进步”(progress)连同“幸福”(happiness)的概念首次出现。理性战败了迷信,牛顿提出,“宇宙是一个有秩序的、理性的及可了解的实体。”贝多芬创出了他的《第一交响曲》。在文艺和思想上,由歌德、伏尔泰到杰斐逊,西方社会掀起一个又一个社会革命。不过,西方人在追求急速革新的忙碌中,经常忘记革命应该给人类带来和泰、安宁和幸福。他们在激情中恒唱具有进步特点的《马赛曲》:“让敌人肮脏的血,浇灌我们的田畦!”难怪,西方一直忙着摧毁再重建、掠夺自然、残杀同类。

然而,伴随着科学革命,真正的进步在语言革命。西方国家放下拉丁语以后,由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创出了新的“陈述性语言”(propositional language)和散文(prose),启开一种新的叙述文体(narrative)。它让作者描述“真实以外的真实”,创造看不见的生命及后代(unseen living and posterity)的情节。现代小说和科学报告,都是由散文表陈。

爱因斯坦创造了他的“相对论”(Theory of Relativity)以后,用了两个星期为它命名,因为他知道“时间”、“空间”、“同时性”(simutaneity)的传统及习惯性意义,担心他的命名引起无穷的误解。后来,在《相对论真义》(The Meaning of Relativity)里,他向我们解释:“我们的概念和概念系统的命名,旨在代表复杂经验;除此之外,名字没有必要。”而他的命名所代表的真意在于:“相对论的概念是,时间、物质及长度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速度和位置而言的。”

人类渴望自由,首先要知道的是人心(mind)和人情(feelings),以及人和自然(物)的相互关系。心理学最初要解释的也是语言的意义,就如爱因斯坦有了“意”(他的相对论概念)以后,就要考虑怎样及用什么字眼把它表达给大众知晓。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不能经验“真实”(reality)的“裸体”,不论我们遇见什么,都是通过一种号码系统(system of codes)而“见”的。而这些号码有形状、历史和执见,合起来确定我们见什么和怎样见。所以说,“我们不见事物如事物,只见事物如我们”(We see things not as they are but as we are)。而我们最常用的是语言,尤其是母语。母语不但教我们怎样看世界和表达世界,也教我们习俗与传统,我们的文化祖先怎样看待及处理世界,包括生、死、对、错以及“化”。

有了这些认识,我们对庄子的宇宙观自然观、人生观、艺术观、梦想观应有一定的认同和信心。他所代表的智知和文字功力,他对名和实的多番阐释、辩说和鞭挞,说明他的前瞻性的智慧,至今犹新。

三千年前的瞻见

庄子把大与小归为空间和境域问题,把时与化看作时间和运动的问题。他认为,时间的存在是无限的,但是,相对于生命而言,时间的存在又是有限的。《庄子·齐物论》说:“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即是说,在“未曾开始”之前存在“未曾开始的开始”,推理下去,可见时间没有开始。

然后,他在《庄子·德充符》中又说明时间的替代与转换,不能固定。庄子的着重点不是物的客观存在及主观存在的种种关系,而是时与动的关系中,个人怎样从经验中获取化脱和意义。他在《庄子·秋水》中表陈见解:

夫物,量无穷,时无止,方无常,终始无故……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

庄子说明,运动可以生变,一切东西的位置可以因为时间的流动而迁移,就是“自化”。所以,“化”是依照一定目的的积极动作。而目的是人所定的,即人掌握着时与位的变动,说明人有主导地位。

不过,“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是大自然变化中不能由人逆转的规则。庄子把人放在“化”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劝人不要执着己愿;另一方面,劝人顺应大自然的“自化”,调适个人的目的和奋斗方法。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顺应自然的适应能力,写在我们每个人的文化基因之中。

西方18世纪的“大变化”,几乎每个推动思潮变化的大宗师,都受到中华文化的这些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感染。庄子的深情调剂着他们的激情,庄子对大自然的爱,更促使他们从相信“神的爱”转化为相信“人的爱”。

西方巨人

最为人熟悉的两位文学巨人,是法国的雨果(Victor Hugo, 1822—1885)和英国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雨果经历了整个19世纪,当时法兰西策动变革寻索自由,他亲历大革命后各种对人民的暴行和拿破仑的独裁。他是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给人类留下那个时代法国人的生活画卷,写尽人间的悲惨、不公和奋斗、希望和失望。他有多本诗集,《光与影》的诗有一个主题:每人都有三把钥匙打开精神之门:文字、数目、符号,一切认识、思考与梦想全在门里。他说:“没有比梦想更能有效创造未来的。”

《悲剧世界》(Les Miserables)特别刻画人际间怜悯的救赎能力,足以化仇为友。它对时代的最有力宣言是:“宁愿贫穷卑微,蒙羞含垢,死在绞刑架下,让野狗啃尸,也不愿卑鄙下流,欺骗及杀害同类。”在雨果的所有作品中,都容易找到庄子智慧的影子。

狄更斯自学成材,似乎没有直接读过中华文化典籍,但是,他对多变时代人的状况和进步与落后的预言,他对庞大命题的偏爱,他的哲理及人格陈述,他的美雅文字魅力,都与庄子相似。

我那代人是在香港读英文学校成长的,多数会记得他的《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尤其是那诗一样的对时代过去、现在、未来的断言:“这是最好的时光,又是最坏的时光。这是智慧的年代,又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代,又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又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又是失望之冬。”不朽的写照不但容易被翻译成任何文字,而且所写的现实,放在我们今天的世界,竟比18世纪的欧洲更为贴切。

另一段原文的自白,意赅情切:“It is a far, far better thing that I do, than I have ever done.It is a far,far better rest that I go to, than I have ever known.”译为中文:“我如今做的远比我曾经做的更好更好。我如今驰向的休息远比我曾知道的休息更为恬怡。”文字的美固然差了许多,原文的雅意亦削了最少一半。

不过,熟读狄更斯和庄子的作品,我们容易察见二人的文字魅力旗鼓相当,都能激动人心。试看狄更斯的两则成语:

Tell Wind and Fire where to stop, but don't tell me.(号令风和火止于何处,不要向我指令。)

A multitude of people and yet solitude.(人众声噪之中有寂静。)

英中对译的成语,不是没有,只是不多。例如“本末倒置”、“一鸟在手”、“覆水难收”(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a bird in hand, Don't cry over spilled milk)等。这说明,不同文化和文字具有相同的成语表述,却表现在不同的文字美妙之中。

科学家重言

语言的重要和奇妙,不是由诗人或文学家自说的,也不是语言学家的得意杰作,而是被广泛认可的,包括必须说清准确不二意义的医学家和科学家。下面举例说明,语言在各行业专家的应用经验上,是多么复杂和困难。

病理学及精神病专家梅宁格(K.Menninger, 1893—1990)经历整个战争和多变的20世纪,在二战结束前夕,创立以他自己为名的基金会和医疗所。他又致力于写作,指出时代的弊病致使人的心灵失衡,影响人类健康生存。他在《生命的平衡》(The Vital Balance)中这样说:

“诊断正在变更,因为不适和疾病(illness,disease)的概念正在改变……我们习惯用有形的语言说:战胜疾病,面对它,染着癌病,感受风湿,或困于高血压。这一切反映人们认为疾病是一个东西,一个可怕的东西,可恶、陌生、侵患个体的东西……然而,我们必须学习、多学习,两个似乎是对抗的东西,可以是和谐的。疾病有时是受侵患,换一个情况,它又千真万确不是侵患……部分地说,疾病是环境对患病者做成的事;但是全面地说,疾病是病人自己做成的事,而且针对自己。”

另一位精神病专家艾伦·沃茨(Alan Watts)深染禅理。他这样分析语言:

“父母指着身前一棵树教儿子说‘树’,不是‘谷谷’。儿子受教了。我们大家同意,‘树’字历来代表那被指的东西。我们容易疏忽,我们说‘树’的称呼来自一个漫长的历史经验,才把树叫做树的。儿童必须受到教育,一个字不单代表所指的东西,而且代表一个文化族群的共识,把日常经验中的事物分门别类,指定名称。这样,科学习惯地确定,鳗鱼是鱼或是蛇。我们的语法则确定,日常经验中哪些东西是‘客物’(object)、‘大事’(event) 或‘行动’(action)。”

上面这段话载于《禅之道》(The Way of Zen)。我们知道佛教主张不用语言说法。佛教衍生的禅宗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却在一大部经书以外添上1700个公案,唠叨又唠叨地说明佛理。问题不是用不用文字,而是怎样用。沃茨在《东西方心理治疗法》中指出,西方社会积聚了庞大的物质财富,用来互相斗争和残杀,所以精神病人每年增加。而他们需要的不是药物治疗,而是解放个人,让每一个人都认识自己及他人,并接受语言的多层意义,不执成见。

现代物理学泰斗、量子力学宗师尼尔·玻尔长期研究物与能的关系和互动结果。他到中国访问了3个月,认识了老庄的宇宙观和时空观,用来解释大与小(marco,micro)可以有多种看法,创造了量化的电子轨道和“玻尔模型”。他在设计自己家族标志时,采用阴阳互动的八卦图作为背景。对于语言应用,他有这样的名句:“一句正确的话的对面,存在一句错误的话;一个真理的对面,存在另一个真理。”

耶鲁大学教授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毕生研究文化与语言对人格的塑造,从人类学的发展研究犹太语、汉语和德语。他曾到加拿大研究土著人的民歌。他于1949年在柏克莱大学出版《文化、语言与人格》(Culture, Language and Personality)。该书开头说:

“人类不只生存在客观世界,亦不只生存在俗称的社交世界,而是深入地受动于他的社会所用的语言所衍生的世界。人们在幻觉中幻想,一个人可以适应一个用语言指派的真实,而语言不过是解决沟通和反思问题偶然运用的方法。事实上,真实世界(real world)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族群在潜意识中,运用语言习惯所建立的现实。”

哈佛大学教授贝克(W.S.Bech, 1923年生)是一位身体力行、多才多艺的学者。他是医学家、生物化学家和钢琴演奏家。因为早年欣赏庄子的处世养生智慧,所以虽然关心许多世界大事,包括担任“原子弹伤亡白血病人救援委员会”(Atomic Bomb Casualty Commission in Search of Victims of Leukemia)的特派员,平日却生活在恬怡的状态中(a restful life)。他写了许多名著后投身教育事业,很受学生爱戴。他被译为8种语言的《现代科学与生命本质》(Modern Science and the Nature of Life)一书这样阐述语言:

“由于一切知识都必须载于语言,所以知识的重要性和它的朦胧意义,都是语言所赋予的……奇怪的是,我们竟然不着重了解语言的现象,而它在人类世事中所担当的角色是重要无双的。”

与杜威长期合作推动“进步教育”的教育心理学家、“个案教学法”(Project Method)创始人克伯屈(W.H.Kilpatrick, 1871—1965),是20世纪影响美国及中国教育至深的人物。

在我读师范的时候,克伯屈的心理学说是最实际可用的,因为他除了讲教学法以外,更讲分科教学法和幼儿教学法。所以,他对语言的神妙性特别敏感,亦特别深入阐释。后来,他研究交感心理学,由理入情,影响更为深远。

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 1911—2007)是20世纪的一位天才。他出生于乌克兰,早年是维也纳的一位钢琴演奏家和乐团指挥。纳粹党兴权以后,他逃往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读完数学博士,然后移民到加拿大,是我在多伦多大学的长期同事和合作者,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

他在数学领域创造了“对策论”(Games Theory)和“通用系统论”(General Systems Theory)。二战期间,他参加美军飞行队到印度服役,曾协助“飞虎队”运送物资支援中国内地。他离美赴加是为了反对越南战争。

这样的一位“多面”学者和他的丰富经历以及他对人类和平的渴望,使他成为谈论语言和教育的最有力学者。他于20世纪50年代年代曾与语义学(semantics)学者Hayakawa合作研究,对语言的隐喻和抽象作用发表多篇论文。这里译述他在《肯定与怀疑:人生哲学》(Certainty and Doubts: A Philosophy of Life)中的主张:

“不像东方人那样想象世界是完整的一体,我们西方人臆想世界是许多简单东西结集而成的,各有特质,互相运动……人类用语言分别、定名、定位、组织、选择、序列和幻想‘可见’和‘不可见’的东西,不是为了处理事物,而是为了运作(operation)……当我们用隐喻,同时说明它所代表的物或意的时候,我们实在误用语言了,因为隐喻的物或意,是留待听者自由填上的,寓言亦一样……我们必须教儿童认识到,字是有用的,但同时也可以致命。一切善的、美的、高尚的、孕育的、安抚的意蕴都由字句表达;同样,一切破坏的、伤害的、贬抑的行动亦由字句所发动……语言不容许说清一事一意的全部了解(understanding),所以教师必须慢说慢讲教儿童耐心听完一次讲述或一个故事,然后建立他的理解。”

结语

文字的美和意义的美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前者是字的选择和句的组织,生成一种叫人看了拍案叫绝的感受;后者就十分空旷致远了,给人一个价值无限的空间,使人闯入其中自由呼吸及手舞足蹈,快乐无穷。

文字的美容易看见,因为它是一种韵律,看着好像听到美妙之音。如果用书法写出,就更是图、文、音融而为一,给人一种多层次的享受。我看过书家丰坊写的《逍遥游》,那笔端的灵活,那绝俗超脱的意蕴充溢纸上,将文意和笔意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一种自然淳美、恬淡平和的意境。

文意的美就由闻一多说了。他说:“怎见得《庄子》便是文学?你说他的趣味分明是理智的冷艳多于情感的温馨,他的姿态也是瘦硬多于柔腻,那只算是思想的美,不是情绪的美。不错。不过,你能为我指出思想与情绪的分界究竟在哪里吗?《庄子》会使你陶醉,正因为那里边充满了和煦的、郁蒸的、焚灼的各种温度的情。向来,一切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哲学是不分彼此的。你若看不出《庄子》的文学,只因他的神理太高,你骤然体验不到。”

我加一句,不是因为他神理太高。看“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甚至“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些句子,哪里会“高”?我认为,只要细读、咀嚼,就一定可以看见清溪中的卵石和泉涌,更欣赏岸边的轻风与蝴蝶,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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