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海洋文学与海洋意识

序　英美海洋文学与海洋意识

众所周知,地球表面面积的71%被海洋覆盖。人类生命源自海洋,人类的文明起源于海洋。面对大海的浩瀚、神秘和凶险,人类的先民对大海抱有深深的敬畏并因此产生了丰富的充满智慧的遐想。海洋于是成为早期人类口头文学的最主要题材之一。从早期的神话和史诗到后来的海洋文学书写,可以发现人类的海洋意识经历了漫长的变化过程。

一

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海神波塞冬(Poseidon)是个复杂的形象。波塞冬与天王宙斯、地王哈得斯本是三兄弟。当初他们抽签划分势力范围,结果宙斯得了天空,哈得斯获得大地,波塞冬得到大海和湖泊。三兄弟看似平分天下,但宙斯自视天神,居心叵测,动辄威胁要把大地和大海拉起吊在奥林匹斯山上。性格像大海那样桀骜不驯的波塞冬对此极为不满。传说中的波塞冬经常驾驭烈马金车在海面狂奔,掀起巨浪表达自己的愤怒。他发怒时还会用手中的三尖叉搅起海啸,震得地动山摇。爱琴海附近的希腊渔民和水手对他极为崇拜,认为海上的惊涛骇浪和海啸引发的地震是波塞冬内心不平的表现。当然,波塞冬也有宁静温和的时候,此时海面风平浪静,人们可见海豚成群,逐游戏耍。由此看来,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性格具有双重性,荷马史诗将他称为“大地和大海的震撼者”及“野马的驯服者和船只的救星”。根据《伊利亚特》的记载,在特洛伊战争中海神波塞冬偏袒希腊人,帮助希腊人打败了特洛伊人。在《奥德赛》中,经历过特洛伊十年鏖战的英雄奥德修斯在回家途中来到波塞冬之子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Poluphemus)居住的西西里岛,为补充给养,奥德修斯和他的手下与独眼巨人发生冲突,逃生过程中奥德修斯设计弄瞎了波吕斐摩斯的眼睛。波塞冬知道后发誓报复,他唤起巨浪和大风,将奥德修斯的船只吹离了回家的航线,致使他连遭不测。总的看来,希腊神话中的海神脾气暴躁、好战好斗、心胸狭窄、报复心强,稍后的古希腊文学中,大海的形象仍以暴虐、冷漠为主要特征。

虽然大海险象丛生、暴虐无常,但人们还是表达了征服大海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在希腊神话中,英雄赫拉克勒斯和忒修斯力斩海怪,普罗米修斯教人们掌握航海知识,奥德修斯历经10年漂泊抵御了海妖的诱惑终归故乡。这些与海洋相关的神话传说曲折地反映了远古时代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人们渴望征服大海的梦想。这一梦想将在以后人类有关海洋的文学作品中以不同的方式不断重现。古希腊海洋学者地米斯托克利很早就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可以说,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渴望认识大海,征服大海。

童年时代的人类是自然神论者,人类对自然充满敬畏,人类眼中的大海既有兽性的一面,也有神性和人性的一面。现代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大海依然保留了这种双重性品格：她凶险神秘同时又充满美感和浪漫；她挑战人的勇气同时又像母亲那样给人安全和庇护。受基督教的影响,西方文学中的大海还经常与救赎和再生联系在一起。

大致说来,英语海洋文学(Sea Literature)含有广义和狭义两层意思。广义上的Sea Literature指的是所有与海洋相关的一切文献资料(包括航海记录、船只制造技术资料和海洋文学作品)；狭义上的Sea Literature是指以海洋或海上经历为书写对象、旨在凸显人与海洋的价值关系和审美意蕴的文学作品。换言之,狭义上的海洋文学须兼有海洋性和文学性两大基本属性。但也有学者(以台湾学者为代表)认为这样的定义还不足以突出“海洋文学”的内在特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文学应该是作品主题须与海洋的特性密切相关,并给人带来心灵的感动和满足,也即作品“须令读者在理性、感性和意志方面对海洋产生特殊的兴趣”。不仅如此,“理性兴趣层面的海洋文学作品,主要是以研究和观察广阔的海洋空间及现象为主题”。对海洋文学的这般界定当然有其道理,不过未免显得有些苛刻。我们不妨将海洋文学的定义放宽些,将那些以海洋为题材或根据海上的体验写成的反映人类与大海情感关系的文学作品都纳入海洋文学的范畴。

二

中古时期的英国文学多半以海洋为主题。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史诗《贝奥武甫》中的大海黑暗幽深,是海怪的栖身场所,大海的神秘和凶险暗示着大自然的恐怖。贝奥武甫手持利剑潜入海底杀死海怪,为民除害,这象征性地反映了人们希望战胜自然灾害的美好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史诗中有关大海及海怪的恐怖意象反映了岛国居民的生存焦虑,同时也表明人们试图以大海为参照确立自己的地缘政治和岛国文化身份。英国诗歌之父乔叟(约1340～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很早就涉及了有关当时商人海上航行及海盗的记录,这表明作者对14世纪的英国海上贸易及遭遇的海盗风险有较多的了解。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为海上霸主,此后英国海洋文学走向繁荣。16世纪英国涌现了大量海洋文学作品。不过,与过去有关海上历险的描述有所不同的是,16世纪的海洋作品大多侧重渲染海上世界的奇幻,典型如托马斯·莫尔(1478～1535)的《乌托邦》(1516)。都铎王朝时期,为鼓励海外探险,理查德·艾登(Richard Eden,约1512～1576)受命翻译西班牙天体学家马丁·科切兹·德·阿尔巴卡(Martín Cortés de Albacar,1510～1582)的《航海艺术》(The Arte of Navigation,1561)一书,成为英语第一部航海手册。文艺复兴时期,以海洋为背景或以海上历险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频频面世。据说,1609年发生在百慕大的一次海难就给了莎士比亚创作《暴风雨》的灵感。不过,莎士比亚笔下的大海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海上暴风雨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诗意的色彩,成为检视人们灵魂的极致场所。自古以来,大海就是诗人灵感的源泉,潮起潮落,波翻浪涌,总能引起诗人内心的强烈共鸣：从斯宾塞的海边恋曲到丁尼生的听涛悼亡,从柯勒律治笔下大海的神秘诡谲到拜伦笔下大海的自由不羁。在17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的笔下可见航海科学技术的成果和航海大发现对诗人的影响。18世纪的海洋探险和海外殖民在英国文学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笛福的《鲁宾孙漂流记》是对海上历险和海外殖民的真实记录,但更多的是理性主义时代人们征服自然和挑战自我的意志表达。稍后的斯威夫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格列佛游记》以虚构的海中岛国为参照,对现实世界给予了辛辣的讽刺。斯摩莱特的小说几乎都与海洋有关,主要描写英国海军的真实生活,这在英国小说史上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英国海军军旅小说的创始人。其实,即便在以描写英国风土人情见长的简·奥斯汀笔下,人们也能发现大量有关英国海军军官的描写(如小说《劝导》),足见海洋因素已经渗入英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向人们展示了英国海外殖民的影子。自斯摩莱特之后,马里亚特对英国海军生活做了更细致的描写,笔调也变得更加诙谐幽默。及至19世纪上半叶,“日不落”帝国的势力越加强盛,海洋文学也由此达到高潮。

大海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笔下是自由的象征。华兹华斯在他的《献给自由的十四行诗》中赞美大海是“自由的女神”。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吟》以自然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一个超自然的世界。诗人笔下的大海时而泡沫翻滚,时而浓雾弥漫,时而凉风轻拂,时而酷日当头,老水手讲述的故事具有神秘的象征意味,表达了诗人对罪与罚的思考,宣扬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另一位海洋抒情诗人是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1777～1844),他的《英国水手之歌》(Ye Mariners of England)是一首歌颂英国水手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诗歌。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更是与大海有不解之缘。拜伦一生多次漂洋过海,对大海有着浓厚的感情,在他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和《唐璜》中均显示大海的波涛与人物思想情感的交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海成就了诗人拜伦。在《西风颂》中,雪莱将狂风中卷起的海浪比作酒神祭司的万丈魔发在海天之间搅动,想象奇特,气势磅礴,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精神震撼。济慈的长诗《恩底弥恩》中的美少年恩底弥恩为寻求梦中的月亮女神,不惜下地狱入海底,最终实现梦想。济慈从川流不息奔向大海的溪水那里似乎悟出了生命与死亡的真谛,嘱咐友人在自己的墓碑上写上这些字：“这儿埋着一个名字写在水上的人。”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诗人同样写下了大量因大海萌生情愫的优美诗作,如丁尼生的《纪念》、勃郎宁的《夜间相会》、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大海的面孔》、阿诺德的《多佛海滩》、史文朋的《海上爱情》等。稍后的20世纪初的诗人如哈代、布鲁克斯、梅斯菲尔德和豪斯曼等也留下不少以海洋为意象寄托自己情思的诗篇。特别是约翰·梅斯菲尔德更是被誉为“海洋诗人”,他的《海之恋》(1900)是脍炙人口的抒情诗。就连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也写了不少以大海为意象的抒情诗寄托自己身在异乡的孤独之情和思乡情结。

19世纪英国的海外扩张还催生了一批描写海上历险或异国情调的新浪漫主义小说家,如吉卜林、康拉德、斯蒂文森等,其中不乏有为儿童创作的海岛历险小说,如巴兰坦的《珊瑚岛》和斯蒂文森的《绑架》、《金银岛》等。之后,金斯莱的童话《水孩子》和20世纪初詹姆斯·巴利的童话《彼得·潘》也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与海洋相关的儿童文学多有成长小说的教谕色彩,旨在培养孩子的自由精神、自主能力、勇气责任以及合作精神。这些精神实际上与优秀水手的品质密切相关。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康拉德是个真正的富有哲思的海洋小说家。长达20年的海上生涯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的许多小说如《青春》、《台风》、《“水仙号”的黑水手》、《阴影线》等都以大海为背景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譬如,在《阴影线》中,作者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之口表明了大海和船只对人的品格的考验：“我的身体属于海洋,完全属于海和船；海是真正的世界,船则检测着人的男子气概、脾气、勇气、忠诚——和爱。”“我”认识了这么一个道理：“一个人要么是海员,要么不是海员,我无疑是海员。”康拉德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海域几乎遍布全球,艺术视野之开阔令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感叹“无人可与之比肩”。可以说,他是一个以水手的目光来打量世界的小说家。

进入20世纪后,海洋或航海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其内涵在英国文学中得到进一步升华。同样是以大海为背景,较之18～19世纪文学作品着重对海上探险本身的描写,20世纪的海洋文学更加倾向以大海(航海)这一意象为隐喻来呈现人物的心路历程。譬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航行》和《到灯塔去》可见主人公泛舟于内心的大海。受特殊地理位置和海洋文化的影响,爱尔兰作家群的笔下尤能体现茫茫大海中人的孤立无助,同时也表现出对这一处境中人的命运的关切。小说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主人公的内心历程与荷马史诗《奥德赛》有着明显的互文性关系。同样,当代小说家班维尔的《大海》也对人物的心理世界进行了细腻的描写,从亘古不变的大海中作者汲取了丰富的人生哲思。剧作家沁孤的《蹈海骑手》中那不断吞噬生命的大海象征了自然力量和命运的神秘,作者在这个简短的独幕剧中展示了爱尔兰民族在生存的悲剧状态下表现出的人格的尊严与伟大。大海在叶芝的诗歌中是通往人类心灵和艺术圣地拜占廷的必经之路,诗人这样吟唱：“我扬帆驶过这波涛万顷,来到这神圣之城拜占廷。”(《驶向拜占廷》,傅浩 译)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不少以海上军事为题材的小说受到读者的欢迎,较出色的有福雷斯特(C.S.Forester,1899～1966)写的有关英国皇家海军军官霍莱肖·霍恩伯洛尔(Horatio Hornblower)的11部系列小说和奥布莱恩(Patrick O’Brian,1914～2000)写的有关奥伯雷-马丘林(Aubrey-Maturin)的20部系列小说。两位作家均以拿破仑时代的海战为背景,描写英国皇家海军的战斗故事。奥布莱恩的历史海洋小说尤为读者关注,奥伯雷-马丘林系列小说描述的是皇家海军舰长奥伯雷与随舰军医兼学者马丘林之间的生死情谊。奥布莱恩的大多数小说都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名单之中,特别是他的《怒海争锋》(Master and Commander,1969)深受史学家和评论家的好评。小说取材于拿破仑时代一场以少胜多的真实海战,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并不单单着眼于惊心动魄的海战描写,而是细腻地刻画了军人与知识分子间的不同性格和思想的对立和包容。广阔的大海是他们勇气的象征,也是他们宽容之心的象征。2003年该小说经改编后由福克斯公司搬上银幕后,更是好评如潮。奥布莱恩的系列小说被誉为“现代航海史诗”。休斯(Richard Hughes,1900～1976)是另一位擅长撰写海洋小说的作家,他在《危险航行》(In Hazard,1938)中对暴风雨的描写堪与康拉德的《台风》相媲美。此外,还有蒙萨拉特(Nicholas Monsarrat,1910～1979)的反潜战小说《沧海无情》(The Cruel Sea,1951),其中有关潜艇战的细节描写相当精彩。总地看来,20世纪下半叶以后,海洋文学反映了世界各国海上争霸的局面,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虽然已是辉煌不再,但依然表现出强烈的海权意识。

三

美国文学自殖民地时期甚至更早的土著人的口头文学开始就有大量有关海洋的讲述或写本。在土著印第安人有关世界起源的口头传说中,陆地被认为是从海洋中脱胎而出。此外,还有大量关于海上捕鲸或捕鱼的历险故事。殖民地早期的美国文学多半是广义上的文献资料,包括船长们的航海日志、牧师的布道词等。一般认为,约翰·史密斯船长(Captain John Smith,1580～1631)可能是第一位记录殖民地时期美国与海洋的关系的作家。他于1607年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建立了詹姆斯镇并率先用英语记录了远渡重洋来美国殖民的经历。早期清教徒不畏艰辛来到“新世界”,首先接受的是海上风暴的洗礼。在他们的眼中,暴虐的海洋是上帝考验他们虔诚信仰的外在力量。

早期美国海洋写本的素材来源大致有二:一是16世纪以来,英法西荷等欧洲海上列强的海上探险故事及其在美洲的殖民活动记录,这其中不乏诸多有关海难、海盗、鬼船以及与土著人交往的传说；二是有关海上劳工的非人待遇和远洋贩卖黑奴的流传和记录。多年以后,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Jr.,1815～1882)的《桅杆船上两年》(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1840)记述的就是欧洲劳工前往美国途中在船上受到的惨无人道的待遇的骇人情景。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美国文学的主题大多与欧洲有关,风格也受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譬如,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中有不少关于美国人在海外的游历记录(如《航行》),他的《哥伦布及其同伴的发现之旅》(1831)是对欧洲人的探险经验的怀念。

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海洋文学的开创者是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F.Cooper,1789～1851)。库柏当过商船水手也当过海军军官,故熟知海上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水手的内心世界,他一生创作的30多部小说中有10余部是海洋小说,其中杰出的代表作是《舵手》(1824)。库柏的海洋小说题材广泛,影响深远,对麦尔维尔和康拉德产生过影响。库柏的海洋小说反映了美国人超前的海上主权意识和海上军事霸权意识,这一现象迄今为止未得到文学和文化研究界应有的重视。与库柏不同的是,爱伦·坡笔下的海洋笼罩着恐怖的气息,他的诗歌(如《海中之城》)和短篇小说(如《海底漩涡余生记》、《南塔克特的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等)均把大海描绘成神秘莫测、幽深可怖。1851年,赫尔曼·麦尔维尔(1819～1891)发表了小说《白鲸》,标志了美国海洋文学的高潮。虽然麦尔维尔在小说中对捕鲸业的描述并不准确,但是丝毫不影响该小说的地位。小说中那位有强烈意志的亚哈船长对白鲸展开了悲壮的追杀,但最终葬身海底。这暗示了人与大自然进行愚妄较量的悲剧性结局。捕鲸的历程象征性地呼应了西方文学中一个永恒的“探寻”(quest)母题：故事叙述者以实玛利的内心探寻和船长亚哈的复仇追杀如同两股海浪交织在一起,小说展示的人物的精神世界如大海般波澜壮阔。

如果说《白鲸》依然带有浓郁的海上历险色彩,《白鲸》之后的美国海洋文学作品则明显倾向于借助海洋进行个体心理或民族意识的探究。譬如,朗费罗的诗《造船》就将美利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比喻为航船的建造,航船在年轻人的领导下无畏地驶向大海；惠特曼诗歌中的大海是生与死的矛盾统一体,是美国南北战争惊涛骇浪的化身；黑人诗人顿巴(Paul Laurence Dunbar,1872～1906)的海洋诗如《神秘的海洋》、《船在夜间过》等均以海洋为意象抒发黑人的艰难处境。大海是女作家凯特·肖邦(1850～1904)的小说《觉醒》(1899)中的重要意象。涛声阵阵唤醒的是女主人公爱德娜心中的爱情和对自由的渴望。《觉醒》中的大海具有明显的母性特质,大海像母亲那样总是敞开怀抱抚慰心灵受伤的人。同时,小说中的大海还意味着生命的归宿和再生。故事始于爱德娜和丈夫及孩子度假的格兰德岛,也终于爱德娜回到格兰德岛走向大海：“海水漫着她,像是大海温柔而又热烈的拥抱,给她带来快感。”爱德娜最终在大海里获得了新生。

美国自然主义时期的文学不乏对海洋的描述。这一阶段的海洋文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图景。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汽艇取代了帆船成为海上运输的主要工具。南北战争和西进运动期间,美国文学更多地将目光投向蓄奴制、西部开发和政治经济等问题。与此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广泛传播。受此影响,海洋文学也开始关注时代转型期的人性冲突主题,尤其是帆船时代水手间形成的那种团结互助的兄弟情谊与工业化时代人们各自为“适者生存”而进行的残酷竞争之间的冲突。最能反映这一冲突的是小说家史蒂芬·克莱恩的小说《海上扁舟》和杰克·伦敦的小说《海狼》。前者暗示了置身漠然的大海中人类的渺小与无助,同时也说明了合作精神的重要性；后者描述的海狼拉森统治下的“魔鬼号”纯粹是一个残酷的自然主义世界的缩影。将自然主义的手法运用于美国戏剧创作的杰出代表是尤金·奥尼尔。奥尼尔有过6年海上生活经历,他创作了大量海洋戏剧作品,主要有《东航卡迪夫》(1916)、《归途迢迢》(1917)、《天边外》(1918)、《加勒比人的月亮》(1918)、《安娜·克里斯蒂》(1921)、《长夜漫漫路迢迢》(1941)等。值得注意的是,奥尼尔笔下的大海已不再是传统自然主义作家笔下那个冷漠无情的世界。相反,大海是一个自由的精神家园。这种思想在奥尼尔的大量讴歌海洋的诗歌中也得到充分的表达。《自由》(1912)一诗就反映了年轻的诗人渴望自由、向往大海的情愫：“我厌倦世界的纷乱,厌恶众人的目光/渴望狂暴的大海,让灵魂自由高翔/都市的魅力已消逝,它梦幻一般被掩埋/而我渴念再次看到往日湾流蔚蓝的色彩。”在另一首名为《大海的呼唤》(1912)的诗歌中,诗人将大海喻为自己心灵的归宿：“经过黑夜风雨飘摇/我拉紧了操帆索/高声唱起船夫曲/手握舵轮有多亲切/强劲的信风迎面扑/于是回到大海,弟兄们/又回到了大海/我喜欢停泊在异国海岸/又回到了大海。”奥尼尔颇具自传色彩的剧作《长夜漫漫路迢迢》的主人公埃德蒙在皎洁的月光下,迎着海风,站在甲板上,触景生情：“脚下海水翻滚,泡沫飞溅,头上桅杆风帆高扬,月光下皎洁一片。美景满目、风帆悦耳,令人陶醉,蓦然间怡然自得、心驰神往。……我顿感自由无比！我整个身心都融入大海,与白帆、浪花、美景、风声,与帆船、与星空融为一体！”这番富有诗意的感受最能体现奥尼尔对大海的浓浓深情。

继奥尼尔之后,另一位对大海抱有深厚情感的作家是海明威。海明威(1899～1961)写了不少以海洋为题材的小说,如《海变》(1931)、《有的和没有的》(1937)、《过河入林》(1950)、《海流中的岛屿》(1970)等。但堪称海洋文学杰作的是《老人与海》(1952)。在古巴老渔民桑地亚哥的眼中,人与大海的关系并不是自然主义小说中的那种敌对关系,而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和谐关系。在谈到《老人与海》的创作意图时,海明威说：“我试图塑造一位真正的老人、一个真正的孩子、一片真正的海、一条真正的鱼和真正的鲨鱼。如果我能将他们塑造得十分出色和真实,他们将意味着许多东西。”我们发现,老人圣地亚哥把海洋及海洋生物都当做有灵性和有尊严的生命来对待。他对小鸟、海鸥、海龟、海豚、马林鱼等或抱有怜悯之情,或抱有敬畏之心。通过圣地亚哥对海洋以及海洋生物的态度,海明威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批评,表达了超前的海洋生态意识。这种对海洋的生态伦理关怀在当代著名文学家、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雷切尔·卡森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海洋三部曲”《在海风的下面》(1941)、《我们周围的海洋》(1951)、《海的边缘》(1955)奠定了卡森海洋传记作家和科普作家的地位。卡森的海洋科普作品语言充满诗意,叙述引人入胜。《我们周围的大海》曾获1952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并被拍成电影,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被誉为“海的诗史”。大海是卡森一生迷恋的对象,她临终前给好友多萝西·弗里曼写过一封信,表达了她对大海的眷恋之情：“［我］最终归于大海——归于神圣的大洋,归于大洋里的海流,仿佛永远流动的时间之河,由始及终,由死到生。”

四

纵观英美海洋文学史,不难发现,人们的海洋意识大致上经历了一个由渴望征服海洋向希望与海洋和谐相处的变化历程。从最初人们对大海的恐惧和敬畏并由此神化大海,到理性主义时代人们对大海的征服欲和盲目自信,再到今天人们重新审视与调整与大海的关系,这一过程反映了人们对大海和对自我认识的深刻变化,具有重要的生态伦理学意义。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和最后空间。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不少人眼中大海一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宝藏,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与大海的关系是主宰与被主宰、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长期以来,这种对大海的占有欲和控制意识反映在人类有关海洋的各类作品中,这其中也包括文学作品。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文学家似乎比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普通百姓更早更清醒地意识到人类一味向大海索取和无限地开发大海可能带来的危险。本书在选材时就特别注意文学作品中传达的这种海洋生态伦理意识。文学作品是人类的心灵史,文学家眼中的大海不仅是创作灵感的源泉,而且是一面反观自我的镜子,正如波德莱尔的诗所言：“——［大海］有时风平浪静,水面/成为映照我的绝望的巨大镜子。”

王松林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