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大连晚报》记者问

记者：王老师，您在散文《青灯有味忆儿时》中详细谈了童年读私塾的情形。说起来，您虽然年逾古稀，但这个年龄段的读过私塾的并不多，这应该是非常宝贵的表本性记忆（原谅我生造新词）。几年前，任继愈等学者曾在谈到中国的教育问题时说，莫不如恢复科举。您认为，那段私塾时光对您有着怎样的影响？与当时、现在的中小学教育相比，那种私塾式教育方式有些什么得与失？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八年私塾教育，使我有机会接触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些最基本的典籍，掌握了旧时代一个读书人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如读写古文、作诗填词等），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国学功底，为我日后启迪思路、研究学问、创作诗文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由于这种教育方式严格要求背诵，因而经书、史书、诗文典籍中大量的重要论述以及名章隽句，至今仍牢记不忘。应该说，这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童子功”的特殊强化训练，也充分开启了智慧之门，增强了记忆能力，至今仍深受其益。当然，它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一是束缚头脑，限制了思维的扩展；二是学问单一，缺乏自然科学、西方哲学、艺术、外语等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掌握的知识；三是完全忽视体育锻炼，谈不上全面发展。

记者：我读书不多，匆匆浏览了一下，觉得您的文化散文写得颇具功力，而相比某些作家大腕，遭到的质疑或者责难也可以说很少。您认为，作为一名作家，一个文人，在向学者型作家进化的道路上，如何克服与学院中人相比的那种理论上的短板？我们仅靠阅读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

王：作家也好，学者也好，首先应该是思想者。有一位著名作家提倡“作家学者化”。学问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当然重要；但我以为，要想站在时代的高度，真正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绝不是仅有知识或者掌握了写作技巧就能胜任的。最重要的是有深刻的认知能力，具有思想高度。遗憾的是，当今大量作家，也包括一些学院派的学者，恰恰存在着这种“理论短板”。何谓知识分子？不仅有知，还要有识，否则就不完全。人们通常说，学习是为了获取知识。其实，若是细致地分，这里有三个层次：一是搜罗信息，二是获取知识，三是掌握规律、增长智慧。市场经济，商业社会，人们自然都重视信息的获得，追逐新鲜事物，可是，如果仅仅满足于信息层面，不能做进一步的深入探求，久而久之，这个民族的思辨能力、思维层次就弱化了，原创性思考就萎缩了。解决这个问题，以我的实际体验，最根本的是打好哲学、史学的基础，做到哲思、史眼、文心（诗性）三统一。有志于此久矣，但我做得还很不够。

记者：写作时如何避免出现硬伤？对那些一知半解的问题，是不是尽量不要碰？而待都钻研透彻了再去写？

王：尽管我从小就接受过严格训练，文史方面许多知识记得还算扎实；但在写作中涉及到有关内容，我都要找出原文仔细对照；即使是一个典故、一句古诗，我也要一一核实。一部十二卷本的皇皇大著《汉语大词典》和一千万字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我整天都放置案头，每天都要翻上十次八次，有的封面已经翻烂了。不要说写文章，就连平时交往，比如我向文友赠书，这要签上人家的名字，有的名字里有个“筱”字，那我也要查一下字典，看看这个字在“立人”旁边是否还有“一竖”，唯恐写错了对人家不尊重。现在有些作家以文史为题材进行写作，本来知识储备就不足，再加上手懒，结果习惯于用二手、三手材料，必然就硬伤累累。说到一知半解，我以为这并不可怕，任何人也不可能全知全能，关键在于有个认真的态度，能够认准一个问题深入钻研下去。文化知识有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任何人都是由知之不多到比较精通的。

记者：从有关资料上看到，您曾经做过中学教师、编辑记者，后来在机关工作，曾经到过全国所有的省份，还访问过三四十个国家。这种不断成长的人生态势、这种丰富的阅历，对您的写作和治学有着怎样的影响？读书与游历，您认为哪一个更重要一些？

王：比起上一辈的许多学者、作家，我的经历不算丰富、复杂，如果说稍有进境，主要是得力于学习、思考。这个学习，也包括读“无字之书”——广泛接触社会人生，周游神州大地。我觉得，主要的还不是走了多少地方，而在于是不是真正深入进去了，确实有所得。我只要是足迹所至，都力争有所收获。要有创作的准备，这是茅盾先生提出来的，他特别强调这一点。我每到一个地方，事先都找些背景资料，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凉锅贴饼子——溜了”，那么，热锅贴饼子怎么不溜呢？看来，主客观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我身边经常备有笔记本，把读书、思考、观察所得，随时记录下来，而且要能分类。这样的笔记，我有七八十册，现在都成了宝贵的财富。读书如攻城，堂堂书阵百重关。攻城不怕坚，说的就是钻研、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考是最重要的。

记者：“刘项原来不读书”，记者其实也是不读书的。作为曾经的记者，您对后辈有怎样的期待和建议？

王：记者广见博闻，接触面宽，反应锐敏，思路开阔，优越之处甚多；不足之处，是不利于专业研索，容易浅尝辄止。特别要警惕满足于信息的把握，而忽略了思想的深入。最近，我读到一篇美国南加州大学高级研究员尼尔·加布勒的文章。他说：“当今我们的思想变弱了，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愚钝，而是因为我们不像他们那么在乎思想。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日趋式微的世界，真正原因可能在信息本身。我们现在知道的信息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思考得少了。过去，我们收集信息不只是为了了解情况。那只是开始。我们收集信息也是为了将其加工升华，变成更有用的东西——将信息融会贯通变成思想。不仅试图了解世界，而且力求真正理解世界，这是思想的主要功能。伟大的思想为我们解读世界和相互解读。马克思指出了生产资料与我们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弗洛伊德教我们探究自己的心理，作为理解我们感情和行为的一条途径。爱因斯坦改写了物理学。这些思想使我们能够思考自己的存在并试图回答生活中令人畏缩的重大问题。而我们淹没在浩瀚的信息中，即使有心也没有时间去加工提炼，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不想去做。我们已经成为信息陶醉者。”

记者：您这次来大连，讲座的题目是《老皇帝的难题》，说的是皇帝在选择继承人时所面临的难题。据我的理解，是在立嫡出长子与选贤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家天下”与“天下为公”、选贤任能之间也有矛盾。作为老皇帝，恐怕最难的是，一方面为了维持稳定，要依循宗法制度，确立嫡长子为太子，以备将来继位；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选出一个能继承祖业的可靠人选，要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找到最大公约数。否则，虽然确立嫡出长子了，结果却是一个白痴，像晋惠帝那样，最终是天下大乱。那么，若是从次子、庶出的儿子中间选拔一个英杰人物，又极易造成宫廷血案，比如唐太宗、雍正帝登基那样。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王：在这次讲座中，我想着重阐明两点：一是，自从皇权世袭这一体制确立下来，封建王朝就始终潜伏着无法克服的矛盾，成为一个永远跳不出的怪圈：要么，你就干脆放弃“家天下”的皇位世袭制，“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要么，就得每时每刻都要面对兵连祸结，骨肉相残，朝廷危机四伏，社会动荡不宁，直至政权丧失，国破家亡的现实。放弃前者不可能，因为“家天下”、世袭制是封建皇帝的命根子；这样，就只能永无穷尽地吞咽混乱、败亡的苦果。二是，探索那些创业垂统、叱咤风云的封建帝王，何以在筹措其他方面都能得心应手，心想事成，而偏偏在建储、交班这件事上，屡屡受挫，捉襟见肘，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而且，越是那些开基创业、大有作为的英明君主，在处理继统问题上，越是容易出现麻烦。想就这一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发掘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记者：感觉明朝选出的多是混蛋皇帝，而清代颇有几代明君，两代在立嗣制度上有什么不同吗？

王：明代在历朝历代中，执行嫡长子继承制最为坚决、彻底，情况也最糟糕。明朝十七位皇帝中，有八位按柏杨的说法属于“草包恶棍型”。他们在位时间多数又很长，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这八个人就统治了一百七十三年，占去63%的时间。清代前期大体上也是奉行嫡长子继统制，到了雍正帝之后，开始实行秘密建储制。这样，立嗣问题就由公开转向秘密，大权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其直接效果是淡化了皇位继承问题的敏感性，缓解了宗室内的火并、争夺，对于稳定局势、强化皇权，起到了一定作用。当然，根本性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至于出了几代明君，与这个关系不大。历史发展，按照恩格斯的论断，是由多种合力促成的，而且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记者：这种不大可能解决的难题，是人类历史选择告别“家天下”的根本原因吗？即使是当今的君主制国家，皇权也已不大起作用了，毕竟还是需要一个真正的贤者、能者来治理国家嘛。

王：历史上，由于君权是一种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它使得王朝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个人素质。因此，“立贤”应该是最佳选择。可是，“立嫡立长不以贤”，却公开放弃了德才考量，成为一种极端典型的“非智、去贤”的继统方式，使得高度集中的皇权与实际的治国理政能力完全脱节。且不说与儒家的“尚贤”、“传贤”的政治理想相背离，最为严峻的问题是同现实的需要不对称。如所周知，面对极端繁重的政治事务和无比复杂的宫廷纷争，即使经过严格选择的贤能君主也难以应付，更何况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登上皇位的难免会出现幼儿、白痴乃至性格变态者滥竽充数。这与专制政体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型”的圣帝贤王，确是南辕北辙；而由于君主的终身制，更使得后果益发严重。因此，最后必然是绝路一条。

记者：期待着您的讲座。恭祝顺利，成功！

王：谢谢。

（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