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辽西文学》记者问

李学英（以下简称“李”）：充闾先生！您的作品有很大的读者群，我想占用您一点时间，请您谈谈有关创作的情况。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我对文学的钟情，可以追溯到幼年读书时节。小时候我读过《诗经》、《庄子》、《史记》、《古文观止》，考入初中之后，又读了鲁迅、冰心、朱自清的散文，从这时起，就萌发了创作的欲望。但是，我没有新中国许多同辈作家和现在一些文学新秀那样幸运——有机会上文学讲习所、北大的作家班，进鲁迅文学院，或者创作伊始就能得到知名作家、文学编辑的指教与培植。我走上创作之路，纯粹是靠着独自的摸索、磨练，所以，常有悟道太迟、事倍功半之慨叹。

而且，我们这一代人，实在是耽误得太多、荒废得太久了！唐人杜牧说：“与老无期约，到来如等闲。”不知不觉的，我竟也年过花甲。回头一看，两万多个日夜已被抛在身后，这还了得！突然间，强烈地觉察到岁短心长，光阴迫促，时不我待。我不懂得“百无聊赖”是一种什么滋味，每天都过得异常充实，“忙”是生活的主调。我散步总是踽踽独行，并非生性孤独，只是为了便于创作思考。每个人都只有一次人生，而不同的人完全可能让生命呈现出不同的相对长度。如何设法使生命永远成为一团烈火，一股清泉，燃烧着理想，流注着憧憬，让生命的每一天都向着各种新的可能性敞开，永不封闭，永不凝滞，这确是一个富有意义而且引人深思的话题。

初涉文坛，我出版过《柳荫絮语》、《人才诗话》、《清风白水》等三本散文，格调比较清新，时代感比较强，但有时失之直白，流于清浅。我便下功夫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学习西方哲学史以及黑格尔的《美学》，注意从哲学的高度认识世界，感悟人生。逐渐地，自己感到作品的思想内涵，特别是美学意蕴较前厚实得多了。进入90年代，我体会到，散文应予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以深度关怀，融进作家深切的人生感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实现诗、思、史的有机结合。散文集《春宽梦窄》、《沧浪之水》和《面对历史的苍茫》，都是这种追求下的产物。

我认为，好的散文应该带着强烈的感情，带着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应该充满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应该将自己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的感知贯注到作品中去，也就是说，将语言文字用心灵的感悟、用思想装备起来。散文是需要思想的。福斯特说过：“假如散文衰亡了，思想也将同样衰亡。人类相互沟通的道路都将因此而切断。”这样，也就产生了我的所谓“文化散文”的创作，近几年已经出版的《沧桑无语》、《何处是归程》、《淡写流年》和即将付梓的《一生爱好是天然》、《回头几度风花》等，大体上都可归入这一类。

李：文坛上有“南余北王”之说，您和余秋雨的散文在文化内涵上十分丰富，艺术品位高，不但拥有大批读者，而且在年轻作者中形成了一批追随者。作为“局”中人，您是如何写作文化散文的？

王：我每到一地总习惯于作历史的考察与观照，对社会、人生作哲学性的反思和叩问。我不满足于一般的纪游、写景、述感、抒怀，只写耳目所及的事物，只写一个横断面，而是追求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我喜欢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长长的画布上去着意点染与挥洒，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记，努力反映出历史、时代所固有的那种纵深感、凝重感、沧桑感。我也喜欢结合现实风物的描述，对历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以敏锐的、现代的眼光去观照、思考，给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生活以新的认识、新的诠释，体现创作主体因历史而触发的现实的感悟，从而使作品获得比较博大的历史意蕴和延展活力。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的杠杆，让自己的灵魂在历史文化中撞击，展开深沉的人文批判，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

李：您觉得文化散文的创作应该体现一些什么要求，具备哪些特性？

王：这里讲的纯粹是出自个人的体会，而且也是从我自己的情况着眼的。我觉得，文化散文应该有个人精微独到的感觉，有个人特殊的心灵感悟。文化散文的表述应该防止落入公共话语的俗套之中。现代人在欣赏习惯上，与过去有很大的变化，他们着眼的往往不是你一般地告知什么，而是究竟有些什么新的创见，新的发现。人们读书，习惯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而不喜欢堆砌知识，不是要证明人家的东西，而应是发掘自己的新的感悟。

在写法上，我觉得应该避免两种常见的偏向：一是无视社会的存在，人与人的关联，过分看重个人的主观感觉和想象力，结果“云山雾罩”，空泛地发挥。材料不足，思想贫乏，就大量地往里注水，还标榜什么“先锋主义”，等等。再一种是固守传统的老套套，把生活、历史看作是纯粹的客体，缺乏主体、个性的情感介入，缺乏思想、性灵的滋养与润泽，生活中的人文内容完全被物质化了。

说到文化散文的文体特征，我觉得起码有如下几点：

一是它体现了作家强烈的主观感受，这一点与咏史诗有些相似。尽管歌德老人曾经满怀敬意地把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但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在这个作坊里发生的事情，绝大多数并不见得如何神奇诡秘。“司空见惯浑闲事”，这就难怪那些史家总是那般冷静而超然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没有太大的价值。可是，在作家、诗人的笔下，却常常做出各种出人意外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主观猜想，以收“八面受敌”，纵横剖断之效。

写作文化散文，作家应高扬主体意识，让自我充分渗入对象领域。实际上，在阐释历史、解读文化的过程中，作家本人也在被阐释、解读——读者通过作品中的独特感悟认知了、发现了阐释者。在这里，最关紧要的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看到他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文化散文中对象的描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作家的自我期待和价值判断，折射着作家自我需求的一种满足。因此，首要的忌讳是只见他人而丧失自我。

二是它洋溢着作家灵魂跃动的真情。既是文学，总离不开抒情。真情是文学艺术，也是史笔的灵根。它不仅仅满足于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还应具有诗一般的激情和深沉的美感。它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使文章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力求在情感和理智两方面感染读者，征服读者。

三是它闪现着理性的光辉。人生必有思索，必有感悟。在那些纷然杂陈的感性世界的深层，总是蕴藏着一些超越日常经验、超越现实存在的某种深刻之物，有一些甚至可以说是千秋万世的终极关切和永恒话题。如果我们的作品缺乏深沉的历史感，缺乏艺术家的哲学思考，就无所谓深刻，也无法撄攫人心。因此，在作家的笔下，向来都应该是思想大于史料的。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除了他们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之外，还在于他们的有力的批判意识，体现在他们所固有的对于陈腐偏见的不妥协精神上。

当然，这类散文中的思想与情感，应该是深沉、恒久的积蓄的自然流溢。它既不同于诗歌中的激情迸射，论说中的踔厉风发；也不是少男少女般的情怀的直露与挥洒。情与理，相生相克，有个如何统一的问题。我想，它们应是弥散式、复合式的交融，而不能是各张旗鼓，互分畛域。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