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郡及其属县

汉代之辽西郡，为沿袭燕秦初置辽西郡而来。郦道元《水经注》引东汉应劭《地理风俗记》称 ：“阳乐故燕地，辽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这是东汉以后学者以“阳乐”县为辽西郡治的记载。但西汉时辽西郡治所应在“且虑”，因《汉书·地理志》中列“且虑”为辽西郡首县（详见下节），并依次领有以下14县：且虑、海阳、新安平、柳城、令支、肥如、宾从（徒）、交黎、阳乐、狐苏、徒河、文成、临渝、絫。以下按顺序将有考古遗迹发现的辽西汉城略予比定。

（一）且虑

且虑为《汉志》中的辽西郡之首县。《汉志》本条下注曰：“且虑，有高庙，莽曰鉏虑。”按汉代礼制和建置规律，一郡之首县并立有“高庙”（祖庙）者，应为郡、国治。后代学者或以东汉人《地理风俗记》所载“阳乐，故燕也，辽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35]，多认为阳乐一直为汉辽西郡治。殊不察前、后汉辽西郡治已有建置变迁：前汉时辽西郡治“且虑”；后汉以后方迁至“阳乐”。应劭所记和《水经注》所引，乃指东汉以来辽西郡治所“阳乐”。

根据近年考古发现，可以为辽西首县“且虑”地望提供地理坐标。1982年在辽西考古调查中，于朝阳市西北发现有召都巴和大庙乡土城子两处汉城址。两城相距10余公里，均处于由朝阳西北出大青山隘口的交通线上。其中，召都巴古城纵横各300余米，为夯筑方城，其城内遗物均为西汉时期。从遗存性质和方位看，有指为辽西郡之“且虑县”。近年又有指第三次文物普查发现的朝阳市龙城区西城子汉代城址和葫芦岛市台集屯汉城为“且虑”县者。从最新考古发现看，朝阳市西城子汉城址的地理方位和遗存规模，或更切近辽西郡之早期且虑县。

（二）海阳

海阳故县，当因地处“北海”（今渤海）之阳得名。《汉书·地理志》记载：“海阳，龙鲜水东入封大水。封大水、缓虚水皆南入海，有盐官。”^[36]从《汉志》记载海阳县境有龙鲜水、封大水和缓虚水“皆南入海”，并“有盐官”的地理条件看，海阳确应在渤海北岸的近海之地。唯龙鲜水、封大水和缓虚水俱为较小河流，古今水道难于寻定，需借助《水经注》濡水条进一步比定。《水经注》载：“濡水从塞外来，东南过辽西令支县北……又东南过海阳县，西南入于海。”^[37]濡水为今滦河，则海阳县应在汉“令支县”东南的滦河入海地。以是推定，《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中，定汉海阳县境、今滦河以西的古龙鲜水指陟河西支流，封大水当指陟河东支，缓虚水当指沙河。县境的陟河和沙河“皆南入海”，因此比定汉代辽西郡“海阳”县，当在今滦河以西和沙河以东的滦县西南至滦南县境内。

（三）新安平

新安平故县在两汉时仅见于《汉书·地理志八》：“新安平，夷水东入塞外。”至《后汉书·郡国志》中已不见著录。但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濡水条”中复出：“合封大水，谓之交流合。水出新平县，西南流迳新平县故城西……与缓灵水会……水出新安平县东北……”^[38]可见南北朝时已称“故城”。

从上述《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两条记载比较来看，两处“新安平”显然有较大出入。汉志的新安平县有“夷水东入塞外”；而《水经注》中新安平县没有“夷水东入塞外”，却有“濡水”“封大水”“缓虚水”等皆南流入海。与上条考证中的辽西郡之“海阳”“令支”应相邻。《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的记载差异，说明了历史上的“新安平”曾有地望变迁。清代学者吴卓信在《汉书地理志补注》中，虽然没有考出前汉之“新安平县”，但已注意到《水经注》无“夷水”。然此说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从清末以来直至近年《中国历史地图集资料汇编》等东北史地著作，仍因袭《水经注》记载的把变迁后“新安平”作为前汉之新安平，并置于今山海关以西河北省迁安县西馆山。

本书则证以考古发现：近年吉林省考古工作者在教来河上游东南数十里发现一汉代古城。古城位于奈曼旗南湾子乡沙巴营子村，夯筑方城周长1350米。城址内出土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绳纹板瓦、筒瓦、瓦当等大量遗物，并有西汉官印等发现。发掘证明该城当始建于战国燕，秦和西汉继续沿用，古城未见东汉时代遗物，表明该城在东汉时已被废弃。以沙巴营子古城的遗存特点和断代，以及地处教来河（古“夷水”）上游的地理位置分析，该城均与前汉辽西郡“新安平”县相合。故应考定，此即《汉书·地理志》中的靠近边塞的西汉“新安平”县。

（四）柳城

朝阳十二台营子出土“柳”字陶片

柳城为汉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所。《汉书·地理志》记载：“柳城，马首山（在）西南。参柳水北入海。”^[39]古今史家均考汉柳城原在今辽西朝阳南。其中以唐李贤《后汉书》卷八十一注最明确：“（汉）柳城县，属辽西郡，故城在今营州南。”^[40]唐代“营州”在今朝阳市区已为史家和史迹确证。“营州南”的柳城，则在20世纪70年代末得以确认。

1979年开始，辽宁考古工作者在朝阳市南12.5公里的十二台营子袁台子，调查发掘了一处战国至汉代大型遗址，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虽城垣为河水冲刷殆尽，但在袁台子砖厂附近的一处古窑址内发现有带“柳城”印款的陶器残片。

1984年秋，笔者在朝阳博物馆邓宝学馆长陪同下，曾对袁台子村东台地周围进行踏勘，见有分布密集的遗址和战国至汉魏墓群。1979年在一处战国墓中曾出土刻有“酉城都”字样的陶罐。在袁台子村东南公路两侧大凌河右岸有高耸的柏山，当即《汉书·地理志》中柳城南的“马首山”。柳城境内的“参柳水北入海”，当指北流之大凌河一段。这一切证明，今朝阳南袁台子一带当为汉辽西郡“柳城”无疑，其地在战国（燕）时曾被称为“酉城”。

（五）令支

汉代令支县为古“孤竹国”故地。第二章第一节中曾引述，《汉书·地理志》载：“令支，有孤竹城，莽曰令氏亭。”《水经注》卷六“濡水”条亦有明确记载：“濡水东南流迳令支城故城东……南流迳孤竹城西，右合玄水。”

“濡水”为今滦河，“玄水”为今青龙河。以此可确定“令支”的地理方位应位于濡水（今滦河）下游西岸，古“孤竹城”之西北；当玄水（今青龙河）汇入濡水稍北之地。据此可推定汉代令支县，应在今河北省卢龙县西北、迁安县西南。当滦河和青龙河交汇的左岸，古为辽西交通孔道，故王莽改设为交通之“亭”。

（六）肥如

肥如故县，在《汉书·地理志》中与“海阳”相近，而同位于“玄水”和“濡水”流域。《汉志》“肥如”条：“肥如，玄水东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阳。又有卢水，南入玄。”^[41]这里的濡水和玄水前者已知即滦河和青龙河。卢水应即今卢龙县杨各庄以北的冷口沙河。据此推知“肥如”县应在海阳县之北、孤竹城东北。《水经注》“濡水”条详记肥如方位，其引《魏氏土地记》曰：“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注迳孤竹城西，右（左）合玄水也，谓之小濡水，非也。（玄）水出肥如东北玄溪，西南流迳其县东，东屈南转西回，迳肥如县故城南，俗又谓肥如水，非也。故城，肥子国。应劭曰：‘晋灭肥，肥子奔燕，燕封于北，故曰肥如也。’”^[42]

《水经注》的记载十分详确。肥如县，当建于战国时燕侯所封“肥子国”故地。入两晋后，曾为“平州”治所，地据滦河下游。其境应在濡水与玄水之间，而故城更应在今青龙江（肥如水）西岸汇滦河之北，西去湾河约十里。今约定在河北省卢龙县至迁安县一带。

（七）徒河

汉代辽西郡徒河县，当以水得名。《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徒河”条注：“莽曰河福。”^[43]这里的“福”通“副”或“附”，应有临河之意。所以确认汉辽西郡之徒河县，应首先审定徒河水。清代以来学者，多以辽西小凌河为徒河，因置徒河县于辽西锦州一带。笔者前在《秦汉东北史》中曾提出徒河县应在葫芦岛台集屯古城。唯近年在锦州市区和凌海市内，确有汉代古城址发现。如以小凌河为徒河，则“徒河县”还应设于今锦州市或凌海境内的汉城址为宜，而台集屯应为另一县城。

（八）宾徒

宾徒县前《汉书·地理志》作“宾从”（從）今从《后汉书·郡国志》作“宾徒”。前汉时属辽西郡，后汉时属辽东属国。从宾徒县的地名和后汉时的建置变迁看，宾徒应靠近徒河县。古今诸家对宾徒多无确考。清末杨守敬作《历代疆域图》，在汉、晋各图中对宾徒皆无考。《满洲历史地理》第二篇“汉代の满洲”亦注云：“此县位置未详。”^[44]近年《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引《奉天通志》，定宾徒县今辽宁省锦州市北“营城子”。《汇编》所指与历史上的“宾徒”与“徒河”的关系相近，但缺乏考古学的证明。《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以近年考古发现与文献印证，亦定宾徒县在今凌海市娘娘宫镇高山子汉代古城址，其城位于小凌河（古唐就水）和女儿河（古徒河支流）汇合后的西岸，地近于“徒河”，应为辽西郡之“宾（滨）徒”县地。

（九）交黎

前汉之辽西郡之交黎县，后汉称“昌黎”，为前汉辽西郡“东部都尉”和后汉“辽东属国”首县。《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后汉）昌黎，汉之交黎县，属辽西郡。后汉属辽东属国都尉。”^[45]《汉书·地理志》“交黎”条 ：“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46]《汉志》中的“渝水”指今牤牛河和南流大凌河下游，“白狼水”指牤牛河入大凌河以前的东北流大凌河中上游。以《汉志》中的此条推定，交黎县应在南流大凌河下游以东。故《晋书》载，咸康二年，前燕慕容皝伐慕容仁率三万众“自昌黎东，践冰而进”^[47]往击平郭，亦说明昌黎在大凌河下游近海地。结合往年考古发现，前在笔者主编之《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中，定前汉辽西郡“交黎县”在今辽宁凌海市北大凌河右岸的大业堡乡汉魏古遗迹。但经近年“三普”考古发现，与其相邻的今凌海市北白台子镇大凌河东岸的大王家汉城址，在地望、交通上更适为“交黎县”。该城址南北500余米，东西300米，具有辽西郡和属国“东部都尉”规模。其正在大凌河下游，与由“昌黎”出海赴辽东“平郭”的交通方位相合。

（十）阳乐

阳乐故县，从前述“且虑”县可知，前、后汉应有建置变迁。旧志中所以多定“阳乐”为前汉辽西郡治，多据郦道元《水经注》所引应劭《地理风俗记》云：“阳乐，故燕也，辽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据本章辽西郡第一条“且虑”县考辨，东汉应劭所指的“辽西郡”是东汉以后内迁的“辽西郡”；而前汉的“阳乐”，从《汉志》排列的顺序看，前汉时只不过是辽西郡的一个近海之县。参证1984年以来的考古调查发现：在辽西绥中县北4公里的高台堡乡腰古城寨村东六股河西岸，发现在北纬40°25′、东经120°20′有汉代古城址。近年第三次文物普查，于其旧城范围内发现丰富的汉代遗物。其城址略作方形，东北角被六股河冲去，南壁东西约250米。城墙断面可见夯土层厚10—15厘米，夯楼孔径10厘米，孔洞横距离80—100厘米。城址内出土有大量灰绳纹瓦片、陶片和“五铢钱”等。以其在“北海（渤海）之阳”的位置，可初定为“阳乐县”。

（十一）狐苏

狐苏县仅见于《汉书·地理志》。《汉志》“狐苏”条：“唐就水至徒河入海。”^[48]由第七条“徒河”县考知，狐苏县必应求证于小凌河中、上游，其下游则为徒河县境。《满洲历史地理》据此置“狐苏县在锦州府西北”^[49]。今以《汉志》中所示狐苏县方位，参考考古发现，在小凌河中上游共发现有汉代古城有朝阳县南瓦房乡马家台子、黑牛营子乡黑牛古城、羊山镇五佛洞古城和东大屯乡松村嘴古城。其中以后二者规模较大，正当小凌河中游、靠近“徒河”之境。后两处又因五佛洞古城多有魏晋遗物，与前汉的狐苏建置时代不符。唯有松树嘴汉城，汉代遗物较为单纯，城垣傍临小凌河北岸，残存城垣一面约300米，城内发现有汉式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前著《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中，从其遗存和在小凌河（古唐就水）流域的位置看，已考为应即前汉辽西郡“狐苏”县。

（十二）临渝县

临渝故县，前、后汉亦曾发生过较大的建置变迁。《汉书·地理志》“临渝县”注：“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50]

《汉志》中的“渝水”“白狼”和“侯水”，成为古今确定前汉时临渝故县方位的重要地理坐标。于一县之境汇有三水之地，在《汉书·地理志》“辽西郡”中，只有海阳、絫县和临渝三县。而前两县都地濒滨海之地，靠近辽西之“碣石”。只有前汉时临渝县，以地临“渝水”得名，当偏跨辽西郡北境。所以确定了临渝县境的“渝水”“白狼”和“侯水”的水道方位及其关系，就基本上确定了前汉临渝县的地理位置。

《汉志》中的“白狼水”，古今学术界已公认为今辽西大凌河。即《水经注》云：“黄龙城西南有白狼河，东北流，附城东北下即是也。”^[51]郦注中的黄龙城，又称龙城，即今辽西朝阳。今东北流的大凌河，正从朝阳市以西来。附城之东北而下，经凤凰山（古龙山）西麓继续东北流，与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相合。可见古今黄龙城（朝阳）与白狼水（大凌河）的相对方位无异。今大凌河南源从建昌土心塔附近发源北流，直至今辽西朝阳的一段水系，古代一直称为“白狼水”。白狼水既定，与此关联的应是“渝水”和“侯水”。渝水干流在《水经注》“大辽水”条中也有明确的记载。郦注云：“又东北出，东流为二水，右水疑即渝水也。”^[52]

郦道元考注精审，但古今对郦注缺乏详解。如《中国历史地图集》资料汇编的临渝县条，考大凌河为“白狼水”，定牤牛河为“侯水”。但对郦注的“右水疑即渝水”并无确指。因为如以《水经注》与《汉书·地理志》相印证，对古今“白狼”“渝水”“侯水”三条水道的关系已经比较清楚。其实今大凌河上游北流段至朝阳（古黄龙城）的一段，古称“白狼水”。白狼水经黄龙城东北流以后，依次有左、右二水汇入白狼水：其一为郦道元所说“右水疑即渝水也”；其二即《汉书·地理志》“临渝”县注“又有侯水，北入渝”的“左水”即侯水。

参证考古发现，在今辽西义县东北的九道岭乡复兴堡附近，近年调查发现了一座汉城。姑名“复兴堡汉城”。这座汉代古城，南距大凌河（古白狼水）古道5公里余；西北距今牤牛河入大凌河汇合处，即“渝水首受白狼”的起点30多公里；东南距北来南流入大凌河的细河即古代“北入渝”的侯水，亦仅10多公里。从地理位置看，复兴堡汉城与三水同在一县之境，地处由大凌河（古白狼水）、牤牛河（古渝水）和细河（古侯水）交汇构成的三角形地带。

这些条件和考古遗存与《汉书·地理志》所记载临渝县境有“渝水首受白狼……又有侯水，入北渝”的诸地理因素无不勘合。故前已考定，义县复兴堡汉城为西汉时辽西郡之临渝故县址。东汉以后，由于乌桓入塞，汉辽西边塞的弃守，方迁“临渝”等县至今山海关以南河北省抚宁地区原“絫县”境内，其后方有以“临渝县”得名的古“渝（榆）关”（山海关）之名。

（十三）文成

汉辽西文成故县城，古今无确考。从文献中看，除汉志本条外，仅见于《辽史·地理志》“京道松山州”条：“松山县，本汉文成县也。”^[53]清代学者杨守敬著《前汉地理图》、日人著《满洲历史地理》时，均未详其所在。《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考定文成县在今辽宁省建昌县巴什罕古城。近些年考古工作者在建昌县二道湾子乡后城子和碱厂乡东大杖子等地，也都发现有战国至汉代古城遗址，二者或可考虑为辽西“文成”故县地。

（十四）絫县

辽西郡絫县，仅存于《前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中已不见记载。故《汉书》卷六《武帝本纪》东汉文颖注曰：“（碣石）在辽西絫县。絫县今罢，属临榆，此石（碣石）著海旁。”^[54]文颖以当代之人，明确指出了前汉之“絫县”境内著于海旁的“碣石”；至后汉时，因临渝县的西迁，罢絫县入临渝县（见前条临渝县考证）。因之，当后汉时，“絫县”已不著于《郡国志》，而“碣石”也由原属絫县而改属临渝县。因此，考证前汉时“絫县”之地望，应首先确定“碣石”的位置。

关于辽西“碣石”所在，古今计有“幽州蓟县说”“北平卢龙说”“河北昌黎说”和“北戴河秦皇岛说”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辽宁省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工作，在绥中县万家乡墙子里村石碑地海滨，发现了规模宏大秦的汉建筑遗址。遗址已调查和探掘的部分南北长500多米，东西宽260余米，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东、西、南三面都发现了原来的围墙基址，墙宽1米至2.8米。中心建筑为一座坐北朝南面海的大型宫室建筑。至今仍存夯土台高8米，边长40余米。一半在地下，方向南偏西5度，正对着海上由三块高大礁石组成的“姜女石”。

上述辽西绥中县“姜女石”海岸的大型秦汉建筑址，遗址明确，遗物丰富，而且建筑基址所面对的海中高大“姜女石”，是渤海北岸山海关内外数百里独有的奇观。它为寻证文献中记载的秦皇、汉武以来东巡海上的“碣石”和“碣石宫”，提供了重要考古确证。也为寻找县境有“碣石”的淹闻多年的前汉辽西郡“絫县”，提供了重要地理坐标。结合近年山海关内外的考古发现，位于绥中县“碣石”西南数十里的今山海关西南4公里河北省抚宁县境的古城子村有汉代古城址，当为前汉之辽西郡絫县治，东汉后改称为“临渝县”。其东距今辽西绥中县的“碣石宫”遗址不过20公里，与《汉书·武帝纪》的文颖注正好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