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图谱》答央视记者问

2010年7月9日至11日，应邀去北京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参与录制专题节目。

从今年开始，中央电视台与中国作家协会合作，在“子午书简”栏目推出当代作家重点作品。已经作了贾平凹、陈忠实、张炜等五位作家的访谈，我是第六个接受采访的对象，作品为《张学良人格图谱》。

先是接受了央视记者采访；然后，他们拟出专题，进行节目录制。策划制作十一集，内容包括张氏父子，张学良与蒋介石、与于凤至、与赵一荻、与宋美龄、与周恩来，以及他的戒毒经过与还乡波折等，有的分两集，有的为一集；方法是：主持人谈有关事实作引子，作者以作品为线索进行分析，发表认识。每集长10分钟。

下面是采访、答问的记录：

一、您以写作历史文化散文见重于文学界与学术界，评论文章也非常多。而这部《张学良人格图谱》，看得出来，是您近年来狠下功夫，而且也极见功力的一部作品。请问：在写作过程中，您都有过一些什么样的考虑，换句话说，它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什么？

近十年来，我在散文中写了大量人物，其中以帝王、政要、文人（有些是才女）居多。我选择人物的标准，一是值得写，有可传可述之事，无论正面反面，能够发人深思、供人研索；二是有足够的可言说性，命运起伏迭宕，人性复杂、深刻，矛盾冲突激烈；三是可以作多样化解读，个性化空间比较大，对那些历史评价上有争议、具备结论的多样性的，我尤有兴趣。我一向认为，一些有价值的具有永恒魅力的精神产品，解读中往往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艺术的魅力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有时连艺术家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最终答案。布莱希特在谈到自己的“叙述性戏剧”与传统戏剧观念的区别时说，传统的戏剧观念把剧中人处理成不变的，让他们落在特定的性格框架里，以便观众去识别和熟悉他们，而他的“叙述性戏剧”不热衷于为他们裁定种种框范，包括性格框范在内，而把他们当成未知数，吸引观众一起去研究。我之所以要写曾国藩、李鸿章，还有瞿秋白，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当然，最典型的莫过于张学良，他可以为我驰骋笔墨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

我写张学良，首先是因为他具有无限的可言说性。传记、口述历史、回忆录，很多很多，可是并没有穷尽他的内涵，仍然有无限的叙述空间。他是一个着人注目、引人遐思、耐人寻味的谜团，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他的身上充满了难于索解的悖论，存在着太大的因变参数，甚至蕴涵着某种精神秘码。

其次，他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他的一生始终被尊荣与耻辱、得意和失意、成功与失败纠缠着。他的政治生涯满打满算只有十七八年，光是铁窗岁月就超过半个世纪。政治抱负，百不偿一。为此，他自认是一个失败者；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多少“政治强人”、“明星大腕”，及其得意，闪电一般照彻天宇，鼓荡起阵阵旋风、滔滔骇浪，可是，不旋踵间便蓦然陨落。一朝风烛，瞬息尘埃。而张学良，作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这次还有幸被列入“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华民族将千秋铭记他的英名，他的伟绩。这还不是最大的成功吗？

其三，同历史上一些悲剧人物一样，张学良也是令人大悲慨、大感伤、大同情、大震撼；而且有一颗平常心，天真得可爱，让人觉得精神互通。在人生舞台上，他作了一次风险投资，扮演了一个不该由他扮演的角色，挑起了一份他无力承担却又只有他才能承担的历史重担。

我写他，还有一点特殊原因，就是我们是同乡，所谓“桑梓情缘”，这里不展开说了。

很久以来，我就立下要为张学良写一部心灵史的宏愿，力求从精神层面、人性方面进行深入发掘，托出一个立体的、多面的形象。

二、在这部作品中，您花费大量的笔墨去写张学良的个性、性格、人格、命运，甚至书名就称作“人格图谱”。请您概略地谈谈这个问题。

文学是人学，挖掘人物的精神世界，这是文学作品的天职。而要揭示张学良的心灵世界、人生轨迹、行止出处，就必须从个性、人格层面上，展现他之所以具有如此命运、人生遭际的原因。所谓“人格图谱”，也正是这个含义。确实像您所说的，书中以大量笔墨书写了张学良的个性、人格。比如，首篇《人生几度秋凉》中写他押解途中在郴州苏仙观题壁、怒吼、开枪射击，还有河南牧马集车站同老大娘的挥泪交谈，都透露出他的侠骨柔肠，他的正义感和血性；在台监禁期间，他要住在墓地旁边，以发泄他的怨愤情怀和玩世不恭；在夏威夷，祝寿会上同五弟开玩笑，同记者的调侃，都反映出他的幽默、旷达，富有情趣。其他各篇，在同周恩来、郭松龄、蒋介石、宋美龄、赵四小姐、于凤至等众多人物的交往中，也都显现出他的鲜明个性。至于写诗、读史、看戏、戒毒、庆生，也都是个性或人格的展露。最后，在《成功的失败者》一文中集了大成，进行集中的剖析。

这里就涉及何为个性，个性的形成及其与命运的关系等诸多课题。张学良的性格特征极其鲜明，属于情绪型、外向型、独立型。一是活泼，好动，反应灵敏，喜欢与人交往，情绪易于冲动，兴趣、情感、注意力容易转移；二是正直、善良，果敢、豁达，率真、粗犷，人情味浓，重言诺，讲信义，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在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三是胸无城府、无遮拦、无保留、“玻璃人”般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而另一面，则不免粗狂，孟浪，轻信，天真，思维简单，而且，我行我素，不计后果。

我们知道，个性，包括个人的性格、情绪、气质、能力、兴趣等等，其中又以性格和气质为主导成分。气质代表着一个人的情感活动的趋向、态势等心理特征，属于先天因素；而性格则是受一定思想、意识、信仰、世界观等后天因素的影响，在个人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二者形成合力，作为个性的主导成分，作为内在禀赋，作为区别于其他人的某种特征和属性的动态组合，制约着一个人的行为，影响着人生的外在遭遇——休咎、穷通、祸福、成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有“个性就是命运”的判断。

关于张学良个性的形成，我是从他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社会交往、人生阅历四个方面加以剖析的。四个方面形成一种合力，交融互汇，激荡冲突，揉搓塑抹，最后造就了张学良的多姿多彩、光怪陆离的杂色人生。

他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军阀家庭。父亲张作霖由一个落草剪径的“胡子头”，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学良从青少年开始，就把父亲作为心中的偶像，在接过权势、财富和名誉、地位的同时，也承袭了乃父的自尊自信、独断专行、争强赌胜、勇于冒险的气质与性格。关于社会交往，无论是在奉天，还是在北京、天津，活跃在他的周围、与他耳鬓厮磨的，大体上是四种人：一是军阀将领；二是贵族子弟（如“民国四公子”），有的是花花公子；三是文人墨客，如知名演员、画家；四是千金小姐，像宋美龄等知心女友以及他的若干情人，里面大多是他的“粉丝”。在前三种人中，不少是说干就干、目无王法、指天誓日、浑身充满匪气的“草莽英雄”，或者挥金如土、仗义疏财、脱略世情、游戏人生的豪侠之士。这对于他的影响是很深的。

再看文化背景，也就是一定文化环境影响下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有一句十分警辟的话：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张学良经受过中西文化、新旧思潮的激烈冲击、碰撞，使其思想观念十分驳杂，既有忠君孝亲、维护正统、看重名节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旷怀达观、脱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庄、佛禅思想的影子；既有流行于民间和传统戏曲中的绿林豪侠精神，“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宁可人负我，决不我负人”，侠肝义胆，“哥们儿义气”；又有个人本位、崇力尚争、个性解放，蔑视权威的现代西方文化特征。赵四说得最为形象，“背着基督进孔庙”。这种中西交汇、今古杂糅、亦新亦旧、半洋半土的思想文化结构，带来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让矛盾与悖论伴随着整个一生。

人生阅历对于性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他年未弱冠，即出掌军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将、中将、上将，最后成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路上，春风得意，高步入云，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练与颠折，而多了些张狂与傲悍；加上深受西方习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较简单，经常表现出欧美式的英雄主义和热情豪放、浪漫轻狂的骑士风度。他父亲的江湖习气、雄豪气概，倒是承继了下来，而其狡黠奸诈，老谋深算，厚颜无耻，反复无常，却抛在了一边。从做人方面讲，当然可取；但要应对当时复杂多变、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就力难胜任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掌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

三、这部作品不同于一般传记，在立意与取材方面比较独特，亮点很多，请您说一说，写作当时的一些设想。

就立意和取材来说，我想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对于传主有个总体上的把握。我给他的定位是，他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前面讲到了，我是抓住“个性决定命运”这一主旨，用了大量笔墨书写张学良的个性、人格及其成因。

二是，关于张学良本人，我曾做过多方面的设想，这有助于人物分析上的纵横透视、深入开掘。我以为，无论从立功、立德、立言哪个角度看，长寿，无疑都提供了有利条件，它可以使你有机会开辟更远大的前程；但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长寿又未见得都是幸事，套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它既是一种机缘，也是严峻的挑战。俄国著名思想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中有一段话，大意是：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包括像拿破仑这样的伟人，如果他们早死就好了。因为他们的伟业都在他们的前半生完成，而他们后半生所犯的错误，抹黑了他们曾经光辉的生命，亦为旁人带来痛苦甚至灾难。确确实实，历史上，许多人都没能过好长寿这一关。

为此，我曾经为张学良设想——如果二十岁之前，他就死掉，那他不过是一个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造物主偏向了他，使他拥有足够的时间，得以励志图新，从而获得了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被日本人收买，甘当傀儡“东北王”，或者像他父亲张作霖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么，在大红大紫、风光旖旎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毅然决然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阵前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双方“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炫目异采和生命张力；如果百岁之前，他在解除监禁、能够向世人昭示心迹的当儿，通过“口述历史”或者“答记者问”，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一场闹剧。人们欣慰地看到，面对记者的问询，老将军一如既往，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第三，在一些读者十分关注、却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上，我抛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说，关于张学良未能返回祖国大陆的分析。在我看来，晚年的张学良，是不想再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其间有着很深的考虑，说穿了，也就是虑及自己身后的历史地位。他的想法，一是全身而退，洒脱地转身退下，维持自己的“失败英雄”的完整形象；二是，滤除政治色彩，淡出两岸的纷争，以中间状态出现，使自己成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奠基人之一，他衷心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中再一次发挥其独特作用，促进两岸和解，进而推动祖国统一。因此，他不想因为急于返回大陆，而妨碍充当这一角色。

四、在我看来，可能不只上述三个方面有所突破，全书在写作技巧以及文体方面，也都有些新的探索。请您从这个角度谈谈心得体会。

应该说，在谋篇布局方面，是颇费苦心的。比如，第一篇写张学良的百年岁月，漫说一万字，即使十万字，怕也难以容纳。这就有个选材问题。作者设计了三个晚上，通过他的心理活动，回首从前，从功业、爱情、人格魅力三个侧面加以展现。这就比较集中，也容易描写细节。再比如，张学良与郭松龄的纠葛，我通过所谓“四重尴尬”的安排，集中写了那场战事，写了他们之间的重重纠葛。再者，张学良与宋美龄，两人关系非同寻常，怎么表现他们的情分？我把他们之间的交谈与往来信件加以整合，以“良言美语”概之。我写张学良一生的大起大落，由荣誉的巅峰跌落到声望的谷底，突出了两个“九一八”。可以说，这些都是煞费苦心的。

再就是，文体定位。由于写的是散文，是文学，而不是历史，不是一般的传记，因此，要进行心灵发掘，展示人物个性。这就必须借助细节描写、心理刻画，还要有联想，有适度的想象。我在运用细节、形象和文学语言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在《人生几度秋凉》中，有这样一段话：“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垅，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他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堂吉诃德，后来化身为戴着紧箍咒、压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脱离红尘、流寓孤岛的鲁滨孙。”

还有心理描写。当置身异国他乡的张学良面对浩瀚的太平洋时，我想：“他一定是从奔涌的洪潮中听到了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风呼林啸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疲惫了的灵魂，要安顿也是暂时的，如同老树上的杈桠，一当碰上春色的撩拨，便会萌生尖尖的新叶。而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的岁月难过得多，它是一剂沁人心脾的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恸掺和着三分自省。”这里有联想，有想象，有悬揣，有摹拟。

说到文体，著名文艺评论家贺绍俊谈过如下看法：“这本书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传记文体的突破上，他将散文的自由表达与传记的真实性原则有效地结合为一体，提供了一种散文体传记的新的写作方式”；“他将散文体的主观性和鲜明的主体意识带到了传记体中，从而改变了传记叙述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传记叙述的思维逻辑关系是循着传主的生命轨迹而构建的话，那么，本书的逻辑关系则是在自己解读和体悟传主生平的思想脉络上构建起来的”，“这是一种大胆的突破，冒险的尝试”。

所谓“大胆的突破，冒险的尝试”，除了贺先生明确指出的，我体会，还包括：传记属于历史范畴，历史要求客观、严谨；而作者采用文学形式，则需要借助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文学描写和审美创造，充分展示人物个性。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就不能不像走钢丝一样，努力在上述两个方面找到平衡点。

再者，十五篇系列散文，集中写一个人，需要精心策划，使每篇相互贯通，又不致撞车、重复。本来，撰写名人传记，最容易措手的是线式结构，像串联的电路那样，将传主的一生行止依次展开；而本书采用另一种形式，属于扇形结构，类似并联的电路。这就需要精心布局，妥善安排：开头、结尾两篇，各都带有综合性质；中间再分三大块——反映张学良的人际交往、情感世界；他的生平嗜好、文化生活；他的两大疑团或者说“两条辫子”。写作中兼用叙述、描写两种手法和全知与有限两种视角，这很类似旧日的“说书人”，凭着他的一张嘴，随时变换角色，不住地转移视角、调整线索，引领听众跟着他转。如果不下一番功夫，是很难奏效的。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