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中八月潮

郑立于

筹边举世仰君游，匹马曾经地尽头。

远志一身浑是胆；壮怀双鬓不知秋。

重逢湖上河清日；新系镇南关下舟。

倘许他年闲岁月，相从雁荡可消忧。

这是五十四年前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博士在浙江大学时赠给当时在浙江省议会任秘书长林竞先生的一首七律诗。林竞先生自述抱负是“少年时立志读书，青壮年志在四方，老年时回归乡里服务”，这时他已经踏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经历了政治风云变幻。在他的人生征程中，对祖国最有特殊贡献的是两次到中国西部探险、考察、调查。第一次是民国五年（1916）年冬，以财政部特派员名义到新疆考查全省财政，兼以农工部特派员名义，实地调查新疆、甘肃实业状况。跑遍天山南北，出阿尔泰山经西伯利亚回国，历时一年，陆行三万余里。第二次是民国七年（1918）冬奉交通部命参加京绥铁路甘新测勘路线工程队到西部勘察路线，复赴绥远、宁夏、甘肃、新疆，转道外蒙古，再回北平，为期10个月，行程21万1千余里。

（一）

在迷迷漫漫的征途中，他曾遇到许许多多无法想象的险境，重重叠叠难以克服的困难。在一线夹谷中跋涉，愈前愈高，辕马疲喘，到毫起村只得在一客栈中夜宿，这里曾是鼠疫最流行的地带。林竞等一行人甚为恐惧，一灯黯淡，众人环坐炕上，问主人：“去年这一带鼠疫盛行，死者无数，到底情形怎么样?”主人低首长叹：“在劫难逃，在劫难逃呀，我的家族五十余人受传染十一人都死了。”在座听了，无不毛发森竖。要离开这个惨遭鼠疫祸害之家，天黑风吼，无法上路，只得听主人再诉说下去：“后来连前来急救的医生也死了，抬棺材的人也死于归途。”一夜未睡，风凄雨愁，天未亮，他们就离开了这危险地带。

一日，林竞一行在途中听说那一带有匪徒。叫同行者杨振山君率二驼夫前往探听。林竞骑马前行警戒，天黑时在途中休息。忽然得到杨振山君被匪徒抓去的消息，但也无可奈何呀，只得催驼前进。平时驼行一夜，不过八十里，这一天到晚行一百四十五里。第三天，随杨君探路的一驼夫赶回，说匪徒要索款一万，鸦片十斤，枪械二十枝，才能放回杨君。幸好得到当时一个姓李的商会长的帮助，商会长命商团团长喇嘛银海奋力追击匪徒，务必生擒几个匪徒，以备为交换杨君之用。没有几天，果得手。杨君经过了严重的折磨，终于生还。

一点一滴的水，就是一点一滴的血，在中国西部长期的行旅中，在交通运输条件极大的困难中，行旅者在烈日的焚烤下，像枯萎的小树，一个个都枯萎了，干渴得坐下来了，走不动了，多么需要一点一滴的水来维持生命!天无绝人之路，不觉来到苦水驿，此地的水又苦又涩，喝了容易致腹疾，即使是沙泉中吸来的水，亦有微成。林竞他们就凭自身健壮的抵抗力，把这苦水喝下去，这位乐于吃苦的拓荒者林竞却戏作俚句题在途旁的石壁上：“苦苦苦，人畏苦水如畏虎。我说苦水须多吃，一杯痛饮清肺腑：君不闻，要做人上二人，须吃苦中苦，此语流传已于古。”

林竞乐于吃苦的精神，使同行者得到鼓舞，他们又意气风发地前进了。入草地时，他们又遇到重重困难和凄苦。最突出的是三件苦：“钻眼苍蝇刺股草，草鳖咬着不会好。”所谓草鳖，尤为内地所罕见。草鳖虽小，冲刺力极强，一钻人人畜的皮肤与人畜的皮肉连结在一起，取之痛不可言，不取草鳖会吸吮人畜的脂膏为营养，逐渐长大，红通通的，如成熟的葡萄，这时皮肤遂麻木不仁了。遇到草鳖袭来钻到某人的身上，其他人都似钻到自己的心上，感到痛苦，于是齐心协力，将草鳖取出，不让它在人身上留下隐患。

长途跋涉，往往几百里，几千里见不到一棵树，见不到一个人影，孤寂寂的。有时也看到一泓浅水，几株花木，一弯明月，几颗星星，大家的胸襟也就轻快起来。林竞于1917年4月7日在日记中记述：“昨夜明月皎洁，过瀚海，一车轻浮，如泛沧溟，瀚海非海而似海，姑以海咏之：‘果然飘渺无边岸，倒觉身如一叶轻。电线几行帆上索；明星数点渔家灯。几吹蓬背惊鱼跃；沙桷角轮疑浪声。今夜茫茫何处泊，长流水上古长亭。’”

起风了。天黑地动，飞沙走石，房舍催毁了，树木拔去了，沙山成深壑，平野起高山。这是用人力征服不了的风灾，他们只好避开风口，闷从室中。位学识渊博的林竞还对大家说：“清代左文襄（宗棠）西征，有某管带解饷至南路，忽然来了一阵狂风，车辆、兵丁、银两均被狂风刮去，他处人曾看见空中落下残缺不全的尸骸。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经这条路。数十年后，哈密有一一个回民，自南路归家，他胆子很大，为了图捷径，冒险地闯过这条路，偶然间捡得遗银数万，悄悄地运回家，成为一巨富。”有人插话：“我们这一次考察如果能发现遗银，大家都能成为富翁。”于是众人开怀大笑，林竞意味深长地道：“我们这一次考察成功，这里到处都是财富，铁路一开通，就能为国家增加多少财富，全国人民都会慢慢变成富翁。”

历来多少人通过戈壁，都说戈壁苦，因为那里碎石无垠，赭黑如墨，人烟绝灭，凄凉万状。而林竞却另有情怀，作了《戈壁乐》：“人说戈壁苦，我说戈壁乐……天空不见飞鸟迹，地下不见草离离。但觉此身登上界，不闻人间苦与悲。南拊葱岭背，北循天山眉。日东升，月落西，停鞭一指万象低，戈壁之乐不可支!”

（二）

一路上，林竞一行遇到了风沙、冰雪、烈日、厉疾、匪徒、虫害种种困苦险阻，但他们还是信心百倍地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每到一地，他们对那里的山脉、水道、地势、道路、物产、都一一进行精密细致的测量、调查，然后笔录在日记里，日记从不间断，对沿途的人事物记载犹详。多的上千字，少的几百字。

炎于黄河资源的实地调查，他对黄河南兰州至包头的水程；黄河由兰州到包头沿岸码头及上下货物；黄河转运的时期及运货数量；接近包头的水路运输情形及改良设计；行驶黄河舟筏的种类；黄河河身的情形及水量之大小；黄河险阻的地点与可以行轮的处所：黄河行轮的经过及其可能行驶的河道；以至试办黄河轮船的办法都作了详尽的调查并提出开发利用的方案。

当年京绥铁路甘新测勘路线工程队在林竞的率领下，每到一村落，都走访了村民，将这个村的人口、牲畜、住处了解清楚，甚至连房舍的结构与形状也记录下来。如遇到小集市，便将多少商铺、商铺名称、销售物品，经济状况等一一加以调查。沿线各地的建置沿革、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关系，商业、工业、矿业、农垦、畜牧、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都是他们调查的范围，一点也疏忽。有时还反复校核过。此次考察，林竞撰写了《绥包水陆交通情形意见书》《查勘绥、甘、新铁路意见书》《西北国道计划书》三个报告上报当时政府，虽大部被搁置，未能完全实现，但亦为我们今天开发大西部留下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与经验，

林竞对开发中国大西北具有高瞻远瞩的看法。他说：“具二百三十八万余方英里，居全国七分之四之广土，蕴五行百产之精英，为历史文化之起点，江河之所源，万山之所始，朊朊焉宜牧也，荡荡焉宜农也。欧亚之中枢，具天然之原料，则宜工而且商焉”。他还认为“国人须认明西北之政治经济地位，均有牵动世界之价值。故国人应以全国之资力才力，从事于经营，并应在外交上尽力避免国际上之冲突，而于经济方面，则诚意予各国有善意投资之机会。”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之间亲如兄弟手足。考察期间，林竞普遍与各民族兄弟接触，了解不同民族的渊源、风俗、习惯、性格、生活状况，关心他们的疾苦。民国八年（1919）夏，广禄和IL受之、宫璧成三位学生结伴从伊犁到北平求学，经过戈壁中的古城，遇到了林竞。当时新疆凡是官员或学生在省内远行或赴前进的目的地均有小旗，以便沿途关卡稽查。小旗上盖的是伊犁镇守使的关防，写着赴北平“留学生”字样。林竞巧在此地候驼，拟取道蒙古草地返回北平。他看到这面小旗就主动来找这三个学生谈话，知道这三个青年远道到北平求学，便异常高兴，不但鼓励他三人要勇往直前，还特地写信给他的夫人郑修，嘱咐夫人要竭诚接待这三位青年。广禄于1966年9月某日深情地说：“我们在北平六年间，不但受到林竞先生一家人情同骨肉的照拂，就是做人求学方面，也受到他很大影响。林先生总想为我们孤悬塞外、民族复杂外交险恶的地方，培养出几个人才，好为保卫祖国这块领土而努力，无如我们终未成材，辜负了他的一番期望。怅何如之!最使我遗憾的是：当林先生患病住院时，只去探问一次，及其逝世，竞一无所闻，致未能抚棺一哭，恨何如之!”这三位青年后来都学有所成，为祖国作出贡献。民国17年（1928）林竞任青海、甘肃省民政厅厅长时，更是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访贫问苦，救抚他们，受到各民族人民的拥戴。各民族人民都认为林竟是位好官、清官。后来，林竞回到故乡，谈起这件往事，他认为不论多大的事情，都不能以权欺人，以势压人，应该以理服人，以心动人。

西部地区民族与宗教是紧密相连的，考察期间，每逢寺院、道观、宫殿、教堂，也都去拜访，记下这些宗教活动场所的规模信徒、某场所供奉什么神灵，主持者如何，有时还与主持者推心置腹地谈经典、戒律，了解各不同宗教的各种仪式。还拍下许多有关宗教场所的照片。宗教界人士对林先生深为敬仰。有一次，在新疆与新疆天主教总神父同行，一路谈得十分洽切，相互成为挚友，到肃州时总神父不再往前行，便置酒为林先生壮行色，林竞英俊地坐在马上也痛欲一杯，可谓极别离之情致也。

地方志书报刊和文物古迹对林竞说来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宁夏，在匆匆的旅途中，他翻阅了《宁夏府志》，在甘肃，督军兼省长张熏伯派人赠他一部《甘肃省志》，他视为珍宝。认真地阅读它，还圈圈点点，作了笔记，从中他获得许多知识用以指导自己的考察、凋查实践。途中，他借阋了徐松著《西域四种》（即《水道记》）及李恢庭著《西域图考》等书。

昭君墓侧有石碣三大方，镌刻后人的诗篇。林竞感到塞外文献不多，便一字一句把它手抄下来，将有上千字呢。北塔，图志称涨宝塔，系晋末夏赫连勃勃所建，到那时有一千四百余年的历史高十层，林竞一行鼓勇上了最顶层，壁间有人题句：“不敢高，苦语，恐惊天上人”，林竞认为颇有诗意，也把它录下来。

甘肃的清励楼，林竞知道是左宗棠创建，去谒望了。这里有左宗棠撰书的楹联、匾额，出于对文物古迹的爱护和对左宗棠的敬仰，林竞也把它录下来了。途中，林竞还花了整整一天的功夫，分别拓了十几张大云寺西夏碑及文昌阁所藏新发现的唐西平公及慕容明碑。以后带回北平由国家珍藏并分赠酷爱文物的亲友。

沿途知名的或不知名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甚至连当时无法用科学解释的奇异现象统统录在林竞日记之中。俾后来科学家、旅游家有考焉。

（三）

林竞被誉为“西北拓荒者，是民国以来谈西北问题的第一人”，其专著有《西北丛编》《新疆纪略》等书，专论有《中国必能复兴之理由》《自我的介绍与最近之主张》，还有不少未结集出版的诗文。

专论竭力提倡“和平救国”“开发西北”之主张，因之组织开发西北协会，任理事，在南京发起组织新亚细亚学会，任该会常务委员。

《新疆纪略》曾于民国七年（1918）出版，各大报亦转载。其中不少珍贵的资料为海内著作家所采取运用。

《西北丛编》主要是日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卷先后曾于1922年、1923年刊于上海《中华新报》、北京《京报》并先后转载于其他报章杂志。直到1930年，由于各界人士的要求、催促，才整理出版，林竞在上海淞云别墅作了《自序》，全书共有八十万字，照片一百五十多帧。

奔走天涯，浮沉政海，沧海桑田，这部“当时为国内外注意边疆问题者视为珍宝”的《西北丛编》于四十年后几乎将近绝版，是伊犁广禄先生，出于对林先生无限敬仰，在国内外多方联系，经他的辗转，才找到这部已经发黄将近湮灭的《西北丛编》，又经他的友好集议，终于在1965年由台湾中国文献出版社重新印行。这位伊犁广禄先生就是上文提到的林先生在戈壁古城偶然遇到的来北平“留学”的三学生之一。这也堪称“千古奇缘”也。1965年再版的《西北丛编》，至今又将近四十年了。我们国家有关出版社如能将《西北丛编》《新疆纪略》再一次出版，广为发行，或连同林先生的其他诗文，以及当今有识知名人士的评论文章出个全集，这对我们当前开发中国西部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四）

林竞，字烈敷，1892年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南坪松柏林村（现属苍南县），后移居附近霞关镇，肄业于宁波四明专门学校。民国二年（1913）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到日本东京。次年，入孙中山、黄兴等“为培植建设民国人才”而创办的政治学校学习。民国四年五月九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条约，他立即返国参加反日讨袁活动，被通缉。民国五年，参与护国讨袁之役，潜入广西，主编《岭表日报》。旋至湖南，任护国军总司令部秘书。在两次考察西北之间的1918年，再渡日本。民国十至十一年，因在平绥铁路组织职工厂反对军阀卖路，被通缉而回上海，由张继引见孙中山，向孙先生报告反军阀卖路经过，并条陈开发西北意见，民国十三至十四年，任京绥铁路材料处处长，交通部参事、西北边防督办公署调查编辑处处长，又奉命去西北各省调查各种情况。民国十五年奉命筹办甘肃西宁（今属青海）国民党党部，被选为监察委员。民国十六年任西宁区行政长官兼垦务总办，因在后方筹备军需有劳绩，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奖给革命奖章，并聘为高级顾问。民国十七年任青海民政厅长。次年在上海温州同乡会工作。民国十九年任国民政府参事。民国二十一年，先后任甘肃省民政厅长、新疆建设委员会委员等职。民国二十三年，任江西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抗战时住在重庆南温泉一间小民房里，民国三十三年奉命宣抚云南、西康等地少数民族，任川康边区中将特派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杭州，住在皮市巷杨绫子巷六号，仍是三间小平房，曾与苏步青先生共同发起组织平阳旅杭同乡会，筹募经费时他在募款登记簿扉页上写“如若为己，天诛地灭”八字，以劝戒大家。他非常热心公益事业，曾一再倡议，修复已倒塌的雷峰塔，以壮“雷锋夕照”景观，未果。凡是请他帮助求业、求学、求医者，他都尽力而为之。金庆妙、李士俊、邱家辉、张传远诸君，都是在他的爱护下，或留在手下干事，或去继续读书的。共产党员李士俊有一箱书从香港寄来，内有《鲁迅全集》和进步书籍，被上海警察局扣留，李士俊请求林先生帮助取回，林先生毫不犹豫地开出证明，盖了省参议会的大印，将这箱书领出来。

1949年初春，林竞曾对金庆妙、李士俊说：“全国各地我都走过，就是没有到过台湾，我准备去一游，去南洋为修建雷峰塔筹款，也会会老朋友冷通。”李士俊说：“国共和谈，恐怕会破裂，还是不去为好。”林竞说：“假为和谈不成功，我去了就回来还来得及。”林先生于四月八日南上海乘轮船到台湾。五月三日，杭州解放，台湾海峡，交通中断，回不来了。他的夫人和女儿妙音，后来经人协助，去香港转台湾团聚。

在台湾，林竞还坚持每天写日记、撰诗文，有时也作山水画。据台北《温州会刊》总编辑郑行泉先生说：“我也是在林先生的栽培下，继续上大学、工作的。他曾当选为台湾中国佛教会秘书长，主办佛教刊物，筹建寺院，与国内外佛教界人士亲密交往，为救贫赈灾，兴办公益事业做了许许多多的贡献。”现任台北《温州会刊》总编辑郑行泉（法名大源）求戒归依时，林竞先生曾书赠一联“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

林先生淡泊宁静，与人无争。他的兄嫂郑龄华女士（林醒敷先生夫人）回来说，我的叔叔林烈敷先生是位很高尚的人。别的我不说，就讲一些小事。他有小车，但经常趁公共汽车，候车时他让别人先上车这一班乘不了就等下一班。上车了，这么大的年纪，还不时为生病、抱小孩的旅客让座。每年春节拜年，作为“国大”代表，人来客往很多，他总是在大年初一早晨先向长辈，向我们兄嫂拜年。大家都说他真有菩萨心肠，有求必应。在病床上，他愉快而又风趣地对我们家人说：“我的祖父是六十九岁离开人世的，父亲也是六十九岁离开人世我今年也是六十九岁，看来，很难超越七十岁?”病重时，我们几家人和佛教界人士以及亲朋好友，轮流在床侧侍候。林先生还不时睁开眼睛，慈详地说：“此刻我们似梦非梦。仿佛又到了新疆、青海，四十多年前的情景好像就是前几天。”没多久，林先生安然西归，刚好是六十九岁，佛教界为他做了佛事，葬礼极其宁静哀荣。骨灰安置在台北善道寺。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结万人缘，林竞先生是位爱国学者，他为开发中国西部、边疆诸省的特殊贡献，永远令人敬仰。新编《平阳县志》《苍南县志》分别为他立了传。如今，党中央，国务院已吹响开发中国西部的号角，千军万马向中国西部进军。林竞先生有灵，一定会驾鹤飞越台湾海峡，回来漫游旧地，共赏向西北进军的奔腾磅礴的气势与美好壮丽的前景。

（此文曾刊《浙江方志》、温属各报以及台北《温州会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