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伟业与新闻人的历史起点

建党伟业与新闻人的历史起点

七月中华，好热，好红。红歌唱响全国，红剧热播荧屏。这热情，这红色，都是为了一个伟大的政党90岁的生日。

90年了，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煌煌战绩数不胜数。且不说从57个党员发展到八千万，且不说赶走了鬼子打败了老蒋，就拿建国初期被中外反动派铁板钉钉地称为“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搞建设”的经济工作来说，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越近百年宿命般的竞争对手日本，用一个漂亮的“V”型反弹，重回亚洲之巅，达到世界第二。

当代政治史上，没有哪个政治组织成员的数量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被不断刷新，也没有哪一种信仰能够凝聚如此众多的人群。八千万富有战斗力和创造力的人，呈现出这个政党巨大的生命力。

数字的背后，留给了世界一个个的谜，关于中国的革命，关于中国的发展，关于中国的未来，也关于这个早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政党的一切……

世界为什么会造就出这样一个政党?

暂且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90年前。在今天的繁华与喧嚣映衬之下，1921年7月，上海望志路106号那栋石库门小楼，那条缓缓地漂在嘉兴南湖上的游船，也许会显出几分孤寂与缥缈。但就是在份孤寂和缥缈中，诞生了带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中国共产党。让人惊奇的是，那个神圣历史时刻的13个见证者，就有5个媒体从业人员，他们同其他革命的、激进的知识分子一起，用妙笔书写了中国近代史最灿烂的篇章，用铁肩担当了奴隶求解放“全靠我们自己”的天下大道!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也是中国新闻记者的光荣。每一个新闻从业人员，都会为新闻人如此荣耀和崇高的历史起点而自豪。

荣耀属于过去，辉煌见证历史。盘桓在历史起点上的美丽光环，早就化为新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时代使命。无数党的优秀儿女，用生命和鲜血给后人写下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不仅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同时也是新闻人的生命线。

新闻人了解这个历史起点，更能坚守时代责任。“真话好好说，假话从不说”，就是源于早期党员邵飘萍等先行者的忠告;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什么，什么时候报道，应该如何报道，就应该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认真谋划;对有助于发展生产力和弘扬先进文化的现象大力倡导，对党和政府明令禁止的、广大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严辞鞭挞，就是体现党的宣传规律与新闻规律的一致性。

在“实事求是”这面大旗下，闪耀的是共产党人坚韧不拔、勇于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光芒。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思想，从来不等于十全十美，更不是文过饰非，而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竭尽全力，牺牲自己。最早的57个党员，不是权贵，不属于社会高端人士，不掌握社会资源，没有后台，照现在的行情，没有一个能住进房产老板广而告之的为“成功精英人士”开发的楼盘。即使是从思想理论层面讲，他们对赖以建党的根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也很难说已经完全理解和掌握。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多数集中在国民党内。但是，唯有共产党人，才表现出对现实的极大不满，并焕发出高昂的理想、热情与意志，把这种不满转化为组织民众的斗争。

从这样的历史起点出发，就不难理解，在残酷的民族战争和政权争夺中，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及其很多成员，几乎犯了所有能犯的错误，右倾悲观、教条主义、残酷的党内斗争、急躁冒进等等，甚至，13个中共一大代表中，还有三人叛变两人退党，整个组织遭遇了现代政治史上最残酷的生存考验。党成立初期，并不像许多文艺作品描绘的那样“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万象更新。共产党不仅在国内身处随时遭反动军阀政府迫害剿杀的险境，在共产国际那里也并不被看好。斯大林曾经说:“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他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当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开始调整自己的立场，开始对中国革命变得谨慎，但对共产党的支持力度依然很小。

还让许多人看了电影《建党伟业》后难以理解的是，中共一大召开时，史称建党“南陈北李”的两个中坚人物，竟都没有到会，而且理由也并非十分重要。陈独秀当时在陈炯明手下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有可能落空。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正值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难以抽身前往上海开会。两人都忙，但再忙也没有出席中共一大重要啊，所以这两位伟人一定很遗憾。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既不浪漫也不神奇。

如果没有早期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弱小的共产党是无论如何成长不起来的。党的思想光芒、党的崇高精神，就是在党最困难、革命最艰难、社会最黑暗的时候迸发出来的。党的队伍中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动摇和叛变。一次发生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一次发生在红军长征前后。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横尸遍野，血流成河。严酷的斗争中，一些党员彷徨动摇，有的公开在报上刊登退党、反共启示，有的甚至带人捉拿自己的同志。这对每一个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都是极为严峻的考验。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在徐特立先生六十岁生日的时候称他“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因为徐老在不少共产党员退党的那个白色恐怖中，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何等的英勇和伟大!

看看现在，有的年轻人对要不要入党没有什么思想触动;有的在考虑党员数量已那么多，是不是参加民主党派反而会有更大的上升空间;有的觉得已经入党的人也不过如此，入党体会不到荣誉感和先进性。这些思想都表明，我们已经非常缺乏对党的历史起点、历史进程和历史责任的深沉思考了。

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如果不建立强大的精神内核，物质再丰富也无济于事。只有构建好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共同精神家园，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民族精神教育、国家尊严教育、英雄主义教育，不但是应对时代变迁所带来的思想文化挑战的有力武器，而且是通过心里认同、历史认同实现国家统一的坚实基础。与我们毗邻的俄罗斯，年轻人结婚，都会去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幼儿园教师带着孩子们在无名烈士墓前讲故事，老师哭，孩子哭，哭成一团，这是何等感人的画面，俄罗斯人从小就在培育何等强大的精神内涵!如果除去金钱和权力，我们便不再为其他事物感动，那么一个民族还能有什么希望?

今天很多人都在谈“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首先要有思想，否则解放的都是欲望。当今世界的强国，无不在强化国家精神方面大做文章，无不把他们的光荣与梦想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了、发生着并将继续发生波澜壮阔的变化，我们的思维和理论也必须跟上这一惊天动地的伟大实践，真正认识它、总结它、积累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避免幼稚、浮躁与浅薄，走向沉稳、厚重和成熟。

回到建党的起跑线上，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共产党曾经许了国家和人民一个美好的未来——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人的极大自由。如今，中国站在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二的位置上，“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已可见一斑，紧接着要实现的当属“人的极大自由”。随着生产力的极大释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瓶颈。用先贤预言似的警示来说，就是中国未能很好地避免一个“食利阶层”的复活，使得很多中国人重新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由此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主要是针对贪污腐败、公权力滥用、贫富悬殊、公民权得不到保障等问题。

如何解决?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这种理念，中国共产党人是一脉相承的。63年前，在西柏坡，毛泽东曾开出了简单明了的治国药方:“民主”;中共十六大一结束，胡锦涛即率队到西柏坡，重新强调两个“务必”，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无论是在夺取政权，还是进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总习惯于说中国共产党人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其实，中国未来的路有没有人走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执政党必须时刻保持初创时的理想、热情与意志，以及在历史选择关头审时度势、顺应潮流的敏锐。

中国的新闻人，有幸以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比例参加中共创建大会，承载了这么一份厚重的历史荣耀，同样也必须承载一份厚重的历史责任，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