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对儒家的真实态度

一、闻一多对儒家的真实态度

本文的先验命题是“儒者心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纵观闻一多的著作和言论，没有找到他以儒者自居的词语。相反，我们很容易找到他调侃和批评儒家的语句。如：“谈谈孔学，做做歪诗，结果只有把今天这点民族主义的萌芽整个毁掉完事。”^[1]说这句话的目的，闻一多是想强调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采取创造性的态度——求新，才能使民族生存。如果单纯回到孔学那里，只求复古，只能灭亡。1944年9月，闻一多在所发表的《关于儒·道·土匪》的杂文中更直截了当地提出：“儒道交融的妙用，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称他们为偷儿和骗子，能算冤屈吗?”^[2]这篇杂文探讨的是中国文化的病症。儒家、道家、墨家代表中国文化体系的三个方面，“偷儿、骗子、土匪”是这种文化影响所导致的极端现象。对于它们的批判显示出闻一多自我解剖的勇气和锐气，这和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揭露，具有同样的性质。由是观之，闻一多在这里论儒，是批判的态度，但不是以批判为目的，而是体现了他的一种自省的气度。在表现出来的恰是儒家所推崇的，颇有儒者风范。

相对儒家而言，闻一多似乎更倾向于道家，因为有一个事实，闻一多写了一系列关于庄子和道家的文章，对庄子的赞赏和敬慕溢于言表。自1929年11月发表了《庄子》之后，闻一多又发表了《庄子章句》、《道家的精神》、《庄子内篇校释》、《庄子外篇校释》等论文。单以最初的《庄子》而论，我们发现闻一多对庄子倾倒更多地来自于他对庄子文学和文字技艺的钦佩。“庄子的思致诚然是美，可是那一种精深的思想不美呢?”^[3]“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4]“读《庄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那是文字的美。”^[5]文章还细致地分析了庄子是“抒情的天才”，“写生的妙手”，其文字的谐趣和想象的特质。接下来的，一些关于庄子的文章也侧重于对其文字赏析与内容的校补。发表于1941年的《道教的精神》着重分析了道教的精神实质，提出对“道教精神”的深刻理解：儒家鬼神观念渗透并参与构成了道教的精神。在这里，我们又读出了一个隐蔽的观点：儒家影响了道家，儒家更为强大。与之相呼应的，闻一多在《关于儒·道·土匪》中论及：“至于道家因根本否定秩序而逃掉，这对于儒家，倒因为减少了一个掣肘的而更觉方便，所以道家的遁世实际是帮助了儒家的成功。”^[6]闻一多承认在中国文化演进过程中，儒家是成功者，中国历史也证明，儒家文化对中国国民性格和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起到了重要的塑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