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思想变革在于政治思想家的倡导

二、民族思想变革在于政治思想家的倡导

民族思想精神和民族文化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民族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上，逐渐创造、积累而形成的，是民族历史在民族素质上的一种反映。民族思想精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物），只不过民族思想精神的形成和转变，都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是伴随着民族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政治家、思想理论家们不断的提倡、引导之下，而逐渐出现的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在这方面，只有政治家们的提倡，而没有思想理论家们作理论联系实际的阐述，其影响就不会很大。反之，只有思想理论家们的阐述，不能联系社会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实际，不能得到政治家们的支持，也同样很难产生多方面的效果,很难蔚成一种社会思想风气，从而对民族思想、民族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和改变。只有政治家、思想理论家共同努力，才能造成重大而又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华民族的思想演变历史就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五帝时代，从黄帝、颛顼、帝喾，到唐尧、虞舜，都十分重视道学的传播，而且黄帝、风后、力牧、岐伯等一大批人，都是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地结合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天文、医学、道德修养等各方面实际问题以讲道理的理论家，所以就给中华先民奠定了唯物、辩证、科学、求实的思想精神的基础，形成了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团结、勇敢、伟大的精神之根。而夏禹破坏五帝时代的民主政体，建起国家权力为“家天下”的奴隶制独裁政体后，却没有人给其鼓吹，只有他自己假托“上天所赐”，精心拼凑出一篇很不像样的所谓的《洪范》。并由他提出“唯皇作极”、“作威”、“作福”、“玉食”的口号。由于没有系统的可以服人的理论用之以愚民，此时只能大倡占卜，不仅如此，整个夏、商、周三代，都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为其政治服务的神学理论，以彻底抵制中国古典哲学的传播。不然，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春秋之际，为推动社会变革一下子就涌现出了那么多具有唯物辩证哲学思想的“诸子百家”，而且很多人对于唯物辩证的道学理论运用得较为纯熟。

同样，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有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君们的支持，并将其理论应用于治理国家的实践当中，而魏晋“玄学”的讨论，则没有统治阶层的支持，这两者之间的社会影响就大不一样。事实上，魏晋“玄学”的影响还远不如道教、佛教思想的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