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中国要讲求自强，基本的工作就是学会西洋制造船炮的技术。
曾国藩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能够凭借自己在官场上的眼力，看出大清王朝死气沉沉的病症所在，因此，他大力提倡变革。
曾国藩非常明白世变求变的道理，这一点体现在他开启洋务运动序幕之中。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来，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然而深闭固守的社会、虚妄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共同形成了进步路上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使任何改革行动都似乎寸步难行。
道光末年，魏源在他所编《海国图志》的前言里首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大反响。
咸丰末年，冯桂芬撰书进一步对于仿行西法、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许多积弊，提出了具体而系统的方案。书印成之后，冯桂芬特地送了一部给当时已升至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推许这部书是“名儒之论”，但认为书中的主张多数难以实行。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基于对现实环境的了解，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下不可能作如此重大的改革。但他已觉察到中国的积弊，认为的确有振作变计的必要;不过由于他接受的是传统科举教育，所经历的环境只限于国内，能影响他的师友的见识都还不如他宽广，因而使他在改革的步骤及方向上不能形成一套清晰正确而坚定不移的方案，甚至有时还显露出他对大局的认识有所偏失。所幸曾国藩一直随着经验的累积而逐渐自我修正，因此，在促进晚清中国近代化发展方面，他仍是具有相当大的贡献的。
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恭亲王奕等奏请以洋药税购买外国轮船枪炮用来攻剿太平军，以达到早日平定内乱的目的。第二年，曾国藩开始在安庆着手试造中国第一艘轮船。他告诉幕僚们说: “中国要讲求自强，基本的工作就是学会西洋制造船炮的技术;一旦我们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么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对敌，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我们与洋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无论是仇视他们还是感谢他们，终将落得一无是处。”曾国藩这一席话，大体上是有见地的。
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在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之下，幕客华蘅芳、徐寿等成功造成一部轮船发动机。对试验的结果，曾国藩非常满意。然而，从一部略具雏形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一大段距离。
后来，华蘅芳等虽然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却迟迟无法拼凑成一艘完整可用的轮船。曾国藩这才明白，事情远没有他想象得那么简单。
到了同治二年十二月，他们终于装配完成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距离上一年发动机的制成已经整整过了一年零五个月。这艘船的体积很小，船身仅长九米多，时速只有25华里左右。
曾国藩另一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理解。清末国外势力在中国耀武扬威，当时人们对此不是奴颜婢膝，就是盲目排斥，而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则显得十分清醒，如他特别看重在通洋、经商方面颇有心计的容闳。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只是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闲暇时间他自由经商。在这个过程中，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令容闳大失所望。咸丰十年(1860年)秋，容闳从上海到天津，对“几欲起而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当地官员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参加讲座军政大事。同治二年(1863年)经李善兰的介绍，加入曾幕，协助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要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 “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立即回答: “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但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68000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回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1865年)运抵上海。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对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其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说。他说，经商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读书是为了博取名声和权位;一个人如果用心读书而没有成效，就应该把读书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经商致富，但经商获利之后，为子孙后世考虑，就应该把经商放在次要地位，而专心读书经世。这样一弛一张，相辅相成，要么赢得万贯家业，要么获得高官厚禄，就像车轮运转一样不断循环变化。
经历了种种事情后，曾国藩更看清了中国自造轮船军火的重要性。他认为，唯有中国自身具有这种能力，才能摆脱外国的挟制，达到自立自强的境地。因此，他一方面督促容闳采购机器，早日回国;一方面也在寻找其他的机会，扩大生产轮船军火的实力。
同治四年(1865年)，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李鸿章(当时任江苏巡抚)在上海购得一座英人铁厂，里面的设备以造船机器为主，也附带有制造各种军火枪炮的机器。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曾国藩准年拨江海关洋税约20万两，专门用来造船。他一边聘用更多的洋人工程师及工匠，指导华工制造技能;一边命令局内委员，朝夕讨论研究，编译图书，谋求制造技术的改进。
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第一艘轮船完工，花费了8万两银子，载重300余吨，逆水时速70华里、顺水时速120华里。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成功的第一艘真正的近代火轮船。
同治末年，已译书籍达数十种;至光绪末年，则多达170种。翻译范围也由制器船炮扩及各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乃至军事、医药等书。国内各地对西学开始有所了解，大多数都是通过江南制造局所译西书而获得。而这一知识的种子，不能不说是曾国藩等人播下的。
同治九年，曾国藩因天津教案而遭受极大的打击。但即使在众口交诋、心力俱瘁的情形之下，他仍念念不忘为清廷培植一批人才以奠定他日得以自强的根基。
曾国藩、李鸿章(湖广总督)与容闳等酌定留学章程12条，详列招募学生、施教步骤、管理及经费等事项。虽然同治十一年春，曾国藩不幸去世，但第一批留美学生30人仍于这年夏天由容闳、陈兰彬等率领，启程留洋。这一留学计划，后来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破坏而没能贯彻，但在这120名留学生当中已造就了一些人才。如唐绍仪、詹天佑、容揆、梁如浩、梁敦彦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而最重要的，是留学风气的开创。它为古旧闭塞的中国社会开辟了一条道路，由这里可以通往世界的新领域。从此以后，中国士子出洋留学的越来越多，中国人的眼光见识也越来越宽广。追本溯源，曾国藩等人奠基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可以说，曾国藩在同治年间是中国“自强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制造轮船枪炮、翻译西书、派遣留学生赴美的每一件工作都凭着他的大力支持或指导才得以顺利推动。
虽然这些工作在当时而言成效不很显著，甚至由于甲申(1844年)、甲午(1894年)的两次对外作战失败，有人还认为自强运动是彻底失败的。不过，谁也不能否认，自强运动所推动的每一件工作对后世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这些措施虽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功效，但至少已使停滞了数百年之久的老大帝国开始艰难地举步迈向近代化的道路。所以，有人说，曾国藩称得上是中国近代改革之父。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如果人们“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必然“智者无以称其职”，“巧者易以饬是非”。因此，世界各民族之间应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且应学以致用，才能使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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