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发表自己的文章

名重杏坛　风范长存——我所认识的徐规教授

我国史学界，著名宋史专家徐规教授的道德文章，久享盛誉，有口皆碑，备受人们的敬仰和赞颂。

徐规先生，我识荆近60年了。他是我的同乡，是平阳县人；又是我的老同事，一道在原杭大共事了40年；他也是我的师长，解放前我负笈浙江大学时，他已在浙大任教，我一直喊他“徐先生”。

在原杭州大学，我们虽不同系，但有时也在一起工作。1973年，我们曾一同去定海，给杭大在舟山地区的培训班讲课；1981年，曾一同参加省高校教授职称评审工作，都担任政史组的副组长；以后，又都是杭大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惠我良多，有一次，我不解于右任先生送我父亲题词中的“群贤接武”一句，他告诉我，“武”作“步”解。使我顿开茅塞。他对我父亲，视若长辈，执礼甚恭，我父亲来杭小住，他每每专诚走访，嘘寒问暖。他在给我著的《百岁棋王谢侠逊》一书作序时，苦心孤诣，三易其稿，并在序言中写道：“我对谢老，谊属同乡后辈，尝亲炙教诲，幸何如之！”谦谆恳至，一往情深。

曜灵急节，我也忽届杖朝，所以伸纸把笔，实有感于先生的文章名世、年高德劭。如本文能在神圣的求是殿堂，对弘文励教，陶模铸范，起点滴作用，于愿已足。

徐规先生字仲矩，号洁民，1920年3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江南区半浦村（现属苍南县）。家世务农，清贫相承。祖父玉泉公赴邻县瑞安习贾，勤劳奋勉，因以起家。父亲名寿庆，字介眉，早年从学瑞安名儒童稚园先生，1901年举生员，旋补廪生，以学识深厚、善古文辞显名邑内。他热心教育，在家乡设帐授徒，创办小学，泽被梓里。

先生自幼聪颖，勤勉好学，七岁发蒙进小学，在父亲指导下，课余熟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四书集汇》、《古文观止》等书；点读《御批通鉴辑览》；每日习练毛笔字数张，虽寒暑不辍；闲暇时，浏览我国著名古典小说。这一切给他奠定了扎实的文史基础。1933年夏小学毕业，考进当时东瓯的最高学府温州中学；初、高中六年中，成绩出众，初二时，学校曾对全班同学进行成绩排比，他荣列榜首。

1939年，徐先生考进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中文系。翌年，长途跋涉，赴贵州遵义总校，转读史地系，专攻历史。时浙大史学组藏龙卧虎，名师荟萃，特别是我国近代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张荫麟老师，慧眼识珠，逾格关爱，悉心培育，得益匪浅。张师是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位严师，告诫他应务实，勿空谈，多在史料方面下工夫，并介绍读《廿二史札记》、《日知录》等书。正是在张师的指引下，他走上了宋史研究的专业道路。

1943年夏，他在张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文《李寿年谱》，获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优秀奖。因学习成绩优异，直接升入浙江大学研究院深造，从学于另一宋史专家陈乐素老师门下。三年中，博览群书，孜孜以求，学位论文《宋代妇女的地位》，在陈师的精心指导和审正后，获校内外名家的一致好评。当时学位审议非常严格，浙大史地学部史学组与先生同年毕业的三位研究生，仅他一人获得学位。因品学兼优，留校任史地系助教。我国著名教育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校长对他非常赏识，曾积极给他创造进一步提高的机会，如拟定为赴台湾的史地考察团成员，和选派为洛氏基金研究员出国研究，都因故未成行。解放后，竺校长任中科院副院长，南北遥隔，天各一方，但彼此仍鱼雁互通，情谊永存。

先生在浙大工作了三年，1947年晋升为讲师。1949年秋，浙大紧缩编制，史学组被撤销，他回乡在温州中学执教。1954年秋，调到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

上世纪50年代以后，频繁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历史大浩劫“文化大革命”，使高校的教学秩序和科研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先生也风雨飘摇，横遭诬蔑，备遭磨难，但他泰然处之，随遇而安，以常人所罕有的毅力，仍然矢志不渝，笃学不倦，一如往昔地进行专业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如春风拂面，温暖人心，先生也终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久，高校恢复职称评定，他因成果丰硕，由讲师破格提升为教授，并被批准为硕士生导师；1986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7年，国家人事部批准为终身教授。

先生终身从教，六十多年如一日，爱岗敬业，殚精竭虑，将自己的毕生心血无私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他既教书，又育人。对学生既授予知识，又传承我国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灌输爱国爱民思想，注意培养他们的德行。他常用岳飞的千古绝唱“正己而后可以正物，自治而后可以治人”教诲学生，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待人接物，都应该首先从自己做起，重视培养自己的道德风范。他在学生中有很高威望，学生很容易和他接近。

他涉猎广，见闻多，基础厚实，学识渊博，有超常的记忆力，况又认真备课，因而他的讲课，不但史料翔实，阐述精湛，清晰流畅，娓娓动听，而且在纵横议论中，能旁征博引，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信手拈来许多名言警句和生动事例，以史为镜，鉴古证今，诱导和教育学生。

先生谦恭庄重，敦厚儒雅，平时严于律己，诚以待人。和他有过交往的人，都异口同声嘉赞他的为人。

他对师长，求之以学，恭之以礼，终身不忘。平时，每谈及张荫麟（号素痴）和陈乐素两位恩师，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不但多次撰文纪念，而且将自己有生之年的力作取名《仰素集》，用以表示对两位恩师的仰慕和追思之情。

他对学生，言传身教，关怀备至。对学生的学位论文，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认真批阅，审慎修改，除了文章的内容和立论外，甚至于遣字造句和标点符号，都仔细地一一加以订正。对文章引用的材料，也总是不厌其烦地逐条核实原书。

先生对他人、对后学，竭诚相助，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对学生和青年教师，十分体谅和爱护，从不叫他们代劳，去做抄誊、校对、查阅资料等工作。他帮助研究生写成的文章，从不肯放上自己名字，认为这是指导教师本分职责。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所以受到青年后学的爱戴和敬重，正由于他的这种崇高品德。

他治学谨严，潜心探索，一丝不苟。他的史学思想是务实求真，不尚空论，尊重确凿史料，坚持实事求是。他不走捷径，也不浅尝辄止。他曾用蜀汉诸葛丞相的“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广学”自励，并告诫学生，治学一定要刻苦扎实，锲而不舍，乐意过清苦生活，做到“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他认为史学研究，应具备三个基本功：重视理论，重视史料，重视文辞。他的著述所以深受同行赞赏，就因为论述严密，材料翔实，确凿可信，文辞优雅，简洁明了。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同志，生前曾盛赞他做学问扎实。

先生从不迷信权威，人云亦云，也不随波逐流，写应景文章。他常用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赞颂的“在晋董狐笔”策励学生，要求他们继承和发扬我国史学家秉笔直书、如实叙事的优良传统。

建国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史学界夸大了农民起义的作用，把历史上所有反抗政府的行为都戴上“农民起义”的桂冠，其首领也都被视为农民起义的领袖。歌颂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一度成为史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对这一在当时非常敏感的问题，先生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风骨，力排众议，大胆发表了两篇文章，对陈硕真在农民起义历史上的地位，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介，对学术界认为张鲁是农民起义领袖，他建立的政权是农民政权的结论，提出质疑。

在“文革”期间，所谓的“评法批儒”中，先生出于一个正直学者的良知和义愤，不计个人安危，直接给一位知名学者写信，义正词严，对他为迎合权贵、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提出了坦率的批评。

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从北宋初期开始，一千多年来以讹传讹，沿袭至今，绝大多数史学家都深信不疑。在中国通史课本和史学论文里，都照样叙述。对上述说法，先生经过多方审慎考证，认为出处不明，疑点甚多。他写了一篇质疑文章，列举事实，严密论证，言之凿凿，使人折服，终于解决了这一不实的千古传闻。

先生性行淑均，情操高尚，不鹜心于钱财，不沉湎于虚名，以诸葛亮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高洁自持。志气所托，名节自立，不可夺也。由于家庭负担较重，他长期过着清贫俭朴的生活，但他安贫乐道，怡然自得。他的家当，除了书卷，一张像样的写字桌和一台较好的冰箱，还是他的授业弟子，硕士、博士生们，为缅谢师恩而集体购送的。

先生一生笔耕甚力，成果累累，共有论著百余篇（种）。1999年，他从中选出77篇，略加修正，编成《仰素集》出版。该书是他学术研究60年心血的结晶，是他学术思想和人格风范的真实写照，意之所至，笔亦随之，清思悠远，博大气势，多具真知灼见。专著问世以来，受到学界一致好评。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史学人才，1978年以后，光是硕士、博士研究生就有45名。他的弟子遍布大江南北，不少人卓有建树，已是知名的专家学者。在他多年来的辛勤培育下，浙江大学宋史研究室，已誉满神州，声名日隆。为表彰先生的业绩和贡献，2002年2月，浙江大学对五位有突出贡献的教师颁发学校最高级别的“竺可桢”奖，文科仅他一人享此殊荣。1997年1月，国家人事部特批先生为杰出高级专家，延缓退休，继续工作。

先生今年八十有五，但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维敏锐，步履矫健，完全不像一个走向耄耋之年的老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正尽心竭力，继续发挥余热。愿先生松柏苍翠，永葆青春。

（原载《浙江大学报》2004年4月10日，后台湾《温州会刊》和《浙南火炬》先后分别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