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人性》序言

《乱世中的人性》序言

非常高兴地拜读了好友蒋建平兄的新著《乱世中的人性》，这是一部描写唐五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著作，史料翔实，观点新颖，取舍得当，见解独到，文笔流畅，读之印象深刻。

《乱世中的人性》由六篇单独文章构成，分别是：《“不倒翁”冯道》《吴越国王钱镠和他的子孙们》《无赖当上皇帝的传奇经历——朱温》《半截子英雄——李存勖》《倏然飘落的一代将星——郭崇韬》《“风流学士”陶谷》。所选人物具有代表性，能够揭示鲁迅先生的诗句——“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特征。

安史之乱后，大唐气数已尽，进入藩镇割据的时代，尔后演绎出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五代是个乱世，乱世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由于它彻底摧毁了原有的秩序体系，重新建构的空间和机会出现了。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制度解体，昔日的等级、门第观念不再被人们所特别看重，这就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可能。作家李国文先生说得好：“中国文明史的每一次倒退，都是这些破坏力大、报复心强、作恶绝不手软的勇敢者所制造的‘杰作’。”

我年轻时就对五代史颇感兴趣，最早是读蔡东藩的《历朝通俗通义》，其中《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都仔细读过，受益匪浅。蔡东藩从1916年至1926年的10年间完成一部中华通史，由于其写作年代正处于由文言向白话过渡的时期，文句显得半文不白，读起来疙疙瘩瘩，我甚至闪过重写《历朝通俗通义》的念头，但由于志大才疏，孤陋寡闻，念头一闪而过了。1986年，浙江萧山邀请我参加蔡东藩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同时受邀的上海学者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吴泽教授，他曾为这套《历朝通俗通义》的再版写过总序。主办方热情邀请我俩题词，记得我当时引用了鲁迅评价司马迁《史记》的话“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来赞美蔡东藩先生。回沪后，我还吟成绝句一首，表达了对蔡先生的敬佩之情。《七绝·纪念蔡东藩先生》云：

“箪瓢乐趣有谁知？褒贬兴亡亦我师。

多少英雄浪淘尽，先生文采尚行时。”

我对五代史一些人物、事件的一知半解，基本上来自宋散文大家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这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还写了一手漂亮的书法，我敬仰欧阳修的学识和人品，信赖并接纳他的观点。其实，当时已有薛居正等主编的《五代史》，欧阳修为什么要别出心裁，重新编出一部体例和写法不一样的新的五代史呢？《宋史·欧阳修传》对此作了简约的说明：“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这部史书不是奉朝廷之意修撰，而是私家所撰。欧阳修道：“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他作史的目的是为了抨击这些他认为没有“廉耻”的现象，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

欧阳修是看不起五代时五朝为官、号称“不倒翁”的冯道的，对冯道极力贬损，认为他没有人臣之伦、廉耻之心，称“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对冯道的反感，主要是针对他的所谓“大节”。当然，历史上也是有不同声音的，如大改革家王安石、明代思想家李贽对冯道就有所肯定。尽管如此，我一直看不起冯道，因为欧阳修的观点已先入为主了。此次静下心来品读建平兄心平气和的叙述和实事求是的评析，我对冯道有了新的认识和感受。平心而论，面对无道的君主，冯道为时势所迫，以苍生为重，实属不易，我们不能采取简单方式，一棍子将其打倒。

关于吴越国王钱镠之事，我想多说几句，不仅因为他是钱氏的先祖，更重要的是他对江浙的安定、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作用。今年春天，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台湾名流钱复时，引用了钱氏家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此话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建平兄所描述的钱王比较客观真实，可以称为信史也。

吴越国王钱镠是值得后人景仰的先贤。西子湖畔有钱王祠，我去那里祭过祖，也到临安钱王陵敬过香。《吴越备史》称钱镠头脑始终清醒，不贪图一时之利，不跟在别人后面妄自称帝。当时，蜀、吴、汉和闽等割据势力纷纷自立为帝，这些人都派出使者建议钱镠也称帝改元，过一把当皇帝的瘾。钱镠觉得好笑：这些人自己坐在火炉上，还想要我陪他们一起坐，我怎么可能图一时之利，跟着这些人一起做傻事呢？对这些人的建议，他一概不予采纳。这些人反而更敬重钱镠了，将他当作父兄。这足以说明他的远见卓识。

钱镠王制订了“保境安民”“事奉中原，岁岁朝贡”的政策，关起门来搞建设，治理水土，修筑海塘，疏浚内湖，数十年后，吴越之地蔚为气象。吴越王在上林湖越窑生产的秘色瓷，艳冠天下，成为中华瓷业的巅峰之作，我写《寻访中华名窑》时去上林湖实地考察过。钱王自宝大元年（924）遣使向唐朝进贡时起，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王纳土归宋为止，有明确记载的进贡达12次之多，仅宋朝建立后的十余年间，就向宋廷贡越窑秘色青瓷达17万件之多。钱镠晚年有一次与僚属们谈起杭州城的变化，众人盛赞杭城邑屋繁会，江山雕丽，湖海形胜，为天下稀有，此皆大王数十年精心治理之力也。钱镠却很清醒，他说：“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于人而损之己者，吾无愧欤！”

钱镠王的决策，让吴越百姓免于战祸，也荫及子孙。钱王后裔得以平安生息，耕读传家。《百家姓》中赵钱孙李，钱氏排名第二。两宋时，中举钱氏达300多人，官宦仕人达千余人。民国十年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词典》中收入钱姓达282人。如今，钱氏占全国人口总数2．2%，涌现出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以及国学大师钱玄同、钱穆、钱钟书等。仅无锡一地钱氏后裔中，两院院士就有7人之多，钱氏对中华文化贡献巨大，值得后人为之骄傲。

在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社会的残酷竞争中，流氓、强盗和恶棍有时会成为胜利者，如朱温篡夺皇位，这是历史的悲哀。明末史学家王夫之认为，“朱温起于群盗，凶狡如蛇虺，无尺寸之功于唐，而夺其三百年磐石之社稷”。我们只有揭露痛疽，鞭笞暴君的罪恶，才能够引起后世之人的警戒。建平兄写得很是出彩，良苦用心可见矣。

李存勖在极盛时，几乎雄霸天下，打遍全国无敌手，天下所有豪杰没有一个能与他抗争，但他最后却身死国灭，亡于“数十伶人”之手，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沉痛。欧阳修的《伶官传序》对李存勖最后结局发出的感慨至今仍在我耳边响起：“《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郭崇韬是个悲剧式的人物。他对李克用和李从袭父子忠贞不贰，屡建奇功，西平蜀地，更是功高盖世。然而，大祸将临，他没有制约与他作对的宦官，反而死于宦官之手。他以郭子仪的子孙自居，郭子仪是唐朝著名的大将，为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立下了汗马功劳。郭崇韬这样妄自攀比祖宗，说明他缺乏近忧与远虑。

陶谷是“文人无行”的典型，却在乱世中得势一时。赵匡胤深知陶谷其人，对其猥琐的人品是很清楚的，极为鄙视。此人矫揉造作，装腔作势，朝中大臣对他都很反感。《宋史》对陶谷的评论是：“其多忌好名……人多笑之。”

清人王闿运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乱世都会造就一批人物。“世道愈乱，贤士愈积。”我们今天剖析这类人从无赖、强盗和恶棍到封建专制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演变过程或者说传奇经历，不能护短，更不能掩饰乃至粉饰他对国家、民族所犯下的恶行，要给后人以警示。

蒋建平兄是资深媒体人，供职于上海电视台，主编、策划的系列报道《跨国公司在上海》《股市风云录》《上海一百万人再就业》《香港经济——迎接香港回归专题报道》等在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播出后反响很大，并在全国和上海市的节目评比中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他撰写的电视片《“乐凯”对“柯达”说不》的文稿，被作为范文入选由我主编的《应用文写作大全》一书，该书于1998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建平兄不满足只扛好摄影机，业余时间，青灯黄卷，孜孜不倦地攻读史学，还写了不少文章。在《文汇报》“学林”版、《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等媒体上，他发表了有关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的论文、文史随笔等数百万字，如《宋徽宗与道教》《伪楚皇帝张邦昌》《胡姬酒肆与崔莺莺》《古代户口制度始于何时》等，许多篇章已编入被评为全国优秀读物的《千古之谜》丛书。他撰写的《大明三百年》《大宋王朝之谜》和《盛世风云——探秘大唐帝国》等专著，受到读者好评。

建平兄为人厚道，做事认真，治学严谨，才华横溢。他的新著《乱世中的人性》实现了我年轻时的梦想——用清新的文字，拉近历史和现实的距离，让过去的人物走进现代人的心里，并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这样那样的启示。建平兄做了一件大好事，可喜可贺！

2009年8月16日于无闲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