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之交的“安民碑”

在马边城建成后的几十年中，这个新生小城在守卫上是费力不少。但由于马边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汉彝之间一直摩擦不断，就像一块不曾真正好过的伤疤，一磕就会出血，一碰就会破皮。

“二十余年鸡犬不宁，愚惫之民甘心饮泣不敢为”（《马边厅志略》）。

崇祯五年（1632），马边营体统都指挥张颐南为了表达他“捍边驭夷之苦心”，在马边城里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新镌捍边复地叙夷安民碑记》。

这个地方军事长官在碑记中描述了马边当时的生存环境：“地僻人稀，村落星散，兼以山岚霾雾，林箐郁蓊密通夷巢，素为侵踞。先是莅兹土者咸畏，此地如罗刹鬼蜮……”而这已是马边城建成40年后的景象，郊外的荒凉和血腥不曾有丝毫改变，在张颐南的笔下，马边就是一个冷月边关。

马边营是随马边城同时产生的，这支军队的责任是：“一则复汉地百石以归版图而封疆固；一则置关定期以为贸易而揭借除；一则驱夷归巢而边害杜；一则焚夷庐舍而内地宁；一则牧放不许越关而肆患；一则黠夷不许过索而扰民；一则开新□于黑泥沟而白水之溺永息；一则斩叛夷于水池堡而被剽掠人口悉归。”（《新镌捍边复地叙夷安民碑记》）

可以看出，马边营的存在是在化解边地的危机，但事实上明末以后的守边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国防的主力放在对付“北虏”。中央政权历来都把防备北方的外族势力作为大事来看待，明朝也不例外，把元人赶走之后，满人又兴起，形势从来就没有风轻云淡过，“北虏势衰，满洲复盛，于是北边之备，复转移之辽东，明季几以全国之力谋此方”（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

明朝御边，重在北方一线，分别在辽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雁门等地设立重镇，称为“九边”，又于九镇之外大力修筑长城，为区别于秦长城，称之为“边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西南边疆的防备其实并不为朝廷重视，重兵并没有放在这一带。其原因一则是历来西南诸夷势力还未危及中原，尽管边乱不断，但都从未酿成大祸，只要稍加镇抚，即可长治久安；二则是大兵临境，兵饷剧增，本来就吃紧的国家财政更加靡费，实在是得不偿失。但是，明朝边防的疏漏也许就在于此，在明清交替之际，西南边疆成为中国最乱的地方，兵戈之声在几十年中几无断息。

马边城从建造之始，重在军事考虑上，马边的戍边功能要在民国后才逐渐淡出，而作为一个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功能的地方治县，是在后面长达300年的历史演变中才渐渐形成的。所以，那块安民碑仅仅成为一个象征，随着风雨的冲刷洗涤而减弱了它耸立的豪情，而在石碑之下的历史意象也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模糊、消失。

就在张颐南信誓旦旦地为国保边的时候，大明王朝实则气数已尽，十多年后李自成站在了北京城头，这时离征剿“三雄”的功臣李应祥去世才不过十多年。

从明末到清初，马边经历了一段战事连绵、田园荒芜的时期。

“献贼噬蜀，明蘖逋缅，吴逆弄潢滇黔僰道处，烽燧惊心，祸延三纪，其间职官武备杳不可查”（孟端《新垦马边碑记》）。这段历史说的是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后，诛杀明末遗官，城治俱废，而吴三桂带清兵攻打，又独镇云南，引兵入缅甸俘虏南明永历帝，继后叛清称帝，发动三蕃之乱。在马边的历史中，张献忠之乱是实实在在地波及了马边的，因为他的部将卢名臣就曾经攻占过马边，只是后来在与清军的激战中败退。

这一时期长达三四十年之久，整个西南地区都处在战乱之中，兵马践踏，赤地无余。

马边又处于无治的状况中。

大树既倒，驻官和守军作鸟兽散，“自献贼乱后规制俱废矣”（《马边厅志略》），明朝用了50年才逐渐稳定的边地，又在一夜之间回到万历十七年前的状态。

西方史学家把明亡的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的17世纪危机”，并将之放在全球的视野中来观察，他们认为王朝崩溃不可能只是政治原因造成的，“将这些事件与此时世界货币体系的紊乱联系起来，就显得更自然了”（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普遍性危机》）。当然，讨论白银流动的盛衰和军饷的增减对明朝财政的影响，以及它产生的深层社会危机不是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但这似乎也说明了一个王朝灭亡的复杂性，绝非线性历史叙事所能涵盖。

此间数十年，马边境地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处在清军、明臣、乱党、匪贼的轮流倾轧中，一会儿是投诚，一会儿是反叛，烽火不绝，埃尘连天，匪党盗寇横行，无一日之安宁。

直到顺治六年（1649）己丑，形势才稍有好转，“献贼党卢名臣盘踞重叙马湖一带，梅勒、章京、葛朝忠总兵，陈德、杨正泰等水陆并进，直抵贼巢，擒斩无数，三府悉平”（《四川通志》《史部》）。

三府悉平，但天下未平。

当时，张献忠的残兵被剿灭，明遗臣的势力还在马湖一带继续顽抗。如在顺治十八年（1661），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明宗室朱奉鋡及旧臣王应泰在屏山策划了这一次突袭，袭击了城府，杀了命官，抢夺了官印。

横江四囤夷人陈奎、郑士道等为伪明王朱奉鋡、伪道王应泰等煽惑，乘机为乱，夜至叙府行劫。署府事马湖推官霍焜、署宜宾知县董显明与贼力战，众寡不敌，城破，执官夺印。同时贼党分犯马湖屏山县，知县王敬公、庆符县（故治在今四川高县来复镇）知县沈鹿殊死战，力不能支，亦城破，执官夺印。

在这次战乱中，地方官员霍焜、董显明率领家丁衙役抵抗，但对方是有备而来，所以两人都身受重伤，家眷被杀，王敬公则是身中五箭，侥幸逃命。

实际上，这一次突袭并不是偶然的，张献忠、李自成、吴三桂都曾经想称霸西南这一带。在前清的割据混乱局面中，抢夺边地、养精蓄锐、重振河山是明朝遗臣的残梦，而马湖地区地处高山峻岭之中，攻难守易，历来是兵家所看好的。

马湖地区占据了小凉山的绝大部分，这一地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直到民国抗战时期都还在显现，就是在抗战时期半壁河山沦陷的情况下，这里曾经“代表着一种最后的安全”，而“雷马屏峨这四个字带着悲壮的声音”（齐邦媛《巨流河》）。这样的描述也可以放到明末清初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便不难看出朱奉鋡这次突袭的企图。

当时大清对一统中华是势在必得，清军不能容忍与之对立的残余势力继续存在。但进剿穷寇的过程是漫长的，等到四川总督李国英给朝廷报喜，说“擒朱奉鋡，复叙州、马湖二府”（《康熙朝实录》），并把那两颗被夺走的官印追缴回来的时候，已到了四年之后的康熙四年（1665）。

顺带说说这个李国英，他原是大明将领，打仗机智勇猛。顺治二年降清，入汉军正红旗，帮助满人攻打张献忠，有平定四川之功。而他之所以能够继续升官发财，可以用乾隆的一句话来解释：“所以至有二姓者，非其臣之过，皆其君之过也。”在那时候，充当贰臣，甘做汉奸，在改朝换代中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

虽然大势已定，但余寇的叛乱还在不断出现，马湖地区仍然不安宁。

康熙十九年（1680）内，“吴逆余孽破永宁后，遂掳湖地蹂躏不堪”（《马边厅志略》）。此次叛乱在一年后才告平息。

康熙二十四年（1685），原明朝马湖府的四长官司投诚清朝。

又过了二十年时间，周边的一些彝人部落首领也逐渐投诚，“住牧凉山若挖黑、腻乃巢旁阿姑、明州、乐大、羊肠、噜哈、干田坝、麻柳坝、阿昭、冷纪九百户于康熙四十三四等年投诚，马边一带宛在中区”（孟端《新垦马边碑记》）。

这期间，为了防止重新反叛，又“于马边营、西宁隘二处增设兵额，以资守御，自是以后民乐安堵矣”（《马边厅志略》）。

但实际上，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部落首领、世袭土官等仍有零星的反叛和骚乱。如雍正六年（1728）六月，雷波土司杨明义与诸夷“肆行盗掠”，清军提督黄廷桂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平定，连夺下一百多个寨子，杨明义被生擒，黄琅土司国保投诚，这才告一个段落。

清王朝甫定，中华版图复一，新的驻官又到马边，这已是雍正五年（1727）的事了，其间的动乱达百年之久。

大乱之后的马边是个什么景象呢？

邑令之屐齿罕到，前明营堡墩坪埋没于荒烟蔓草中，良田沃野化为深林密箐，鼯鼪猱獭游戏之场矣。

（孟端《新垦马边碑记》）

经年的战乱已经把马湖地区变成了荒凉之地，白骨遍野，民生凋敝，但那块安民碑还矗立在那里，时时唤起人们对前朝的记忆。

“于今残堞苍烟里，谁识渝州张指挥”（王启昆《烟峰城杂咏》）。张颐南可能永远也想不到他在碑中立下的豪言壮语已经过时，甚至沦为可笑之地，而时间之短促，变幻之飘忽让人产生隔世之感。但天道轮回，盛衰交替，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不管你如何感慨也丝毫改变不了历史行进的辙迹，物是人非的况味也只有后人去品尝。

历史往往是这样的，一个新的朝代开始后都会推出一些休养生息的政策，如减免税赋、鼓励耕种、整肃吏治等，而很快就会出现一些新气象，这样的时期一般被史家称为盛世，如历史上的“蜀汉盛世”“开元盛世”“永乐盛世”等等，“康乾盛世”也不例外。

清朝皇帝在国家治理上大多沿用了明制，之所以如此，自然有政局的综合考虑，但一些积极的、开放的因素出现了。马边这个小城自然也是王土的一部分，它也在等待着新的主人到来。那么，接下来它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乾隆二十九年（1764），一块新的石碑又在马边城里立了起来，它的名字叫“新垦马边碑”，而在“新镌捍边复地叙夷安民碑”与“新垦马边碑”之间，历史又悄悄地翻开了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