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明则胆张

识明则胆张——读牛撇捺《拟谏官文化》随想

慕　岳

年轻时喜欢杂文，特别是鲁迅的杂文。它短小精炼，幽默含蓄，知识渊博，寓意深广，妙趣横生。每篇文章，几百字乃至上千字，古今中外，艺林翰苑，市井百姓，多有名人趣事，典故逸闻，精辟的议论。不仅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思想，也徜徉在美的丛林里，受到美的熏陶。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日报》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专栏，我也被这些杂文所吸引，常常搜求这些报刊，用以丰富自己的学识，浇心中块垒，明辨人间是非，颇觉受益匪浅。

然而，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化中，“文字狱”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文坛，杂文这种文体因其针砭时弊的特征而命运多舛。从1941年丁玲在《解放日报》发表《我们需要杂文》，1942年罗烽在同一报刊发表《还是杂文时代》，杂文的生存就出现危机，受到权威人士的指责和封杀。此后二十余年，杂文往往是文人不敢问津的一种文体。可叹的是，丁玲、罗烽等人受批判的事实没有引起身居高位的吴晗、邓拓、廖沫沙的警觉，玩杂文像是玩火一样，终于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比丁、罗更为悲惨的围剿和批斗。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批《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开始的，其中《燕山夜话》中的《一个鸡蛋的家当》《为李三才辩护》等文章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遭到几乎是全民皆知的口诛笔伐。吴、邓、廖成了家喻户晓的“大黑帮”，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批殉葬品，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并由此拉开。因为经历过这段浓重的历史阴影，我对于杂文，特别是那些义理精深、振聋发聩、针砭时弊的杂文，既喜其“发吾心矣”，又有着为其担心的复杂心情。

上世纪80年代，宁夏的报纸杂志上杀出了一个叫牛撇捺的人，常有杂文发表，且吸引人。经打听，牛撇捺并非放浪无羁的在野文人，乃是仕途看好的青年才俊。细读其文，深觉知识丰富，逻辑有力，思想深刻，文笔犀利，够得上一个“刀笔吏”。读着他的杂文，我逐渐由忐忑而快意，由疑惑而钦佩，从过去围剿杂文的历史阴影中走出，喜欢上了他的杂文，感到了杂文的光明。

撇捺之牛勤于笔耕，紧紧按着“解放思想”的脉搏，一路写来，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尽情挥洒，竟发表了七百多篇杂文、随笔，出版了五本大作，集大成者就是让我感慨系之、心生敬意的《拟谏官文化》。是书凡178篇，计三十余万字，可以说是杂文集子中的鸿篇巨制了。这部书，诚如作者所言，是“谏上”之作，“有影响制度和修正政策”之目的。在中国，“谏上”的风险是人所共知的，《拟谏官文化》的立旨和主意如此率真赤诚和胆张魄扬，岂不令人顿生敬意。

我有兴趣于此书的缘由之一是，书中张扬的脱俗胆识。有胆有识乃豪杰之谓也！有胆无识、有识无胆者普天之下大有人在，而胆识兼备者却实在弥足珍贵。杂文本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是投枪和匕首。感应的是当代，是活人，暴露的是假、恶、丑，针砭的是时弊，刺痛的是恶人，批评的是落后的制度和政策。更何况指向要“谏上”，这绝不是隔靴搔痒、钝刀子割肉能成就的。《拟谏官文化》中的篇什透露的就是这种意向和精神。清代著名学者刘熙载说“识明则胆张”，我以为深刻。见识是胆略的基石，只有认识真理、掌握真理，看清社会进步的趋势，才能萌生捍卫真理、促进社会进步的勇气和精神。《拟谏官文化》所主张的思想、理念，所倡导的正义、精神，我和许多人都感到有启迪，有见识，是灵犀相通的。从进一步的意义上说，他敢于表达这种思想、理念，敢于倡导这种正义、精神，不惮于历史上杂文遭劫的命运，不怕白纸黑字秋后算账的勇气，又是多么难能可贵。我以为《拟谏官文化》之所以这样识明胆张，是作者明晰地把握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否定“两个凡是”，实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脉搏，是对执政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信心，是对社会进步含义的正确理解和由衷渴望。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豪情、勇气而放言议论时政，大胆“谏上”，以期望“影响制度和修正政策”，推动改革；才敢于谏人之不敢谏，辨人之难明辨，道人之难于道，议论国之兴亡、民之祸福的大事、国事了。

《拟谏官文化》所选择的篇目大多是短小的，一事一议，但其中许多文章的思想是很有深度的。“思想”这个词，在我们国家上世纪一定年代是被封闭、被单一化、被固定了的。所谓思想，只是领导人的权利，只能用规定语言表达。“文革”中有一个文学创作的“三结合原则”，即是“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当然，领导并非一般领导，乃是高瞻远瞩、洞察秋毫的导师。一旦伟大的思想家启动思想的航船，亿万人群只能封闭头脑，随波逐流。那时候，俯首帖耳作“驯服的工具”是对先锋战士基本修养的要求，官话、大话、套话、拾人牙慧是普通百姓必须学会的语言。遇罗克、张志新等都是因敢于独立思想、说符合客观实际的话而失去生存权利的。当世界上一切先进国家在宪法中将思想自由赋予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时，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思想一下，说说心里话却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难怪有人讲：在中国，科学家、艺术家等什么家都不缺少，唯独缺乏思想家。这话值得玩味。我认为，有无思想以及思想的深刻与否是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杂文）价值判断的最重要因素。比如一篇小说吧，尽管作者有着卓越的感受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把一片树叶描写得细腻逼真、玲珑可爱，把一只蝴蝶描写得色彩斑斓，生机盎然，但由于思想苍白贫乏，俗不可耐，缺乏警醒和启迪人心的力量，常常成为令人生厌和不堪阅读的精神负担。现在，有些人只偏重于文学的审美功能，而且把审美功能作偏狭理解，主张淡化“思想”。我认为，没有审美功能的作品当然不是文学。但是，从审美的角度讲，绚丽的思想火花，照亮人的脑海，启迪深思的理念，使人顿悟，使人如醍醐灌顶般畅快，这才是最有力量的高品位的美学享受。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淡化“思想”的结果，恰恰是淡化了审美功能。毛泽东曾评价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思想的伟大而伟大的。《拟谏官文化》是杂文集，是艺术化了的文论，首先要求的是思想深度。这部书所选的文章其背景都是在“两个凡是”失去人心、开始动摇，思想解放的大幕艰难拉开的时代发表的，它所显示的思想锋芒既是对“两个凡是”错误主张的进一步分析批判，也是对“解放思想”的具体深化和身体力行。比如《布什之愚》《关于“集中”的民主》《也说“另一种忠诚”》《55000与96的辛酸比例》《离正确最近的错误危害最大》《是谁把我们装进了栅栏》《马克思先生是我们的“秘书”》等等，反省了历史，掀翻了传统的思想栅栏，矛头指向封建专制思想，提出了符合人类自身解放的理想要求，闪烁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光芒，有一定深意。我常想，我们这个民族，遭受封建思想奴役的时间太长了，作“驯服工具”的时间太长了，民主被集中剥夺的压力太重了，以至于公民不知自身的权利，官员一言九鼎，以权代法，使得腐败遍地丛生，积弊难以消除，这就更加迫切地需要有思想深度的文化不断“启蒙”，深化思想解放。我喜欢《拟谏官文化》的原因也正基于此。

杂文需要真诚。当然，为人为文真诚都是重要的品格。《拟谏官文化》意在“谏官”，自然与“官”密不可分。中国的官场历来有许多“潜规则”，是只做不说，讳莫如深的。那些对“潜规则”烂熟于心，并且运用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的人，往往会博得“会做官”的美誉而官运亨通。这就是我们“官油子”多的原因。“谏官”的作者，位居要津，自然谙熟这些“官场’”（民间常用词）的行规。然而他却直言不讳，坦率、真诚，由着性子地嬉笑怒骂，直陈弊端。像《无官一身重》《仕途风险》等，都是从堡垒内部爆出的文章，是作者所称道的“另一种忠诚”，颇有“文死谏”的精神，真诚得令人感动。我想，这种真诚固然是出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对执政党的信赖，对国家、民族振兴的热望，对人民自由权利的责任，也因了民主进程不断深化这个大环境。

杂文既是文艺性文论，它就需要理论思维和艺术思维交融进行。《拟谏官文化》的理论思维可概括为：清晰、敏捷、逻辑性强，有发微阐妙之力。而它的艺术思维主要表现在文学化的语言上，可谓明快、风趣、生动。而且，反语的运用，幽默的笔调，饱含感情的文字，信手拈来的流畅，都使得政论说理的抽象增添了许多鲜活、生动的色彩。读之，不枯燥，不沉闷，有意味。既增长了见识，明白了事理，又有生动有趣之美感。

唉！时下一些官员业余时间都在饮美酒、玩赌博，忙于应酬。如果牛撇捺还要笔耕不辍、呕心沥血地爬格子写杂文，真诚地“谏上”，我倒也想提点建议：你不妨多一些史料、典故、逸闻、趣事、天文地理、五谷杂粮，把理性的思考寓于生动有趣的故事中，让读者在增长知识和轻松愉快的欣赏中去思考，去玩味，淳风俗、辨事理、正人心。另外，有些由着性子的话也可以再推敲推敲，使之更缜密无隙，真切中肯。我近来常读邵燕祥、谢云等大家的杂文、随笔，十分迷恋他们丰富的史料、典故以及鞭辟入里、见微知著、析义至细至精的思辨，受益匪浅。我愿牛撇捺的杂文广纳百家，取长补短，不断成熟，更加受到读者喜爱。

2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