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资治通鉴》
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欢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选自《资治通鉴·唐纪八》
［评点］
《资治通鉴》是宋代司马光所主编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二百九十四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讫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通”命以今名。毛泽东曾于1954年冬对吴晗说过：“《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本文是唐太宗和他的大臣魏徵的一段谈话记录。魏徵（580—643），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官谏议大夫，曾先后向唐太宗陈谏二百余事，反复以隋亡为鉴，提醒他要居安思危、兼听广纳、轻徭薄赋、躬行俭约，对唐太宗的施政有重大影响。魏徵认为，作为一国之主，“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事例，说明兼听的好处和偏听的坏处。唐太宗听了，觉得魏徵说得有道理。他不但认为有道理，而且还认真地照此实践。他常以亡隋为戒，任贤纳谏，励精图治，内政外交都因此取得了骄人成绩，史誉为“贞观之治”。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此语源出《管子》：“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汉代王符《潜夫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可见这个关于“明暗”的道理，早已为人所知。但真正能够在行动上坚持“兼听”的，历代皇帝之中为数并不多。
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说：“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他要求人们观察和研究问题时要克服片面性、主观性和表面性。我们如果遇事偏听偏信，就不可能看清楚事物的本质和真相，也就不可能对客观事物作出正确判断，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怎么可能不碰钉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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