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与唐太宗对话的启示

唐太宗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意为：选拔任用官员，不可轻率。任用一位君子，则君子都会到来；任用一位小人，则小人会竞相进来。）魏征回答：“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意为：是这样。天下未平定时，则专门取用他的才能，不考察其品行；丧乱平定后，则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不可任用。）魏征根据“乱世”和“治世”的不同，对人才提出了“乱世”应“专取其才”和“治世”须“才行兼备”的不同标准，实践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曹操是在“乱世”运用“专取其才”标准选用人才的典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上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惨遭重创，但他对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仍是雄心勃勃，不但在军事上积极准备继续南征，而且从组织上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选拔、任用能够为统一战争作出贡献的各类人才。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颁布了第一道《求贤令》：“自古以来开国和中兴的君主，哪有不是得到有才能的人和他共同治理国家的呢？当他们得到人才的时候，往往不出里巷，这难道是偶尔侥幸碰到的吗？不！只是执政的人去认真访求罢了！现在天下尚未安定，正是急需人才之际。‘孟公绰做赵、魏两家的家臣之长才力有余，却不能胜任像滕、薛那样小国的大夫。’如果一定要‘廉士’方可使用，那么齐桓公怎能称霸当世！现在天下难道没有像姜子牙那样身穿粗衣而怀揣真才实学而在渭水边钓鱼的人吗？又难道没有像陈平那样蒙受‘盗嫂受金’污名而未遇到魏无知的人吗？你们要帮助我发现那些被埋在基层的人才，都给我推荐上来，我一定会任用他们的。”

曹操提到的孟公绰，是鲁国的“廉士”，为人能廉洁守成，自己能清静寡欲，故适宜在赵、魏做家臣之长，而且能做得很优秀；但他不一定适宜于去滕、薛这些小国充当大夫，因为这些小国多盗贼，治安不好，事务烦剧，去这些小国作大夫要有才干，能及时处理好问题。在赵、魏做家臣之长，尚德，要清静无为；在滕、薛那些小国做大夫，则尚才。用人尚德还是尚才，各有其时。多事之秋，用人尚才，能够及时解决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平静之世用人尚德，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人才有长短，各个历史时期对人才的需求不同。至于“盗嫂受金”这个典故是讲陈平，陈平是从项羽那儿来投奔刘邦，由魏无知推荐给刘邦，得到刘邦的重用。周勃与灌婴不满陈平被重用，而到刘邦那儿告状，说陈平“盗嫂受金”。刘邦质问引荐人魏无知，对曰：“我所推荐的是他的才能，陛下所问的是他的品行。假如一个人有尾生、孝己那样的高尚品行，但对决定战争胜负的谋略毫无益处，陛下哪有工夫任用他呢？楚汉相争，我推荐奇谋之士，我所考虑的只是他的计谋是否真正足以有利于国家而已。”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颁布了第二道《求贤令》，即《举士令》或《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颁布了第三道《求贤令》，即《求逸才令》或《举贤勿拘品行令》。

曹操作为三国时期的伟大人物，从一官一吏用起，苦心经营了19年，将长江以北的混乱局面扭转过来，实现了中国大半个版图的统一。其成功原因不仅在于其自身的雄才伟略，而且在于其用人方面也有独到之处，这集中体现在三次《求贤令》中，就是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的选人用人标准。曹操认为，人才只要具有才能，即使“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也应当“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事实证明，曹操这种“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在三国争霸、三分天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汉朝自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实行以经学、礼法（德行）取士，士人只要“经明行修（通晓经学，品德端正）”就可以做官。这种制度虽对选拔人才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发展到后期，经学、德行则为门阀士族所控制、利用，成为维护士族政治特权的工具。到东汉末叶，社会上已形成一个累世为官的士族官僚阶层。他们操纵了“清议”制度，士人一经名士点评，或则身价百倍、仕途显达，或则声名俱损、终身废弃。《三国志》上记载，当时，曹操本人也曾设法得到士族领袖许劭的“品评”，才最终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曹操拜访许劭，许劭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由此得名。因此，在这样的用人制度和社会风气中，那些寒门庶族出身的进取之士，希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是十分困难的。这种情况对于曹操集聚人才、实现三国争霸战略非常不利。正是针对这一现实，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曹操深刻地认识到，天下未定，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必须依靠大批人才。“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因此曹操主张“唯才是举”，要求将那些有治国用兵之才却背负着坏名声甚至道德有缺陷的人推荐上来，这种用人观改变了当时的选人标准，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赞曹操：“知人善任，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

曹操“唯才是举”的选人标准，在他的爱才、惜才以及把敌将收归帐下为己所用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比如，曹操身边，武将于禁、乐进是他的部下，提拔为校尉；张辽、徐晃原先是吕布的手下猛将；张颌、高览本是袁绍的部下，他们投降后，曹操都厚待他们，封官赐爵并不比曹操原来的部下差。“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曾为袁绍写过讨曹（操）檄文，骂曹操祖宗三代，但曹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在这种进步的、开明的人才观指导下，过去大批长期受到埋没的人才，如沐春风，如鱼得水，纷纷得到了重用。曹操的阵营中形成了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盛大局面。由于曹操用人观念上的变化，积聚了大量人才，从而为他平定北方、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魏国统一三国、在争霸中最终胜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400多年后，公元1627年，朱由检继承明朝皇位，史称崇祯帝。当时的明王朝危机四伏，风雨飘零，朱由检深知单靠一人之力难以回天，因此决心调动百官大臣的积极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做好人才选拔和任用工作。朱由检认为既处非常时期，选拔和任用官吏也就不能采取常规做法，应当选拔能救时济世、有实际才干的人才，不必十分注重道德操守。朱由检的判断和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尽管当时的明王朝危机四伏，但当时的明王朝毕竟属于“治世”，应该运用“才行兼备”的用人标准。当时的大臣左都御史刘宗周就主张“才行兼备”的用人标准，为此，刘宗周与朱由检还曾发生过一番争论。《明史》记载，在两人的争论中，刘宗周认为人才的品德很重要，提出“先守后才”、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崇祯皇帝朱由检则认为非常时期用人要“先才后守”。后来，刘宗周举出兵部左侍郎范志完“操守不谨（所作之事不合为官体统）”而导致失败的例子，朱由检就不说话了。但历史事实是，经过这一番争论后，朱由检仍然坚持运用“先才后守”的办法，选拔任用了一大批官吏，试图挽救明王朝濒临灭亡的命运。这一选人标准的变化，在明朝的历史上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之初，魏忠贤专权，朱由检虽然深恶痛绝，但自己羽翼未丰，不敢轻举妄动，于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正值巅峰的魏忠贤自然没有把崇祯皇帝放在眼里，认为朱由检不过是和他哥哥明熹宗朱由校一样的年轻后生，不会有多大的作为，于是更加猖獗，甚至要求各地为他建立生祠，罪恶已经昭然于世。朝内朝外怨声载道，崇祯皇帝抓准时机，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除掉了魏忠贤倚为左右手的崔呈秀，然后对魏忠贤的爪牙痛下杀手，使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凤阳守陵，魏忠贤自知罪恶深重，在途中上吊自尽。崇祯皇帝谈笑间铲除了魏忠贤集团，曾一度使大明江山的中兴成为可能，但随后一系列的错误使得这一中兴梦想破灭。其中错误之一，就是选人标准的改变，这一改变不但未能招来贤才，反而导致小人群聚，朝政混乱，加剧了明王朝的灭亡。朱由检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用人不考德行，又重用另一批宦官，当时明朝宦官队伍就有上万余人，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朱由检甚至派宦官总理户、工二部，而将户部尚书、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这些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公元166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顺帝国政权后，即出师北伐，穿过山西省，直抵首都北京城下，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各地主张投降最力的，大都是朱由检派往各地的监视宦官；而在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之时，也是这些守城的太监率先临阵叛变，朱由检逃跑无望，最终匆匆逃到景山，在一棵树上自缢而死。他在自缢之前，留下一份遗书，大意是：逆贼直逼首都，固是由于其品德不足，上天才降下惩罚，但也是“群臣误我”。朱由检至死都认为是大臣害了他，但实际上，根子还在于其“先才后守”的选人用人标准。唐太宗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可谓是一语中的。

同样是面临着困局，同样是看到了人才的重要作用，同样提出了“唯才是举”、“先才后守”的用人方针，曹操雄才伟略自不待言说，但崇祯皇帝也不是一个荒淫懒惰的皇帝，他对明朝中兴的迫切心情，每一个读过《明史》的人都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但结果却是曹操平定了北方，朱由检却没能逃脱“亡国之君”的命运。这其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就在于魏征与唐太宗对话时提出的观点：“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曹操处于“乱世”，从曹操第一道《求贤令》总的精神看，就是其令文的最后两句：“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说的“二三子其佐我”，就是希望大家帮助他来荐举有才能的贤士大夫；他需要的是有才能的谋略之士，不是只有德行的士人，故后人称其“唯才是举”。曹操在建安十五年春下这道《求贤令》，与他赤壁之败以后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有关，他需要的是能打破这个格局的谋略之士，而不是那些只会空谈道德修养的人。在乱世之中，王权的争夺者需要内有贤臣辅其政，外有良帅猛将夺天下。那些适时而出的英雄往往出身卑微，不拘小节，甚至“德”上不检点，这时就要求用人者把眼光放远，以才干为标准选才用才，而不要去苛求其品行。“唯才是举”、“不考其行”是特定情况下的产物。

首先是夺取政权的需要。春秋时代，齐国内乱。管仲和召忽辅助公子纠，管仲曾射中其政敌公子小白的带钩。后来，公子纠失败，召忽自杀殉难；管仲没有殉难，却投降了其政敌公子小白，即著名的齐桓公，并尽心竭力辅助他治理齐国，称霸诸侯。按照儒家一般的说法。管仲“背主事仇”，是有才无德的典型小人，应该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孔子也认为管仲“器小”，不知俭，“不知礼”，道德上有毛病，但齐桓公还是重用了管仲，这是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管仲是帮助齐桓公实现争霸的极佳人选。

其次是评价标准难统一。吴起是曾子的学生，在鲁国为将时，齐国进攻鲁国，鲁君想让吴起为将军。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有人因此怀疑吴起担任鲁国将军是否合适。吴起为了解除鲁国人的疑虑，就回家杀了妻子，表明与齐国没有瓜葛。鲁君任他为将，打败齐军。吴起虽然打了胜仗，鲁国人对于他杀妻还是不满意，认为他太残忍了。吴起少年时曾杀了诽谤自己的人，然后向母亲告别，说如果不当卿相，决不回来；后来，母亲死了，他还没当上卿相，所以，真的就没有回家送葬。鲁国人因此更加反感他，鲁君为尊重民意而辞了吴起。吴起在儒学盛行的鲁国无法待下去，就投奔到魏国，魏文候用他为将。吴起与士兵同吃同住，行军时不骑马，亲自背粮食，与士兵一起跋涉；士兵有病疮，他用口吸吮脓血。吴起有杀妻求将、母死不归的经历，可说是一个不仁不孝之人，按司马光的说法，属于有才无德的小人，不可用。但他在鲁国破齐军；在魏国守西河，秦兵不敢向东；在楚为相，实行政治改革，精简官员，富国强兵。无疑，吴起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对其做出评价，标准是非常难以统一的。

“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在“乱世”，用人的原则，德才比较起来，才是第一位，用的人要为我解决问题。但在“治世”用人，则应德才兼备，德更重要，至少可以不添乱。由“乱世”到“治世”之后，百业待举，百废待兴。这时需要固本开源，取信于民，使用“德才兼备”的人才以稳定政权的重要性也就越发显现出来。亲小人失民心而致失天下的深刻教训，使得相当一部分得天下者能够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甚至畏惧民心向背的力量，并采取了一定的改良措施巩固政权；而使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

首先是赢得民心的需要。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稳定民心，取得民众对政权的信任和拥护。而在中国古代，百姓视官如父母，“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风正则民风纯”，人才（官员）的道德素质状况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有广泛影响。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把对人才（官员）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比如，汉朝选官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道德要求都放在了首位。唐朝统治者在“德礼为政教之本”的思想指导下，更加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唐朝科举选官主要从体貌、言词、楷法和文理四方面进行，若“四事皆可取，则先以德行”。康熙的人才观也十分突出道德素质，他指出：“论才则必以德为本，故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在如何选人用人上，他还进一步指出：“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

其次是保证队伍纯洁性的需要。在“治世”中，人才特别是官员的德行不仅影响民心民德，其品质、信仰还对政权更迭有很大影响，人才（官员）的道德尤其是忠诚度与政治稳定密不可分，交互作用。没有忠诚感，即使再有才能，也会随时成为乱臣奸佞，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于是“德行”就成为人才重要的选拔和考核指标。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都对那些德行有亏、操守不佳、声名狼藉者都制定了严厉的处分措施；对于严重触犯道德底线的行为，如恶逆、不道、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十恶”罪行，更是采取特别严厉的措施，加以惩罚。

由此观之，尽管朱由检与曹操一样，认识到了人才的作用，但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却开错了药方，而开错药方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没有区分“乱世”与“治世”，不懂得不同的时代背景，对人才的“德才”有着不同的要求。

尽管乱世中曹操这种“唯才是举”具有巨大历史进步性，但不可否认，这种选人标准也有一些负面作用。史书上记载，曹操，这位驰骋三国政坛的枭雄，重视于禁之才，见才而喜，一任用即为大将，可是，这个“缺德”的于禁丝毫没给他争气，在襄樊战役时遇到蜀将关羽，竟为了保命，不战而降，所率精兵全军覆没！更为可悲的是，在曹操当权期间，也曾有人产生叛乱动机，但都没有成功，这当然与曹操强有力的政治铁腕有关，但这种悲剧在他的孙子曹爽当政时期便出现，即司马懿篡位，结果让士族出身的司马氏联合整个士族势力集团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曹氏政权。

《吕氏春秋·察今》通过三个寓言（循表夜涉、刻舟求剑、引婴投江）讲述了随着时间、地点、对象的变化，人们的观念和方法也应该随着变化的道理。采取什么样的选人用人标准，怎样处理人才的“德与才”的关系，应当从当时的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不能僵化、教条。事实上，在曹魏立国之后，曹操的用人谋略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重外轻内转为重内轻外，由“唯才是举”转为“兼尚德行”，尤其是他把内政大权完全托付给一批士族官僚，甚至连立嗣这样的根本大计，亦不谋于宗室和随身的智囊、爱将，而是秘密征求并听取士族官僚的意见。当他看到只有立曹丕为嗣才能得到士族官僚集团的支持时，便毅然弃曹植而立曹丕。

总之，如何处理选人标准中的“德才关系”，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死的标准。曹操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收到了极大的成效；崇祯皇帝一味套用前人提供的现成方法，自己不去动脑筋，简单搬用，却没能改变明王朝灭亡的命运。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现成的选人用人标准，如果有，也不能直接运用。谁怕下工夫，谁就找不到真理；谁想图省力方便，谁就会滑到唯心主义、教条主义那里去。但总体而言，在“乱世”，可以“专取其才”；而在“治世”，“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所谓德、才、智，第一是德，看他是否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事业。”这就是魏征与唐太宗对话的启示，我们应该认真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