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创新

今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六周年。虽然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讲话》的基本精神是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五十六年来，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诞生了许多艺术精品和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成功的作家、艺术家，《讲话》至今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所以如此，其深刻意义在于《讲话》深刻地揭示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即：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是人民的生活和“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为我们所揭示的这一规律，正是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发展文艺事业的根本性思想，它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文艺路线、文艺方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独特贡献，将长期对我们的文艺事业发挥指导作用，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经过长期的临池实践和创作，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五十六周年之际重温《讲话》，倍感亲切。十多年书法艺术学习的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讲话》关于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论述，真乃至理名言。“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陆游诗句）文学艺术来源于人类的劳动实践，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充满朝气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毛泽东《讲话》）这个源泉为艺术家提供了源头活水和创作冲动。书法艺术同样脱离不了这一规律的支配。原始初民造字，是在劳动生产实践过程中，取法自然物象，画即是字，人们常说的象形字。古人从生活的观察中受到启发，创造了最初的文字，只具有实用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发展了文字艺术，从实用渐入艺术领域，直至现今的篆籀、汉隶、草书、行书、楷书，也相继诞生和发展。魏晋之间各种书体争奇斗妍，气象万千。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梁武帝萧衍《书评》中说他“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说他的书法线条雄健活脱，与龙虎形象有相通之处，虽不是具体事物线条的反映，但却再现了客观世界中线条的健美特征，植根于客观生活。从其书法创作的过程看，也反映了这一艺术规律。王羲之从观察水中白鹅脖颈的转动，悟到运笔的使转圆滑。张旭从两蛇在草中争斗，联想到草书的行笔和布局……甚至书法的气韵态势也受自然物象的启示，某些书法家字体态势如“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云间电发”“水中鱼跃”，等等，都可以引发艺术家的想象，启迪其心智、激发其灵感。这一切都说明，书法艺术源于生活。

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书法艺术的创作水平自然而然地随着历史的前进与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清初画家原济说“笔墨当随时代”，主张“借古以开今”，均可谓肯綮之言。“借古”与“开今”，继承与创新。有继承、有创新，才能开今，才能使艺术繁荣发展。古往今来，中外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无一不是继承与创新的杰出者。他们的艺术成就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有所继承、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结果。“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以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精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毛泽东《讲话》）正确的态度则是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和创造、革新。但是，绝非像当今书坛出现的一种被称为“现代派”的书法现象，其中有的人无“借古”而“开今”。追求抽象派，只强调书法的形式变化，过分夸张地书写汉字。应该承认中国书法是一种斯文、高洁、风雅、郑重的艺术，是崇高的、神圣的。从事这门艺术的学习研究，必须持一种严肃、审慎、自爱的态度。否则，那是对她的不敬、亵渎，也是对自己的抛弃、自污。我认为追求现代西方文化，要西为中用，要力求创新，探索发展书法艺术的愿望也应予以肯定。而抄袭的做法却不可取。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上批评一些美术青年“喜看‘未来派’、‘立体派’作品，不肯正正经经的画，刻苦用功。……譬如孩子，就是只能翻筋斗而不能跨正步”。于是鲁迅要求美术作品“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他语重心长地说：“绘画成了画家的专利品，和大众绝缘，这是艺术的不幸。”鲁迅的这些话，今天读来倍感新鲜，值得我们细细地加以回味。如果将艺术变成纯主观的东西，一味脱离传统，去追求什么西化、欧化的东西，艺术将必然失去生存的土壤，必将走向狭窄的死胡同。实践证明，艺术如果疏远了时代，只能被时代所疏远，如果抛弃了人民，只能被人民所抛弃。如何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民，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呢？《讲话》中阐述得十分清楚，要想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民，就首先得深入生活，从多姿多彩的生活中汲取丰厚的营养。艺术大师刘海粟九登黄山写生，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从黄山鬼斧神工的造化形成的奇山、异石、怪草等物象中汲取灵感，汲取素材，从自然物象中摄取其具有美学含义的特征，并使之融化在绘画艺术本身所独有的形式之中，用他多彩的画笔传达出时代气息和时代精神，表达他对社会主义祖国秀美河山的无比热爱之情，引起人们强烈的心理共鸣。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也应是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有时书法艺术家的生活积累，往往具有一种较大的滞后性，需要在内心中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沉淀。当它被孕育成并体现在书法作品时，常常已在内心的催化下，使书法作品带有较强的个性色彩，这就是书法的神韵内涵。但这仍然是深入生活、充分消化生活养料的结果。

第二，要继承传统，同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任何一门优秀文化传统本身都是经过长期艺术实践，经过多少代人的尝试探索积淀的“有意味的形式”，是先人的心血结晶。书法创作提出叫“笔法自然，师法古人”，正是从书法创作实践中悟出了继承传统的益处。对书法传统采取轻薄简单否定的态度，违背了书法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文艺来源于生活的同时，还强调文艺要高于生活；强调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还强调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书法家总不能完全撇开了已定的程式去写谁也不认识的所谓书法。然而优秀的书法家却能在这种既定的条件下，巧妙地运用创作手段，大胆地发挥想象，突破程式，标新立异，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从而使观赏者的观感为之一新，从中获得巨大的艺术享受。继承中的创新能给作品以生命力，这一点从唐代李商隐的诗中是不难看出的。李诗缠绵恻怆的情思和“美人香草”的表现手法源出屈原，忧国忧民的怀抱和顿挫的律体显然体承杜甫，旨意隐晦的作风受阮籍的影响，烘托情思、渲染气氛的手法和转折起伏、意多层深的构思方式是借手李贺，而流丽的语言脱胎于民歌和齐梁文人诗等。如果仅此而已，李诗是无甚价值可言的，可贵在于创新。诗人吸收多方面的传统、精华，融铸成一家风格，其诗情宛转，辞藻精丽不俗，声调和谐优美，在难以为继的盛唐诗潮之后，独辟蹊径，另开言情深婉的新境界，成了中晚唐诗坛上的后劲，为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诗歌成就不仅影响了晚唐诗人和清代黄景仁、龚自珍等，还对后世词坛开启婉约词派起了重要作用。“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毛泽东《讲话》）

中国书法艺术博大精深，始终充满着生命力。世界上有许多语言文字，各种语种的文字也各有其自己的书写技法，但唯有汉字书法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而且日益成为世界公认的艺术。其中原因很复杂，但如果用几句话概括的话，那就是：汉字不仅是一种语言符号，它更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象征，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体现。这也就是汉字书法艺术的实质所在。我国已故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在《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中说：“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这也就是说，汉字形质本身原就是汉字创造者和书写者的聪明才智、精神情感的积淀。由于这种创造和书写的实践在整个民族历史中反复无数次的出现，它最终就成为整个民族精神的外现。也正因为如此，汉字和汉字书法艺术具有一种特别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时至今日，不仅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就是在全世界，它都是汉文化圈建立精神维系的载体。每一位炎黄子孙都尊祖先留传下来的书法为“墨宝”“国粹”。炎黄子孙以其独特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中国汉字，中国汉字也培育了炎黄子孙热爱中国汉字和中国书法艺术的独特的天性。当代书法艺术家的责任，就是要发扬“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弘扬优秀书法艺术传统，植根于民族土壤，努力创作出为人民所喜爱的、深蕴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书法作品，将这种最富于民族性的艺术呈献于世界艺术之林，为人民服务，为人类服务，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服务。正如歌德所说的：“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

[1] 此文系我作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创作研究员应邀参加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于1998年5月4日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6周年座谈会”上所作的发言。座谈会后，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将会上发言汇编成册，书名为《座谈会发言汇编》——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6周年，于1998年7月21日在全国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