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五台·云冈

住处在太原附近的晋祠宾馆。这里处于群山环抱之中，精巧建筑成群。每幢建筑各不相同，颇有它自己的风格。主楼开敞宽阔，坐落在一览无遗的大片空地上，呈半圆形。更多的是小楼和平房，隐藏在树丛之中，疏落有致，似分离而又连贯。登高四望，好一片胜地！身居闹市数十年，家居之处，连一棵树也难于望见，突然置身万木之中，真有大苏羽化而登仙之感了。康有为命其所居曰万木草堂，确令人羡。天光微明，鸟鸣与花香隔窗隐隐袭来，急步出室，漫行绿野小径，真感身心一畅。南方的小桥流水，北地的莽莽苍苍，在此兼而有之。

逐渐地，感到有些美中不足。据说这里有工作人员百余，还有部队驻扎，似乎都未暇顾及经营修整。有些建筑看来久无人居，显然有所毁损。旷野则杂草丛生，树木间亦枯萎，小径亦多未加剪裁，致使壮丽之中略有荒芜之感。这些，不免有煞风景。但是，得天之厚，此处依然令人神往。居此十日，享受之余，心中也带来愧怍：独乐孰与众乐！主楼已开放接待旅游，多处房屋还是居者寥寥。大好之地，来此的人太少了。即使只就生财之道而言，如果修废整旧，多加开放，有何不好。

出宾馆后门，入晋祠公园。右行数十步，著名的晋祠在焉。叔虞封唐，其子燮易号为晋，因以得名。恐怕更多的人是从柳宗元那篇《桐叶封弟辩》得知叔虞封唐之事的。其实此事《国语》、《吕氏春秋》、《史记》以至刘向《说苑》均有记载，不过有的说是周公成其事，有的说是史佚成之。《史记·晋家世》载：“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柳宗元力辩桐叶封弟之事不可信，立论是：“王之弟当封耶，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这个说法并无根据，只因为周公是圣人而从理论上分析。大概柳宗元自己也想到了这点，所以在文末说：“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未加评语。这就留下了一个尾巴，意思是非圣人史佚有可能做这样的事。这件事不管有无，在历史上实在没有多大意义，有考据癖的史家也未见考证其事，倒是因此而给后人留下了一段轶话。晋祠内也就有一匾额，记上桐叶封弟之事。（只记得匾额前两字为“桐封”，后两字不复能忆。）旅游者至此，一面欣赏古文明，一面也就津津乐道桐叶封弟这件历史故事。名胜加上古迹，其意义不只是在游览指南之类的说明书上可以写上对古文明的夸赞，更多的是足以引起游人的兴致。即使有的古迹全出附会，甚至其人其事都属子虚乌有，游人往往也信以为真，乐而道之。认真了反而扫兴的。旧时北京故宫解说员最懂得这个道理，他可以任意胡说一气，相信绝无人当面予以拆穿。

大门以外，远望晋祠，背靠悬瓮山麓，山环水绕，古木参天，一派壮丽景象。入门，殿堂楼阁，亭台桥榭，一层层，一处处，遍布祠中。这些从北魏相沿的历代建筑，加上塑像、雕刻、壁画等，当留待建筑学家和美术家去做细致的研究，区别它的风格，考订它的朝代。那些古迹名胜中少不了的碑文、题字，从唐太宗著名的《晋祠之铭并序》，到清初傅山的《难老》匾，我亦无从置喙，只看到作者多是山西人；所感快慰者，这里没有许多园林名胜都有的乾隆碑文或题匾。第一次去晋祠，匆匆一过，很奇怪，晋祠的主人唐叔虞祠何在，怎么正殿竟是供叔虞之母邑姜的圣母殿？隔数日，黎明再往，才发现叔虞祠居晋祠北侧，不甚显眼。据说圣母殿建于宋仁宗天圣年间，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已有“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的记载，可见圣母殿系后建。尽管我们向讲孝道，但是，帝王之家最贵者并非帝王之母（那是女人！），而是帝王本人（那是男人！），何以邑姜“后来居上”，占据了中轴线上的主殿？也许因为邑姜同是成王之母，太后自然高于被宋仁宗封为汾东王的叔虞。现存叔虞祠也许并不是就北魏原址重建，是否因历代增建而乱了章法？姑存此疑。

晋祠的妇女形象和水，给人以突出印象。从建筑而言，祠内有圣母殿和水母楼。圣母殿有四十三尊宋朝泥塑彩绘人像，除了五尊宦官像，其余均为女官和侍女。水母楼系明建，楼下有铜铸水母像，楼上神龛供水母，两侧有侍女八人，叔虞祠内亦有十二尊多为女性的塑像。所有这些妇女塑像，均栩栩如生，神态各异，非常美丽。到卖品部买纪念品，服务员取出泥制宋侍女像，欣然买了一个，想不到后来在北京派了用场。朋友嫁女，仓促间无物为赠，我对朋友之女说：送你一个宋朝美人吧。

说到水，悬瓮山麓为晋水之源，晋祠向以水自豪。祠内清明透澈的泉水到处可见，智伯渠缓缓而流，在著名的鱼沼飞梁之下，有女濯衣。鱼沼飞梁的两旁为“难老”、“善利”二泉。据说只是难老泉水就灌溉着附近数万亩稻田。在太原下火车，去晋祠路上，看见两旁都是水稻田，我们几个上海来的人颇为吃惊。只知北地缺水，不知晋祠水富，难怪其无知了。其实范仲淹早就写过“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之句。自然，这话有些夸诞，其时水必多被地主豪绅夺去，贫苦农民还是缺水的。为什么有那么一个水母楼？山西朋友告诉我一个故事：主人每天虐使侍女挑水，苦甚。神人给了侍女一条鞭子，轻挥之，瓮中水满。侍女照此行事。主人发现了她的秘密，用鞭猛挥，水大至，侍女坐化瓮中。这就是水母的来历。晋人称瓮，即一般所谓盆，那是用以蓄水的。如今水母楼下层石窟的水母，即系端坐在一个瓮形座位上的形象。这个传说很美丽，为缺水所苦的人，引来了水，牺牲于水。也说明晋水之源亦复缺水，尽管比山西其他地方富水。

晋祠亦以盛产大米闻名。这对我们南方去的人更属新闻。我只知山西刀削面可口，这在北京的晋阳春饭庄早已领略。每遇宾馆食刀削面，必大嚼。一天，饭桌上放了雪白的大米饭，山西主人说：晋祠大米超过小站。初未敢信，一吃之下，感觉是颇像上海所属松江的薄稻，饭润而油，不必细嚼，可以自行从口腔滑下，有如上海本帮菜德兴馆的虾子大乌参。松江的薄稻，特别是农民水稻专家陈永康所种老来青，五十年代中，我在陈永康所在合作社体验生活时，顿顿吃它。几乎不要什么菜，吃得美极了。多年不食薄稻，据同来的松江县委老佘说，早已绝种了。后来，在晋祠一家饭店招牌上，看见写着晋祠大米、刀削面、小米粥字样，更信这当是晋中三味。

饱览晋祠风光复食晋中三味之余，主人又复满足了我们的请求，邀请山西省晋剧团演出一场。山西梆子，无论中路、蒲州与上党，六十年代初都曾深深吸引过我。至今忘不了《雁门关》那样大排场的演出，作者和演员没有丑化萧太后，在这出戏里，她和佘太君同是颇具风度的外交家。高亢激昂而又回旋宛转的唱腔，我以为晋剧是超过豫剧的。上海观众更记得一位演员表演翅子功的绝技，这在其他剧种里是没有的。随着剧情发展，人物心情变化，演员帽边的翅子忽然转动起来。左翅动而右翅停，右翅动而左翅停。心情万分激动，双翅齐抖。一个好演员，身上每一道具都可以作为表现人物的辅助，此周信芳的踢袍、程砚秋的水袖、叶盛兰的翎子功所以驰名一时也。那晚演出了三折戏，我最喜爱《算军粮》。倒霉了十八年的王宝钏，突然出人头地。那位演王宝钏的演员一出场就是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儿，与经常所见的《三击掌》、《别窑》的王宝钏迥异，这就抓住特点了。也许这就是戏剧家所谓的规定情景吧。原以为能看到《打金枝》，后来看了过去的舞台纪录片，还加上一部《窦娥冤》。上海观众习惯于看越剧《打金枝》。和晋剧《打金枝》相比，前者似乎演的是市民层家庭儿女之争，后者才像演的帝王将相家中事。帝王将相家中事，特别是在中唐那样安危方定的情况下，免不了带上更多的政治色彩。唐王就那么宽容大度吗？不见得。面对郭子仪那样的重臣，他是不得不迁就。不掌握这个分寸，这出戏是演不好的。从《窦娥冤》中，居然看见了扮窦天章演员的翅子功，实为意外之喜。此片似是新拍，那么，翅子功在山西尚未成为广陵散，又一喜。

几经周折，五台山之行原已差点儿成了泡影，忽然得了一部面包车，急忙兼程前往。毛病也就出在这部天津出产的面包车上。司机小简尽了最大的努力，总是行行停停，来不了劲。车上八个人真是七嘴八舌，把抱怨都集中在天津牌上。原来只要半天的行程，足足开了十四小时，当晚九时车抵五台山麓的台怀镇。感谢两位接待人员，冒雨等候我们。这里本来供人住宿之处就少，现在是除了游人，加上正举行一年一度的骡马大会，四方来者极多，空余的地方就更少了。我们住在一个粮站的招待所，条件自然很差。这时，住房条件无从考虑，疲劳顾不得，饥饿亦在其次，首要的是凉气袭人，人人叫冷。今年夏天北方气候异常，路过北京时如入蒸笼。太原夏天据说从来凉爽，晋祠十天，亦觉有暑气。这一天，去五台山途中，愈走愈凉。到了台怀镇，真觉得如入清凉世界。加了毛衣和外衣，穿上两条外裤，仍感不支。我突然想起解放前四川民间流行的一句俗语：“有朝一日时运转，两条裤子重起穿。”旧时人民多么可怜，穿上两条裤子算是奢望了。五台山原名五峰山，传说文殊菩萨向东海龙王借来清凉石，改变了这里的气候，从此又称清凉山。塔院寺外，至今尚有“清凉胜境”牌楼。未游五台山，先感受了这份清凉。

“天下名山僧多占”，确是合乎事实的概括。五台、峨眉、普陀、九华四山，被称为佛教四大名山。只此四山，就够让人羡慕的了。据说五台山最盛时有寺庙三百余座，民国年间尚存青、黄寺院百余处，以后历有减少，现存者共四十七处，即台内三十九，台外八。“文化大革命”的毁坏，自然是惊人的。我们在五台山实际停留一天，只去了车行可达的六庙，就现存四十七座寺庙而言，也微乎其微，但都留下了红卫兵的“业绩”，尤以镇海寺与南山极乐寺为甚。镇海寺已经破败不堪，少香火，只住着一个喇嘛与一个和尚。两人各管前后院，互不相扰。南山寺系元至元五年（公元一二六八年）建，清续修，直至一九三七年尚有增建。建筑是今古并举，颇具特色。南山寺的毁坏极大，好些殿堂的佛像都砸光了。据和尚说，那些日子，红卫兵每天成批而来，除了推不倒的建筑物，见佛像就砸。我想起川剧《打神告庙》，焦桂英在忍无可忍下，打了海神和牌子哥，那确是对命运的反抗。十年动乱，砸庙宇，毁佛像，是自己给自己开玩笑。这些，自然已成过去。宗教政策在落实，文物保护工作引起了注意。

这六个庙宇，各有其特点。罗睺、塔院、显通三寺紧靠在一起，均在山麓。顾名思义，塔院寺以塔著名。塔是黄教的白塔，高二十一丈，周围二十五丈，据说超过北京北海的白塔。方丈院是很精致的建筑，一九四八年八月，毛主席和周总理过此时曾居留。周总理居处题额“周恩来总理路居旧址”，这“路居”二字，题名殊不妥。镇海寺较小，原为菩萨止水而建，尚存有康熙碑。庙宇虽破败，还可以看出昔日的威严。其南院称为永乐院，从清朝起，历代章嘉活佛住此。现在寺内一个老喇嘛，七十多岁了，自幼出家在此。他还记得那位被国民党政府封为“蒙藏宣化史”的第十九世章嘉住所的情景。他说，那里有兵一连保护他。这位活佛在这里干了不少人间肮脏事。南山极乐寺依山而立，层层上溯，转过一殿又一殿，直至峰顶。大广宗寺也是由山下往上修建的建筑，顶端有观音、文殊、普贤三菩萨殿，是以俗称为菩萨顶。五台崇文殊，三佛并居较少。塔院寺的大藏经阁是很有风格的建筑，现存经藏尚多。殿前悬挂起了乾隆一首歪诗，欠通之极，令人扫兴。我奇怪红卫兵怎么没有把这块匾额砸掉。南山极乐寺的大雄宝殿上，有光绪二十六年慈禧题匾“真如自在”，其字之劣，超过北京所见。

这些庙宇多崇俗称密宗的黄教，是以喇嘛多于和尚，而殿上更多见黄教始祖宗喀巴像，其规模与仪容均远不如北京雍和宫所见。雍和宫毕竟是帝王所居，帝王所营，比佛庙豪华多矣。五台全山现约八十名僧尼，香火逐渐兴盛了，远地来朝香者据称不绝。僧尼均习佛事。薄暮，鼓声传入我们住处。天未明，钟声阵阵。这大概就是从显通寺那个长鸣金钟发出的吧！据说此钟重九千九百九十九斤半，为五台山最大铜钟。其时我叹为观止。后来在北京去了西郊大钟寺，显通寺的钟自然不能与之相比。这暮鼓晨钟，倒是悦耳，但不能使我入道。韩愈《双鸟诗》有句：“不停两鸟鸣，百物皆生愁。”退之反佛老，以佛老之教喻为双鸟之鸣。在五台山，听听暮鼓晨钟，倒也无百物生愁之感。

在大广宗寺，有意外之遇。听一个喇嘛口音，知为乡人，与之谈，且为小同乡。这个喇嘛法名圣培，俗姓江，原业医，年六十五岁，两月前从四川至此挂单。原来五台山的喇嘛多是著名的能海法师的弟子。能海原是四川一位军人，问道于经学家兼佛学家刘洙源先生，后出家，改入密宗，为成都净慈寺住持，复长期住五台山，弟子甚众。新中国成立后，能海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从前，我常听周太玄先生谈能海事。太玄先生是著名的生物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少年中国学会创始人之一。他和其兄晓和先生（地质学家）皆从能海学。在成都时，无论晴雨，伯仲二人各持一黑伞，并肩步行至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佛学社或城北文殊院听能海讲经，从无间断，一时传为佳话。太玄先生在香港时，我记得他总是日中一食，并坚持静坐的。事有凑巧，我的一位长亲原成都华西大学中文系主任程芝轩先生，亦在五台披剃，法名能观，与能海为师兄弟。而刘洙源先生更系世交，曾课馆我家，还是我的蒙师，但我们弟兄姐妹都称他太老师。有了这些因缘，圣培对我非常亲热，初见如同旧识，还一定要给我引见同寺两位能海弟子。其中一位是四川宜宾人，一位是河南人清海法师。清海现为大广宗寺住持。这两位原亦在成都净慈寺。清海只有五十五岁。我说了一句看来不得体的话：“你比圣培年轻嘛！”圣培急忙双手合十说：“罪过，罪过。他是我们的法师。”我急忙致歉。看来佛寺的“职称”比我们研究单位严格得多。圣培说：能海法师一九六七年圆寂于五台山碧山寺。一九七九年三月，政府为他在五台山举行了追悼会。圣培带我到庙左，指着对面远山的一座塔，说那是政府为能海修建的青砖墓塔。我想，用佛家的话说，能海可谓得善果了。

在南山极乐寺，别是一番遭遇：想拜访一位女尼，终不可得。这里住着一位尼姑，法名通愿。电视台放过一部电视纪录片，介绍了南山寺和通愿，因而名盛。通愿是北京大学毕业生，人们一阵误传，附会成另一个名人，游人来此，更想见她了。此事使她烦甚，便躲了起来。我到南山寺，向一位女尼打听，答复是通愿生病，不能见人。隔着门缝，我看见通愿在院内策杖而行，老态龙钟。事后知道，比我们早一天到达的一位北京同行，到底年轻灵活，探得通愿的小尼之名，叫开了门，他和通愿作了一番讨论。据他告诉我，通愿很愿意和人讨论问题，但不愿游人把她当稀奇看。通愿曾经是范文澜的学生。她认为：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对佛教的批评过分了，任继愈稍好一些。又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自然可以批评佛教，正如同从佛教的观点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一样。照她这么说，真成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了。我的同行没有和她辩论。我想，辩也无益，如能说服她，她也不会出家了。因为通愿一九四一年出家于峨眉山，早已不是无知的人。

一夜大雨，寒意倍增，顾不得未尽的游兴，只望赶快下山。车抵沙河镇，人分两路，五人乘火车去北京，我和陈旭麓、丁日初去原平，转火车去大同。老牛破车，折腾一天，傍晚才到原平。途经两县，一为繁峙，一为代县。繁峙几乎全是新建筑，看不出旧时痕迹如何。代县是汉文帝为代王时的封邑。停车公路，远见鼓楼，巍峨壮丽，正面四个大字“声闻四达”明显可见。问路人，知背面为“威镇三关”四字，不知何时所建。

原平县治甚大，招待所也颇具规模。留宿半夜，来不及一瞻丰采，只知道这里是那位曾经在中山陵自杀的抗战名将续范亭的故乡。

夜半，在原平车站候车，复大雨。候车室入站大门紧闭，只得在广场上淋雨。据说这节列车没有软座，我们买了硬席。车上人满，立足也很困难。好容易站稳了，突然一只睡梦中的光脚从座位下伸了过来，不免一个踉跄。车窗紧闭，电扇备而不用。这时，倒又思念五台山的清凉了。

大同，古称云中，居雁门关之北，处内外长城之间，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想起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颇有一番气概。治戏剧史的人说是舞台上的大面（花脸）起源于武灵王的面具，那当是一种面盔，为防刺杀的。以后，北魏建都于此，辽金两代此处均为陪都，胡汉文化早经糅合了。只看建于一千五百年前的云冈石窟，就可知其时文化之高了。

头天下午，游上下华严寺。寺建于辽代，明时拆为二。天下佛庙大同小异。这两座庙宇却各具特色。上寺的大雄宝殿采用减柱法造，气象森严，为全国现存两个最大佛殿之一。下寺的薄伽藏经殿中的佛像系辽塑，豪放雄伟，别具一格。殿中佛像陈列之法，非如常见佛殿的对称式，竟类如插花，不知是否原来如此。我宁愿因其陈列与一般佛殿不同，而以为这是辽代风格。哪怕是自欺。

翌日，游云冈。雁北地委宣传部的老张说，公路有一段被水冲坏，不知能否到达。他知道这话会给我们多么大的失望，尽量把话说得轻松些。感谢被老张誉为地委最好司机的小曹，在几乎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驶车转来绕去，经大同矿区折回而达云冈。半小时的路程，车行两小时半，但绝非那个面包车一般在五台途中的行行停停，而是一路顺风。云冈游人还是不少，原来他们是停车徒步涉水来的。

我们流连在云冈石窟半日，对于这东西长约一公里的古代文化的珍宝，只是览一大概。第一至第四窟未开放。从第五窟看起，一窟有一窟的佳处。粗粗一看，佛像大体相类。细审之，各尽其妙。我不想在这里谈宗教的作用，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用不着说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这是极为明显的事实。没有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的古文化不会流传到今天。我所想的，是艺术创造与宗教相结合所产生的结果。信教者的虔诚与狂热，驱使他利用一切可能传其教义，但其结果，产生了诸如建筑、艺术等等文化上的珍品，其影响当然远比宗教本身受到人们的珍爱与重视多多，这恐怕是宗教宣传者始料所不及的。就以游云冈石窟或佛殿庙宇的人说吧，恐怕因为看了佛像庄严而信佛的人是没有的，这些瑰宝，只有给人们以对古文化的景仰。即使是对佛教徒，庙宇的宣传作用必然小于佛经。在云冈，遇见两个从福建来的小和尚，只有二十岁，看了这些石窟佛像，从宗教上说，他们也不甚了了。还见着一群讲英语的西方游客，其中有一位剃光头的洋和尚，听他们说话，也无一语涉宗教。那么，吸引他们——这位洋和尚和两个福建小和尚的，也依然不纯粹是宗教，更毋宁说主要还是文化艺术。由此，我想，那些砸庙宇佛像的红卫兵，真太天真。他们所毁灭的，不是迷信，而是文化。他们对于宗教与文化的关系，真是无知。

我无意于停留在夸赞古文明。一个民族只是夸耀古文明，而不奋力以进，建设好今天和未来，古文明也就可能成为历史因袭的重担。云冈归途，多见煤矿之落后，工人生活之艰苦，此念油然而生，更感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迫切。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二日

（原载一九八二年三月八——十日香港《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