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韦卷》读后

《丝韦卷》是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香港文丛”之一，大三十二开本，计三九二面，乃作者丝韦自选自编而成。丝韦本名罗承勋，又名罗孚，丝韦是他沿用时间最长的笔名。丝柔韦韧，丝韦成卷，可见作者的巧思。罗孚其他笔名尚多，大约香港读者最熟悉的是史复、封建余、辛文芷、吴令湄、文丝等，还有一个羊朱，那是集体用的笔名。大陆读者则知有作家柳苏，那是他自一九八二年幽居北京后所用笔名。他自己说：“柳苏不是自取的，有贬意，柳宗元、苏东坡都是曾经受过贬逐之人，用它，毫无自比前贤之心，散宜生有诗：‘自比老彭吾岂敢，一山溪水一汪洋。’”⁽¹⁾

此卷共分三辑，即：第一辑《大地和人》，第二辑《杂感》，第三辑《文艺风景》。本书封底介绍称之为小品随笔、杂感与文艺评述。杂感的名称明白无误，小品随笔实际是散文，《文艺风景》多怀人记事之作，其实也是散文，与《大地和人》辑同样优美的散文。杂感所占篇幅甚小，在全书中不过三十余页，概而言之，这本书可以说是罗孚的散文集。

罗孚早年以杂文鸣世。他的杂文，所讽者深，所语者谐，丝丝入扣，针针见血，寓沉痛于谐趣之中，写来若漫不经意，读之则字字珠玑。且以短见长，数百言成篇，三言两语成文，诚如他长期所用的专栏名目“无花的蔷薇”，皆刺也。读者会心，讳疾者受刺痛。聂绀弩送过罗孚一首诗，有句云“每三句话赅天下”，就是指他的这一类杂文。这些文章，见誉于桂林、重庆和香港的文坛。鲁迅曾希望他的杂文与时弊同消亡，鲁迅所痛砭的时代诚不复在，鲁迅的杂文至今为光辉的篇章。罗孚的杂文，也曾发挥匕首投枪之效，宜其可以传世。可惜集中所选杂文甚少，如作者所说：“由于许多杂文不在手边，就只选了近年所作的一些充数，都是在北京写的，不是岛（按指香港）居杂文。”我倒很希望作者另选一本他的杂文集，以为今日的杂文读者一新眼目。今日报刊，杂文仍颇流行，似乎都有了固定之体，无以名之，姑称之为磨嘴皮，读来乏味。非饱学深思之士，无隽永犀锋之笔，强为杂文，其失也浅。

集中《大地和人》辑，多游记之作。居港之时，作者每北归，畅游大陆南北，留下了这部分作品。写山，写水，咏史，吟诗，时记人事之变迁，间发思古之幽情，其文多儒雅，其味见隽永，可读，可诵。当然，无可避免地，在这些篇章中，颇留下了时代的痕迹。我是指一些浮夸的记载，轻易的乐观。作者于此，已有深悔。我将留待后面去谈。除了这部分北游所记，辑中亦多写香港之作，写景，咏事，谈季节变化，说日常生活。这些文字，若非长住香港而又留心观察生活者殆不可为，然其文又大不同于日常所见的香港本地作家的作品，其蓄也久，其发也酣。是乎否乎？

我以为此卷最堪注意者，为《文艺风景》辑。写的是学术、文化、文艺界中著名人士，记载了他们的生活、成就，以至于节操，公正地评价了这些人，为学术文化史留下了可贵的史料。这部分作品，大都写于幽居北京十年时期。作者在香港留居多年，主持报纸，交游各方人士，本人又是作家，学养有素，和笔下的这些人物常有接触，有的且是在当年左右阵线划分极严情况下，免不了碰撞磨擦，终于是不打不相识，所知渐深，方始豁然。幽居北京之后，所思更深，前尘梦影，尽成笔底波澜，这些文字，于作者为往事回忆，于读者属恍然大悟，回味无穷。

辑中写曹聚仁凡两篇，主要的一篇是较长的《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文章记载了曹聚仁的政治主流所在，文字生涯，学术活动，“左右难容”之境。罗孚当年也曾以“反动文人”目曹，所写杂文曾以曹为箭靶。及至后来，所知渐多，“作为同行，曹聚仁既在‘形右实左’的报纸工作，我们也就很自然地有了交往，翩然一笑，不谈往事”。“我们成了朋友。就年龄，特别就时间来说，他实在是我的前辈”。文章并没有透露什么内情，但从所叙述的曹氏之事，也就明白了曹氏其人，自然不会以聂绀弩“自比乌鸦曹氏子，骗人阶级傅斯年”来看曹聚仁，而“后来绀弩了解了曹聚仁在香港的情况，也认为应该笔下留情了。”至于秦似在七十年代末期仍称曹为“反动文人”，八十年代初写诗谓“骨埋梅岭汪精卫，传入儒林曹聚仁”，以曹和汪精卫相比，更显然是失当了。

由曹聚仁而写到周作人，作者写了《回想〈知堂回想录〉》、《周作人其文》二文，使我们得知《知堂回想录》写作、发表、腰斩、出书的经过。请周作人写回忆录，原是罗孚与曹聚仁闲谈引起，而由曹邀周写成，连载发表于罗孚主持的《新晚报》。连载只两个月，“文化大革命”的前兆已来，罗孚奉命腰斩《知堂回想录》；又是曹聚仁的经营，先移刊于新加坡《南洋商报》，以十个月时间连载完毕，继于一九七〇年于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全书，其时已在周作人逝世三年以后。应该感谢曹聚仁，由其经营，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挣得一份可贵的史料。罗孚以为，《知堂回想录》材料是丰富的，“但文章的光彩却已不如早年”；《知堂回想录》避谈敌伪时期，且在书信中有一些自辩，而曰：“他似乎直到临终，也没有多少悔悟。”这评价是公正的。作者于此，用词谨慎，用了“似乎”“多少”，没有断然说周作人全无悔悟。在没有掌握全部材料以前，以此为宜。罗孚又申“不以人废言”和“不以人废史”的主张，认为周作人的“作品是站得住的，有些而且还是站得很高的”，“他历史上早年那光辉的一页更不应抹煞，要不然，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不够完整了”。此说当为不易之论。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有关周作人沦为汉奸前的一段往事。抗战事起，北平沦陷，周作人滞留北平不出，文学界中人纷纷发表文章，敦劝周作人南行。其时胡适远在美国，在《日记》中写下一首诗，当时似未发表，近年始见。诗曰：“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萧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醒来我自披衣开窗坐，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与当时所见的劝周作人南行的文字相较，胡适此诗可称别具一格而有蕴致。爰附及之。

辑中写叶灵凤文字最多，共达七篇。这是着力而为的文字。罗孚做了一件大好事，远不止是为新文学史上留下可贵的史料，更重要的是，以翔实的材料，为叶灵凤恢复了政治名誉。这位创造社的“小兄弟”，二十年代即发表作品，三十年代成名，与潘汉年共办刊物，被鲁迅斥为“惨绿少年”，抗日战争爆发即去香港，一住四十年，至七十年代逝世。或者说由于情况不明，或者说由于罗织成风，或者说文艺界一向喜欢制造流言蜚语，叶灵凤确实被称为汉奸文人。虽说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他一再被邀请到北京和广州参加一些官方活动，那顶汉奸文人的帽子，确确实实地还戴在头上，那就是见之于一九五七年版的《鲁迅全集·三闲集》中《革命咖啡店》的注文：“叶灵凤，当时虽投机加入创造社，不久即转向国民党方面去，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虽说抗战胜利后全国解放前，潘汉年一段时期在港工作，和叶灵凤保持往来，有些事还托他做，但如叶灵凤回到内地定居，恐不免于拴在潘汉年反革命集团的绳子上。文章以事实提供了叶灵凤不但不是汉奸文人，且还曾利用在日本军方所办大冈公司工作的方便，做抗日情报工作。摘去汉奸帽子，是在一九八一年新版四卷《鲁迅全集》中，改为“叶灵凤，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曾参加创造社。”其时叶灵凤早已长眠。其次，罗孚介绍了叶灵凤渊博的学识，大量的写作，虽然亦有近乎“黄”之作，要其主流，却是好的。三卷《读书随笔》具见博识，而研究香港地方史，亦见功力，《香港方物志》被认为是有价值之作。罗孚还写到，叶灵凤是香港有名的藏书家，收藏之丰，令人惊叹，文章生动地描绘出叶灵凤如何生活于书城之中。一部嘉庆本《新安县志》可称珍本，较之北图与广州所藏为全。叶爱书而爱国，外国人多次欲以巨金收购这部志书，为所拒，坚称要送给国家。死后，家人完其遗愿，捐给了广州中山图书馆。可惜的是，他的全部藏书，遗愿是捐献国家，由于死后清点整理迟迟，被香港中文大学以先行全收再作清点的方式尽数取去。斯人，斯文，斯书，罗孚写出了一个完整的叶灵凤。

近年来，聂绀弩体旧诗盛传一时，人们佩其人，爱其诗。抄本辗转传抄，及至香港版、大陆版出版之后，其书更是不胫而走。罗孚与绀弩为旧友，他是聂诗的钟爱者，宣传者，又是奔走出版聂诗的热心者，香港版的出版得力于他，而新近上海出版的《聂绀弩诗全编》，除了旧体诗，聂早年所写新诗亦全部收入，罗孚于《全编》出力最多，他独力为之编，与侯井天为之辑，又与朱正、侯井天、郭隽杰同为之笺注。去年十月底，他由北京自费专程来上海看校样。真是古道热肠，今也难得。罗孚返香港后，这部书出版了，出版社遵其嘱把书送到了我手里，摩挲拜读，深感编、辑、笺注之谨严，用力之勤，不胜佩服，而卷末罗孚一篇长文《全编后记》，自谦为“只是记下一点辑后感，注后感，编后感”，实则深见其对事之真，对人之情，对诗之爱。这些，我想自有方家去评说，于此，《丝韦卷》中写聂绀弩的两文在此亦不必介绍了。罗孚有悼聂诗数首，这里记其一首如下：

奇人奇遇有奇文，更以奇诗宇内闻；

一帽凭谁分左右，十年累汝困河汾。

北荒失火鱼犹在，南国从军梦早湮；

历史老人应苦笑，繁花时节又怜君。

辑中写柳亚子、林风眠之文，皆佳构，写林文尤见情趣。罗孚本热衷于收藏诗书字画，自然精于品鉴，写林风眠文，开章淡淡数语，活画出林画之韵味。此文似多谈林风眠之画，而于绚烂归于平淡之文字中，亦写出林风眠为人之品格，其画其人，统一而不可分。

文章还写了章士钊。罗孚和众家均言聂绀弩以杂文入诗，我看罗孚则时以杂文入散文。当他写到一九七一年冬访北京拜望章土钊时，章之《柳文指要》刚出版不久，章亲笔签名送他一部，并托他带二十多部回香港赠人，文章说：“又托我以‘重任’——一部《指要》，已经够重，二十多部，当然是‘重任’了。”《柳文指要》为木板一函大字本，二十多部庞大笨重惊人。“重任”二字，非罗孚常用之杂文体乎！此种杂体，辑中散文时见。“重任”不过游戏之词，另一文写到章士钊为其所藏曼殊诗卷题诗，则极具价值了。罗孚以所藏曼殊上人诗稿十页，裱成长卷，其中尚有曼殊与陈独秀的一唱一和诗，实够珍贵。罗孚以此卷请章士钊题跋语。孤桐老人一时兴起，大约是见到苏陈两位故人之作动了诗兴，一夜之间，竟做了二十首绝句，写成一个手卷赠罗孚，诗后附注，写了许多曼殊当年事情。罗文全录了孤桐老人的二十首诗，可惜在此不能多录。这些诗和诗注，当是绝好的研究苏陈章三人的材料。

罗孚以上这些文章，信手写来，本身为优美的散文，又为当代与后人留下了史料，作者虽无意为所写诸人写传记，自然亦非完整的传记，却应该归入传记文学之林。胡适极力提倡传记文学，曾谓传记文学是为历史提供新材料，为文学开新道路。问返港安居后之罗孚：其有意为之乎？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罗孚去年十月底来上海看聂诗《全编》校样之时，他对我说，不久将寄他的一本书来，集内文章皆无足观，只要看书的前言就行了，那是切身之感。后来书收到了，就是这本《丝韦卷》。所谓前言，题作《感慨万千（代前言）》。感慨有二，之一云：“有些写在四十多年前的东西，自己还看得下去，可见写来写去，文字和识见都没有多大长进。”这自然是自谦之词，也是他的杂文笔法，不必注意。之二，他说是“也是最主要的感慨”，是他的自责，“四十多年来，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最要命的是，当写下这些假话、错话时，自己却是很严肃的，认为那是真话和正言，真实无疑，正确无误，很有些‘替天行道’的味道。现在大梦醒来，才明白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而感到很大的失落：真实和正确到哪里去了？因此就有了很大的空虚。”此种自责，语真意切，其下，提到了诸如“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以及香港的“五月风暴”，“哪一个运动不是真心诚意地为之宣传甚至投入其中呢？跟着骂自己原来崇敬的人是堕落的‘右派’，相信亩产十多万斤的‘卫星田’是真的，猜想被横扫的‘牛鬼蛇神’中的熟人一定有我平日所不知道的丑恶的一面，以为‘五月风暴’简直是在为世界革命创造一种城市式武装斗争的典型……”。他在这里并举出了两个具体的例子，一是在“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写了《冯友兰咏天安门新诗》，态度模糊，而实际是为“四人帮”助纣为虐。一是他在一九六七年写过一个副刊专栏：《像章小记》，一天一篇，写了好几个月。当时他和大陆人群一样，收藏毛泽东像章，他就写各种各样的像章。像章有什么好写呢？他选了一篇《春风已度玉门关》收入此卷，以让“年轻的读者见识见识我这‘奇文’”。此“奇文”是借像章以歌颂“甘肃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连带而错误地批了左宗棠一通。作者自责自悔，结论说：“自己是愚民，执行的是愚民政策。”可谓深切沉痛已极。

不惮其长地引叙了以上这些罗孚反躬自责之词，足以说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严肃的知识分子。中国和法国不同，民族传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中国不会产生卢梭《忏悔录》式的作品，然十年浩劫之后，大梦一觉，不少正直的学人、作家悔其少作，这就说明，他们是可敬的。巴金老人写《随想录》，大声疾呼说真话，周扬忏悔昔时之整人伤人，罗孚发其心声，亦同为真诚。还想到一个例子。著名史学家黎澍，生前应邀自选学术精华集，选成之后，他写了一篇只有三百字的序言，说是：“解放以来，政治运动频繁，动辄卷入漩涡，不但与学术无关，甚至连政治也只剩了捕风捉影的空谈，事过便恍忽若有所失。比较起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开始了一个思考的时代，一个觉醒的时代，认识时有进益。因此也正在这时，发表了一些自认可为是颇具独立思考并非人云亦云之作。选文即以此为范围，旧作除个别外不录。选入本书各篇，主题不一，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也是值得指出的，这就是开始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问题。”黎澍之真诚正直，亦与上举诸人同。这是黎澍生前的绝笔，写成不到一月他就走了，而这本选集也就被搁置不出，最近被上海三联书店接受下来，将行出版。

罗孚十年幽居，写作不停，大彻大悟之后，立意更高，其文足以发人之思。写此一篇书后，为读者介。丝韦相揉而成卷，亦柔亦韧，柔入于韧，其性更韧，百不能折焉，为祝，亦为期。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日至十一日

（原载《中国文化》第九期，一九九四年二月）

文中提到黎澍的学术选集行将出版，至今又过了三年多，还是出版无期。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九日

（原载《川上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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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丝韦卷》附录《丝韦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