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内视和敞开，自由和限度

关于散文，我的基本看法是，它就是自由的文体，一切皆可以不受限制，所有的限制都将是对它的戕害。中国是散文大国，创作散文在我们国家有着深厚的传统和经验积淀，如先秦诸子、《史记》和明清小品，尤其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李长之先生说 ：“单即文章论，他也是可以不朽了！试想在中国的诗人（广义的诗人，但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中，有谁能像司马迁那样有着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呢？试问又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具有大量的同情，却又有那样有力的讽刺，以压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着最具造型的史诗性的笔锋，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的旋律的呢？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再没有第二人！司马迁使中国散文永远不朽了，司马迁使以没有史诗为遗憾的中国古代文坛已然令人觉得灿烂而可以自傲了！司马迁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司马迁使可以和亚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显得平凡而黯淡无光了。”（《司马迁之人格和风格》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我以为，这段话不是夸张，而是贴合实际，是对司马迁及其《史记》做的深刻解读和评述。

多年前，应一家出版公司所约，写有关匈奴历史的书籍。他们认为，我在西北匈奴故地多年，起码在场域和心境上有些体验。因此，我开始对《史记》进行了一次较为细致的阅读。我发现，司马迁的书写是建立在一种人性和人心之上的写作，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和民族的，甚至行业的和文艺的，他都是用一种客观而平视的角度去记录，把个人情感压在诸多的事件之下，在宏大的叙述背后，以闲笔和小调，书写某个人在某些时候的现实细微表现。

把握细节是叙事作品中唯一有效调动和激发读者，使得个人的文字书写活色生香，令人心有所动、找到共鸣点的重要方式，也是一个写作者与另一个写作者形成明显区别的唯一途径。细节即生活，细节更见功力和性情、天赋与本色，细节角度的选择也决定一个写作者的胸襟和素质。《匈奴列传》是我读得最多的一篇文章。七八千字的文章，书写一个民族的由来盛衰，还对匈奴与东胡、月氏、丁零、楼烦、白羊、西汉等国家民族的外交、战争、和亲以及他们民族的流变、风俗习性等方面做了呈现，其文风简约丰沛，自由严谨，姿态又是那么从容自如，如流沙泻地，果真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当真是令人敬仰爱戴的伟大史学家。《史记》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等相比毫不逊色。

《史记》不仅成为史传的典范，也应当是散文书写的一个参照。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散文不应当是我们通常看到的那种样子，叙述、表现和阐发，这种单一的形式是对散文本身的一种阉割和戕害。在各个文体当中，散文一方面最能张扬性情，放纵胸襟；另一方面，也最能体现个人素质与时代本质特征。可是，在很多时候，我们把散文狭义化、单向化了，把散文当成了自家院子里放养的牲畜，或者干脆就是宠物、书房里的花草、书画。使得散文在很长一段时期被豢养了，成为自我的一种消遣、把玩和宣泄，甚至只是一种表情达意的文字工具，成为在自家花园跑马冲锋的私人牧场。

散文起码要像鸽子，放出去，任它飞，还可以收回；也更像鹰隼，干脆把它们放飞到天空。从《史记》中，我获得的启发是散文就应当是一个复杂的甚至奇怪的文体，就应当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一种文字呈现。就我本人而言，1994年写诗，到1997年，左顾右盼了一阵后，判定其他诗人们无论在思维、表现形式，还是诗歌创新上，远远把我甩在了后面。我感到沮丧。也知道，单以诗歌论，我是写不过他们的。再者，我还发现，很多东西是诗歌承载不了的。诗歌以暧昧的态度出现，以单一的形式、类似智力游戏、语言的奇特组合来表达，总体上说是隐晦的。尽管很多人以白话口水入诗，用语言和语言拼接产生的奇妙效果来打动人。但诗歌却不能鲜明地亮出自己的姿态，诗歌体现的是一个写作者内宇宙的喧哗与冷峻，也体现外物与精神的某种斑驳光亮。而散文，可能是最直接的一种文体，散文可以带我们进入一种个性鲜明甚至通透的世界，这个世界也是诗性的、繁复的，但更重要的是宏阔的、自在的和自由的。

从写散文开始，我就觉得，散文应当是无所不包的，就像我曾经待过的巴丹吉林沙漠，看起来荒凉凄怆，天地无物，一无遮挡，可一旦进入，你会发现，其实沙漠也是极端繁华，表面的平静僵化甚至残酷，可一旦静下来，一旦感受到了，沙漠则更像是一个铁马金戈、旌旗漫卷的沙场，也像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喧嚣山野，更像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内心宫殿，以及灵魂深处风情万种的海市蜃楼。这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时常为表象所迷惑，在表象上付出很多，从不肯脚踏实地、身心践行；喜欢外在的肯定，而忽略内在的反复无常。

文学也肯定会深受世风民情的影响。一些人的写作是向内的，写内心和精神中的红花绿叶，阴影秘密；一开始叫人耳目一新。这些写作者，大抵被称为“新散文写作”。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忽视贾平凹、张承志、史铁生、张炜、韩少功等小说大家对这一文体开拓之功是不科学的。正是这些人，使得散文从80年代以来，渐渐有了新异的气象和品质，摆脱了模式化写作。这一点，我无数次说过，目的只有一个，文学更需要公正心和客观思想，人为地割裂显得小家子气，又让人觉得有私心。还有一些作者，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登山临水，儿女情长，家国情怀，顾影自怜，家长里短；还有一些，既注重对内宇宙的探视和检点，也能与大地众生和人间烟火联系起来。多年前，我就在一篇散文批评当中这样说：写作就是掠地飞行，既要有尘埃也要有天庭。再者，不论哪类文体，一定要妖和妖娆、妖媚起来，枯燥的和一本正经的文章是令人乏味的。装作教育家的文章也叫人讨厌。文章，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姿态和精神密码，就是一个人丰饶的现实生存状态和灵魂当中的秘密展现。

记得2000年左右，很多写散文的都在极力回避情绪化的书写，倡导一种安静的、理性的写作方式和策略；这基本成为共识和潮流。可在2006年或者2007年左右，情绪化的散文书写卷土重来，以喊疼为主要特点。很多人在渲染痛感。我则不以为然。这种反复从一个微小的方面证实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中国人还没有改变单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看起来中庸，实际上泾渭分明。由此，我还发现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凡是从西方学习或者干脆模仿的作品，都能很快红起来；坚持自己的书写道路，往往沉寂无声。有句诗说：“每个人面前都敞开着一条道路，而灵魂，决定自己要走的道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从不愿跟风的人，也是一个绝不模仿的人，自己的路，只要不断地有效省察自己的写作，进而觉悟和校正，我觉得就应当这样走下去，而且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据我观察，现在的散文写作，大致有几个方向或者说取向。一是历史写作。历史写作大抵是经不起推敲的：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复述或许能看到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但历史写作事实上也是一种逃避。二是自然写作。自然写作是一个美好称谓，但不构成概念，也没有实际操作性。很多人认为，自然写作就是以我之心观物，将物反应给我的感觉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似乎是简单的，有些甚至排除了人。岂不知，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有的自然也都是人的自然。三是乡村写作。乡村现在已经变得荒芜和空虚，乡村的美好年代即将成为过去。进城和被城镇化是当下乡村的主题命运。上一次回南太行老家，看到几近废墟的老村，忽然想到一个词，那就是“掘根运动”。城镇化从本质上又是一次解决和消除乡村文化和精神传统之根的行为。我们面临的又是一场文化的、精神的断裂。散文还在表现乡村之田园风光，古朴诗意，我觉得那是有违常识的行为。四是消闲写作。这类主要以时尚生活、坊间流转、书籍碟片、消费娱乐等为主。五是虚构性的偏执型写作。主要对某一过往名人爱情、生活遭际等为主，以片面的眼光，突出主题式的写作为代表。六是行走大地的文章。这类比重很多，而且是目前唯一可与畅销书相抗衡的一类题材。但能够把一片地域及其人群生存真实状态、文化本性透彻发现的极其少。

而更严重的，一是刻意回避、规避自身的丑、恶、自私、贪欲是长期以来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我们的散文总是向外的，或者外向的。以书写他者为根本或永恒形式，以表现某种状态和现实遭际为主，写到自己，不是忧伤，就是感动；不是快乐，就是担忧；不是心怀众生，就是悲悯万物。极少有人真实、深刻、大胆暴露自己的内心及灵魂深处那些负面影像和隐秘欲望，导致散文在人性人心的表现和开掘上是无效的，更是无力的。我们都喜欢把一个美好的，富有同情心和美的自己用文字加以展现，忽视内在的脏。岂不知，那也是人的天性，是每个人每天都发生的心理活动。这方面，亨利·米勒《巨大的子宫》、阿尔贝·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卢梭的《忏悔录》我觉得是很好的样本。二是自我局限。散文作者更应当是大地及其所有信息的采集者，是人和某一地域人群的具体洞察者。我们都在专注于自己的某一种写作题材，很少去尝试陌生的领域。要不转向历史文化名人等典籍生发，要不向消闲写作靠拢。近年来，有些作家做了一些贴近大地众生和人间烟火，特别是展现这个时代本质特征的事情。但目前来看，主观情绪过于浓重，以某种片面的方式去关照，采取学术的方式书写，是远远不够，甚至失之于偏颇。我觉得，对大地人群及其现实变迁，以本真的方式去书写，不加任何个人感情色彩的发现和表达，可能更接近本质。三是格局小，思想委顿。思想深度、高度决定写作者气象格局。散文必然要有思想。如历史散文写作，你的历史观是一部作品成败的首要条件。散文的思想实质上体现作者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以及对具体事物的表现方式上，也体现在语言的叙述策略上。我觉得，法国著名修女西蒙娜·薇依的《蒙娜·薇依早期作品选》《重负与神恩》，包括特丽莎修女的日记以及R.尼布尔的《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等基督教哲学家的思想可以有所助益。

这几年很难看到令人为之心动的散文作品。我的看法是，所有的东西本身并不存在任何问题，是操作的人存在问题。散文也是如此。一是过分受制于散文的文体特征，认为散文就是那样的，不可更改，使得自己的散文写作变成了模式化的程序套用；二是作者自身存在认知误区，认为以散文方式书写的事物都应当是通透的，是赋予事物美感、展现作者性情的，总是以人的方式去打量笔下的事物，主观凌驾意识严重。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规律，人过分介入，甚至漠视事物本身的特质，也是一种有违常识的行为。三是思想认知上的匮乏。就文论文是批评之道，可是作为写作者，认知上的浅薄、片面、偏激一定会使得作品面目僵硬，缺乏灵性，向度单一，单薄浅见。四是要警惕惯性写作。我觉得，不断变换策略和方式，不仅体现作者的文体能力，也会使得自己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进而进行有效地规避和校正。五是缺乏自我内窥与敞开的勇气和信心。这一个问题，我觉得应当好好思考，也应当是散文的目前的出路之一。六是自我割裂。将自己和笔下事物割裂开，不切己，两张皮。这个问题不仅写作之初有，写得久了，也会有，也需要警惕。

如何有效地面对和审视内在的自己，如何更犀利而精确地研判外部世界，如何将这种内视和收拢很好地结合起来，并且以独特的方式加以呈现。我觉得这可能是目前散文的突破和困境所在。困境是，我们总是在“一致对外”，外物外情外事外思之多，可谓散文自古以来的一种模式。可是，在这样一个嘈杂、喧嚣、快速形成又快速扬弃的时代，一切都不是固定的。人在其中的被裹挟程度，尤其是每个人对这个时代的切实体验，我相信是独一无二和不可重复的。从这个层面说，困境也是突破。散文被称之为最直接的文体，也是速度最快的文体，那么，散文书写就有责任去面对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我还觉得，以个人方式介入时代现场，或者说，能够有效地把时代在一个人身上的种种痕迹，深刻而独到地发现并书写出来，也是一种有效的创作。近些年来，我一直在倡导或者实践一种“此时我在”的文学现场感，先前提出并在散文界有一定影响的“原生态散文”理念也包含了这一点。我的意思是，唯有写出一个时代的种种特征、本质，以及时代之中的个体命运遭际和精神困境，才是获得流传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以本我、悲悯、深切、深思、自由和精锐、系统的方式去实践“一个时代之下的众生和个人画像工程”，似乎是一个富有挑战力和创新力的出发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