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

徐雁

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

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都是读书人。[1]

此乃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通州潞河(今北京通县以下北运河域境)人杨士安(字静亭)之《都门杂咏》竹枝词之一，是时厂甸已隶于“古迹”一门。杨氏另著有《都门纪略》，是他为到北京科考和经商的人士编辑的一部游观指南。

话说新春期间，位于燕京琉璃厂门口隙地厂甸的书摊集市，乃是清乾隆以来两百多年间，让读书人和藏书家魂牵梦萦的迷人去处。所谓“厂”，即明清时海王村琉璃窑所在的琉璃厂，窑前例有大片空地，此即北京人所谓的“厂甸”，位于正阳门外二里许的西侧。自乾隆年间开始，这一带逐渐形成骨董、书籍、字画、碑帖、南纸的市场。后来所说的“厂甸”，即主要指琉璃厂中间的海王村。而琉璃厂东街路北，有建造于明代、重修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火神庙。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迄光宣，文人笔记中都留有厂甸书摊的记载。

潘荣陛于乾隆年间成书的《帝京岁时纪胜》中，就有“每于新正月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之类的描写。嘉庆间，戴璐在其《藤阴杂记》中引鲍轸(西冈)《春游词》云:

丛脞书多卷帙残，几人着眼笑寒酸。

南沙画片香泉字，幅幅装成骨董摊。

料丝羊角灿成行，簇帛堆纱锦绣装。

岁岁灯棚变式样，鳌山结撰到西洋。

戴氏写道:“琉璃厂，正月游人杂沓，名曰‘逛厂’。”邓云乡为此发表评论说，在北京的言语中都有了专门的术语，“可见当年逛厂甸的盛况了。”《藤阴杂记》还载有这样一则掌故:程晋芳以诗寄袁枚，其中有“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前问故书”之句。袁枚阅后笑称:“此必琉璃厂也。”

晚清文人学士，几乎没有一个不爱逛厂甸的。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正月初七、十三日，时在翰林院做庶吉士的林则徐在日记中先后记道:“上午剃头，赴琉璃厂，晚回。”“上午观厂，晚回。”此时林则徐就客居在虎坊桥南，两次逛厂甸都是早出晚归，一逛就是一整天，想来就是去观书、赏古董去了。

陈康祺于同治初年(1862年)自浙东家乡到京师，随即与博古斋主人祝华封等厂肆老贾多所过从。他在《郎潜纪闻》卷八中不无遗憾地表示:“京师书摊今设琉璃厂火神庙，谓之‘庙市’。考康熙朝诸公，皆称慈仁寺买书，且长年有书摊，不似今之‘庙市’仅新春半月也。”而同光间张祖翼也有记载:“至每年正月初六起至十六日止，谓之‘开厂甸’。合九城之地摊皆聚于厂之隙地，而东头之火神庙，则珍宝、书画、骨董陈列如山阜，王公、贵人、命妇、娇娃车马阗塞无插足地，十日乃止。”

王同愈于光绪廿三年(1897年)正月初八日与亲友同逛厂甸。他记道:

珍奇罗列，如入五都市，目不暇视。珊瑚、琥珀、翡翠、珍珠、玫瑰、玻璃、玳瑁、玛瑙、碧霞、水晶之属，聚天下之精华，供都人之玩赏。走盘之珠，大逾指顶者，累累如贯豆。问其价，动以万计。然视五年前已差弱矣。辛卯年(1891)犹得见朝珠数串，有全身碧霞者，玻璃绿者，大红宝石者，珍珠者，珠光圆如出一模，洵希世之珍也。[2]

缪荃孙回忆自己在光绪年间做京官时的情景道:“厂东门火神庙，正月三日起至十六日庙会。从前四大家:一宝森堂，一同立堂，一三槐堂，一善成堂，后各家均败，止有零星小摊，无复牙签锦贉，留人寻玩矣。”

富察敦崇在1900年完稿的《燕京岁时记》中也记述说，厂甸“街长二里许，廛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画、纸张、书帖为正宗，乃文人鉴赏之所也。唯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儿童玩好在厂甸，红货在火神庙，珠宝晶莹，鼎彝罗列……”。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正是在1935年冬的厂甸旧书集市上觅得此书的，其写于2月14日的题跋云:“前得敦礼臣著《燕京岁时记》，心爱好之。昨游厂甸见此集，亟购归，虽只寥寥十三叶，而文颇质朴，亦可取也。”

对于老北平风土人情之美，郑振铎在《燕京岁时记》的题跋中，曾有一长段有关春、夏、秋、冬四时花事和人事的描叙，读之令人心移。作为一个藏书家，他自然不会忘记了写上一笔厂甸书事儿，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废历元旦至灯夕之厂甸，尤为百货所集;书市亦喧闹，异常，摊头零本，每有久觅不得之书，以奇廉之值得之。余尝获一旧抄本《南北词广韵选》，即在厂甸中某摊头议价成交者。”

上述种种，无不说明厂甸市集与北京平民文化消费之间，有着由来已久的亲密关系。

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专有《书市·书铺·书摊》一节，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前期“北平文化古城时期”:“年年厂甸书市，仍然十分热闹。仍是中外专家、大学教授、中学教员、机关职员、大中学生访书淘书的好场所，尽管层次不同、要求不同，购买力也大不相同，但都能得满意的甚至意外的收获。”他分析说:

文化古城时的文化环境，除去各种图书馆之外，还有不是图书馆而更为自由的“图书馆”，那就是正月里厂甸书市，平时琉璃厂、隆福寺街、东安市场中的丹桂商场书铺、西单商场的书铺，以及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的大小书摊，宣武门里甘石桥马路边上的破书地摊，这些地方是最自由的读书天地，是文化环境、文化气氛最重要的成分。这些地方活跃，就说明文化气氛活跃，读书的人多。因为文化气氛首先表现在读书气氛上，而不是表现在歌坛舞榭中。

首先值得一说的是厂甸书市。几百年的厂甸，内容简直像一部“二十四史”或一部“大百科全书”，不要说一篇文章写不完，即使是几十篇、几百篇恐怕也写不周全。因为厂甸的内容太丰富了，意趣太浓了，同人们的感情太深了。这里只就书市说个大概而已……[3]

说“几百年的厂甸”，内容简直就像一部“二十四史”或一部“大百科全书”，这评价假如再加上了“北京平民”的四字定语，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今儿个在下就利用寒假闲暇的时光，来说道说道正月间厂甸的旧书摊，这道消逝已久的北京旧书业的老景儿。或许还能够从中寻觅到一点报国寺、潘家园旧书刊市场应运而生的文化因缘呢。

一、“玩好图书百货陈”:晚清文人逛厂淘古实录

北京城居百姓购用日常杂物，大多仰仗在各城区举办的约定俗成的庙会。据杨氏《都门纪略》记载，每月逢初一、十五日是药王庙集，逢三是土地庙会，逢四是花市集，逢五、六是东岳庙会，逢七、八是护国寺庙会，逢九、十是隆福寺庙会。又有年度举办的庙会，如正月里的厂甸庙会即是。

(1)翁同□、李慈铭“游厂”

据翁同龢(1830—1904)现存日记，他于咸丰十年(1860)正月开始有“游厂”记录，并接连四次前往游观，不过当年度逛厂甸，看来他并没有在书册上有何收获。有意思的是，晚清诗人李慈铭(1829—1894)首次逛厂甸，也在是年。他在正月十三日(是日“立春”)的日记中写道，偕友两人“同车游厂甸，都中岁华，唯此地为最盛，百肆罗列，车马驰扰而已。”初游厂甸，他当时得到得印象很一般，似乎也没有淘到什么书。而这一天，翁同龢也在日记中留下了第三次“游厂”的记载。

在随后的京官生涯中，无论是翁同龢，还是李慈铭，他们几乎每年春节都有逛厂甸买书的记录，呼文朋唤书友，游厂甸逛书摊，成为他们在京都生活的重要节目。或者可以这么说，也许正是“游厂阅书”的情绪激发，让他们对逛旧书肆的热情更高了，直至形成情感依赖的情愫。在翁同龢和李慈铭的日记中，分别留下绿润堂、世经堂、学福堂，以及文华堂、西山堂等众多书铺的名号，成为中国旧书业研究的珍贵史料。

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翁同龢从初六至初十，共计连日“游厂”五次，第一次仍无所得:“游厂，车马寥寥，无复年时光景……见董香光临《阁帖》十册、曹云西画轴、明拓《化度寺碑》(后有何义门跋)、旧拓褚遂良《佛顶尊胜经》(碑立于咸通中)、文征仲手钞宋人说部四册、新罗山人画册、金寿门画册、东坡书《金刚经》。”第二日，见恽南田仿宋人画《茂林崇山图》，以二两多银子购回董香光临《阁帖》十册，感到价格十分公道而笔端似有得意。

至正月初十日，翁同龢最后一次“游厂，无所得”，而那天李慈铭却收获颇丰:

以钱二十五缗，买得临海洪筠轩先生(颐煊)《读书丛录》二十四卷，歙县金辅之先生(榜)《礼器》三卷，江都焦里堂先生(循)《群经宫室图》二卷，高邮王文简公《经传释词》十卷，栖霞郝兰皋先生配王婉佺安人《列女传补注》八卷，《列仙传校正本》二卷，及马令《南唐书》一部。计前日博进钱二十二缗，今日尽以买书，亦一快也。尚歉二缗，借之叔子，日晚捆载而归，适奴子告煤乏，默无以应，据案纵阅，自熹而已。

同治二年(1863)正月十一日，李慈铭记:“下午同予恬游厂甸，是日为今春第一佳日……于火神庙书摊购得郝兰皋先生《尔雅义疏》一部，王石渠先生《读书杂志》一部，明代合刻马、陆两家《南唐书》一部，计钱二十六缗。”随后两日又接连前往，买到了石定金所注《金刚经》等书。

(2)恽毓鼎“游厂”纪实

恽毓鼎(1863—1917)于光绪十五年(1889)会试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长期作息于京城。其逐年日记中，留下了自己游逛厂甸的不少珍贵史料，更有李姓书贾求售巴陵方氏遗书，在琉璃厂论古斋买《朱子古文读本》，在文友堂买《曾文正公文钞》和《四书本义汇参》的种种记录。

光绪廿二年(1897)正月初六，恽氏于午饭后游厂，买到一部《理学宗传》;十一日又游火神庙，“见有《孙夏峰全集》，以价太昂，未购”。[4]

光绪廿三年(1897)正月间，他共逛三次:第一次是初六日前往火神庙，买牡丹古画、字各一，“如获至宝，捧之而归”，同时“在翰文斋买《樊榭诗文集》一部”。十一日再次“游厂”，在火神庙花钱20余两，购得闽刻本《杨龟山全集》42卷等两书。次日复逛，买得明刻本《文献通考》16函、《史汉评林》8函等。他在日记中欣喜地道:“我因流连各书摊，傍晚始归。乐哉此游也。”[5]

光绪廿四年(1898)正月间，他于初三日午后偕兄弟作厂甸之游;初七午后又游，“以银二两八钱买《孟子义疏》一部”，这是通志堂的初印本，由蔡谟集疏，版刻甚精。初十再游，买得《契丹国志》、《大金国志》(扫叶山房四朝别史初印本)、正谊堂《五子》、《横渠理窟》、明椠本有王渔洋图章的《中论》、汲古阁刊本《汉制考》。由于浏览甚多，购买多种，他盘桓至天暮时分才回家，并感慨道:“连日颇得悠闲之乐。”至十六日，第四次游厂，买得《初月楼文集》一部。[6]

光绪廿五年(1899)正月间，初四日午饭后游厂，“买玩物数种而归”;次日复逛，“买《宋诗钞》一部，价银四两”;初九日逛火神庙，无所得;十一日再游，路泥泞难走，却买得《归震川文集》一部，花瓶一个;十四日午后，第四次游观厂甸。[7]

1899至1902年日记不存。光绪廿九年(1903)，恽毓鼎四十一岁。是年初三首游厂甸;初六日复游，买得汲古阁刊本《李习玉集》;初八日再游，买得正谊堂零本，尹和靖、李延年、张南轩、黄勉斋四先生集，又“在文友堂久坐，携《□□亭全集》而归。他注意到，有一部影宋刻本甚为精致的《河岳英灵集》在堂，且发现:

维新之书层见叠出，稗贩杜撰，几于千手雷同。略看一二编，即可意其大概(近人译者尤劣)。余积习难化，实不耐向此等用心。独于理学、史学、古文、诗各书，一见若旧交，深嗜笃好，不忍释手，非此竟无以遣日。中年乐境，无逾此者。

十一日再游，“买钱牧斋《初学集》、《有学集》(价二十四金)……前日得‘谢山集’，今更得此，澄斋展卷，足以消遣春光矣。又以钱四千买汲古阁本《五代史补》(陶岳著)、《五代史阙文》(王禹□著)》合一册，遗闻轶事足补正史所未及。乙部书如此类最佳，置之案头架上，极有味。”[8]

次年正月间，则燕京风俗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初九日记:“饭后偕大兄游厂，流连至暮。以洋二元买初印精本不全《历代诗话》，朱墨套本何义门、朱竹?批点《昌黎诗笺注》(仿秀野堂本)。”次日又记:

午后偕大兄游厂，妇女联车，途为桩塞。诡装□服，为从前所未有。真风俗之忧。路遇熟人极多，揖不胜揖。以钱九千买《茶山诗集》一本(共八卷)，武英殿聚珍板初印，乃平定张石州先生所藏(有□斋藏书小印)。面签“曾文清公诗集”六字，尚系先生手署也(又有“靖阳亭长”小印……今又得《茶山集》。物各聚于所好，信然。

十四日再游，并无所得。[9]

光绪三十二年(1906)，恽毓鼎两次游厂无所得，至十三日“独游厂肆，买明南监本《晋书》、《宋书》各四函，字大行疏，最省目力，唯中多顺治、康熙配板，不甚可贵。”[10]

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七日参加午宴后，“游厂及火神庙，买汲古阁初印本《松陵集》、《田山□全集》”。并记道:

厂甸向设于吕祖祠、土地祠外，厂街地狭人稠，物摊林列，车马壅塞，殆不能行。今年民政厅令移于琉璃窑门内，兼辟北路通西河沿，地既空旷，游车出入各途，游人虽多，一无阻碍，亦善法也。

十二日“游厂，买初印《渔洋感旧集》(翻雕本则削去钱牧斋)。”隔日复游，“买《述学》两册，医书一本。”[11]

光绪三十四年(1908)初五日，“绕厂市一游，彩棚栉比，笙管嗷嘈，踵事增华，迥非从前景象矣。”隔日午后复游，“在火神庙盘桓至暮，买吴山尊影宋精刻《韩非子》并顾千里《识误》。又陈硕士刻本《惜抱尺牍》八卷，高伯平写本，付刊绝精美。又买拓颜书《东方画赞》，以廉价得之……又买《西汉升官图》一纸，归与子、侄、婿共掷为乐”。初十日，午后游厂，至傍晚才归:“以银一两买秋碧堂残帖一册，系东坡书三帖，山谷书一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归去来辞》)，镌拓俱精。帖贾方以残缺贬价求售，余则大餍所求，一夔已足矣。”十二日与友人再游，“买零碎书三种，《诗韵萃珍》一部。自诗赋废后，词章之学殆歇，士人将不知有诗韵矣。又代笏斋买《相台五经》全部，价五金。”次日记云，曾以银五两买《晋政辑要》十卷，“此种书列诸书摊，过问者甚鲜，余独喜而购之。盖政治类各书虽极小部分，将来必有用处，务实远胜蹈虚也。”[12]

宣统元年(1909)正月初七日，与友人游火神庙，发现“书价之昂，过昔年四五倍。余唯买原板《青门稿》以归(吾邑邵子湘长蘅著)”，次日午饭后又前往独游，买到了《黄氏日抄》和何氏《馀冬序录》两种。[13]

宣统二年(1910)正月初七日午后游厂，花银八两，买得镌刻甚工的雷学淇校刻本《竹书纪年》和周亮工《书影》两部书。[14]

宣统三年(1911)因奉差离京，于正月初六日命子宝纶、宝懿“在厂肆买林琴南同年译著新小说数种，为征途遣闷计。琴南工古文，深于马、班二史。其所译皆择泰西小说之素著名而情事笔墨佳者，各以古文义法行之，故所著最有声价。新小说之极恶劣者，无如学生所译之东洋各种，猥陋之词，不可向迩。”[15]

1912、1913年两年正月，虽也曾择日涉足厂甸，但由于政局的变异，民生的动荡，因此，“景象萧索，书画无一足观，废然而返”。[16]

1914年初七日游厂后记:“在文友堂、清韵阁、敬古斋各小憩，遇旧友甚多，皆委蕤无兴趣……买原板《寄园寄所寄》两函。此书余十三四岁时即知，剧爱之。所见皆小板，乌焉、陶阴触目而是，格格不畅于怀，求之三十馀年，始得此本，快不可言。”[17]

二、“厂市有常期”:现代文人学士逛厂甸

厂甸集市是属于北京百姓的，因此，它必然按着自己的轨迹继续存在和发展。而国家政局的变更，官宦地位的浮沉，以及国门的开放和人民趣味的鼎新，又影响了集市的内容成分。就文物旧书而言，在经营对象方面也就有了一些显著的新变化。

在二十世纪上叶，厂甸集市先后受1900年“庚子事变”、1911年“辛亥革命”、1928年改设“北平”、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和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五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而发生相应波动。

“庚子事变”无论矣，但说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民主共和观念，就使得原本在前清封建制度下一些视为至要的饰物摆件，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沦落为冷摊上百计求售的货物;而以正经正史为代表的“国学”根基要籍，也随着“新学”的传入和蔓延，很快边缘化。

或如周肇祥(1880—1954)在民国初年所著《琉璃厂杂记》中所说:“新学初胚，国粹尽失。今日之琉璃厂，冰清鬼冷，不特非同、光全盛时比，即去年夏间气象亦不复见。各肆伙友多袖手坐食，有一两月不卖钱者。旧日厂友见余至，甚欢迎，岂知余亦眼谗囊空，不能大有利于君耶?”他指出:

古董玩物，亦运动品之一种。“国变”后，运动品亦为之一变。古董玩物，要者殊少，民国新人物，嗜好自不同也。至昔日京曹官爱金石书画者，多失势星散，即在都稍有蓄积，亦无不惴惴然逃乱糊口是计，不敢出救命钱以添累赘物。此冷寂所由来也。

近来厂肆每发见内府图籍、玉册、宫扇等物。问厂友所从来?云系门市收买者。此必竖珰辈窃出易钱，而隆裕太后崩逝，一时宫中无主，盗物出者纷纷，国破则家亡，千古最伤心事也。[18]

瞿兑之(1894—1973)也曾指出:

民国初元，京师卜居最贱，南北往来又畅，人海浮沉，转多乐趣。而新兴之士大夫亦颇喜提倡一二闲雅之事。时值改革之际，故家收藏名迹，固多流出。乃至内库所存之笺、纸、颜料、笔、墨，盈筐累箧，俯拾即是。山颠水涯，道观梵宇，壁画造像，一切有关艺术之物，销路大佳，层出不已。春明侨寓，冷肆闲坊，偶一经过，即可载宝而归。[19]

如1913年正月的厂甸，前述恽毓鼎的观感是“景象萧索，书画无一足观，废然而返”，此由周肇祥所记可得旁证:“辛丑正月初一日(1913年2月15日)，晚车入都，商民习于旧俗，逛厂甸尚未阑也。草草一睡……(次日)独自入海王村，绝不似旧时热闹。回忆己亥(1899)初入都时，车龙马水，堵塞厂门。所见贵人夭姬，胜流词客，姣童俊仆，朱轮雕鞍，绣衣珠屧，一切旖旎奇丽之景，恍如梦境。(今)厂东已改设电话局、高等师范学校，游人不至。土地祠门内外沿墙一带，古董、字画、荒货，旧错杂陈，亦无奇特之品”。尽管如此，还是“得宋邛州瓷小罐一、乾隆青花夹彩碟二，甚雅丽。孙衣言书扇一、汪承霈臣字款画扇一，后面清道光帝楷书王维诗，款称“子臣”知系嘉庆帝御物。价四番。张叔耒八砖精舍吉金拓本四帧，明万历时刻佛经二册，共七种。”“十七日逛火神庙，珠宝玉器摊占全庙十之六七，书画古董亦少佳者……各摊皆系徒弟们看守，不以生意为事。喧哗笑谑，甚失雅道。”[20]

经过短暂的人心浮动和情绪调整以后，社会秩序很快地又纳入了轨道。至1914年人日，周肇祥逛厂甸，地已“甚喧闹，贵人达官空署出。同行四人被挤散失不可复得，可恨。得吉金拓本于土地庙，又于火神庙书摊得《词律》、《稽古录》、《徐霞客游记》。”但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入秋以后，燕京古玩业也随即萧条起来。据周肇祥说:“欧战未已，古董一行，不独外人无问津者，即京朝官，亦以薪傣支发不以时，囊中稍有余钱，亦留备缓急。故厂肆冰清鬼静，甚于民国元年。我辈间或一至，亦以无所得而不愿往。”

于是到1915年厂甸集市“更不如前，字画百中无一真，但旧书颇多满洲故家所藏者，索价甚昂。稍罕见之书，即清初本，每册至三四元。豹岑得宋本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季沧苇故物，百番，尚不贵。余不甚买旧书，仅得朱象贤《印典》一部，徐紫珊藏，价四番。”“豹岑”乃袁克文(1890—1931)字。

1917年，政府当局在琉璃厂桥东新辟“海王村公园”，园中由东、西、南三面围合成为一所宽敞的大院，分别为旧书、古玩、字画、照像、琴室，北面南向之西式楼房，在清末由端方设立为博物馆，公园成立以后改为“工商业改进会陈列所”。

历经时政和社会的重重事变，当姚华(1876—1930)于1924年正月间逛厂时，他已深感北京的古书、文物市场，在官、商共同控制和盘剥下，经过外国人的掠夺式抢购已大量流失境外。于是感慨道:

过火神庙求故书，一无所见，惟胡人购珍宝者四塞，仅乃于庙隅得画摊，买金晓珠“双凤轴子”归。及出门则高榜曰:“文化商场”，于是旧京数百年之流风荡然尽矣。庙本道院，去年道士无端斥卖，而庙有碑，镌左翼总兵捐数，遂没官置商场焉。丹垩既讫，因重租税，书画遂奇贵。

文章自昔关风化，不信输官直可商。

空有菜华前度客，了无芸草旧时香。

争春红绿恺崇富，窃地丹青邾莒王。

及获冒家双彩凤，居然画本见金娘。[21]

据以燕京为代表的华夏本土文化，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实际上划出的进行性衰微的轨迹，[22]那么虽说像姚华这样的大藏书家看来，厂甸“了无芸草旧时香”，已经难求古书秘籍了，但是普通文人学士，尤其是新一代的学子文人依然趋之若骛，因为普通旧书陈本、寻常骨董也还多见。

多少年了，正月里的厂甸儿，是一个百货云集、商贸活跃的大集市，它招引着举城三百六十行都到此设摊，书商们自然也不会错失良机。1926年，当时政府在北京城墙的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新开一门两洞，命名为“和平门”，次年又对应地拓一马路称为“南新华街”。

瞿兑之(1894—1973)曾经分析说:

当民国十年以前，北京鼎盛时代，一个人(特指“自前清以至民国十七年以前做京官的士大夫”——引者注)兼上几处差事，竟有拿到千元以上薪俸的。既食厚禄，又享清福，承平未远，雅道犹存。于是上衙门之暇，买买古书，玩玩古董，听听名脚，逛逛西山，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北平为“文化中心”是十七年以后常听见的一句口头禅，名流学者之多，出版物之热闹，旧书之可买，一切设备之齐全，天然景物之可爱，人们之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却是求学最好的地方。[23]

1928年6月2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通令北京改称“北平”，原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并接收清史馆。政府当局还曾作出硬性规定，厂甸集市于阳历新年(元旦日)即可开市，可以一直延伸到农历正月里。可行政命令发布以后的市场效果并不好，阳历年里的集市始终没有火热起来，商贩们只是一味敷衍着。直到正月初一，人们才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到厂甸的生意上来。而市民的反映也陡然热烈了起来，不要说老人孩子，官宦仕女，就是连当日社会知名的文人学者，也没有不到厂甸一游的。

1927年从清华大学转学到师范大学的徐铸成曾经在《逛琉璃厂》中说:

从夏历正月初一到十五，那时的北京人，不论老幼贫富，都要逛逛厂甸——以琉璃厂为中心的一大片市集。出了新华门，就到处是地摊、小贩，卖旧书、古董的，卖糖葫芦的，卖豆腐脑的，还有搭了高座卖豆汁的……其次，则是为小孩子买一串有的高达四五尺的糖葫芦串，上面还饰以红绿的三角小旗。庙会的中心在海王村，旧书摊，多半是假古董的古董摊比较集中，也有买拳、耍把戏的。而真想买卖古董的，则要去比海王村更东的火神庙，这里是什么名贵珍奇的东西都会有的。

此外，当时位于廊房二条胡同附近的第一楼市场，“也有旧书摊和古董铺”[24]，它们大都是由“打鼓的”沿街收买旧货时一并收罗来的。1935年问世的《旧都文物略》中有这么一节:

平市书摊，向称琉璃厂、火神庙，今则东安市场、西安市场、西单商场、隆福寺、护国寺，随在皆是，琉璃厂已不足豪矣……今之设摊者，略分二种:一为专售旧本秘本之书摊，如隆福寺、护国寺、火神庙、西安市场等是;一为专售新版洋版之书摊，如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是。间有并售者，亦属附带，而非大宗。二者以后列之一种营业为佳，亦可见我国之时尚矣。[25]

韩少华在《忆厂甸儿》中说:“大凡是老北京人，该不会不记得厂甸儿吧……逛厂甸儿，曾是北京人过年的一件大事儿。”因为厂甸庙会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八大庙会之一，据1931年春节的不完全统计，较大的商贩多达一千余户。

那么，外地旅京的人士呢?

张中行先生在1936年所写的《北平的庙会》中的建议是:“靠城根租一所房子，住上三年两年，你然后才有时间去厂甸，去鬼市，逛庙会，吃爆肚，喝豆汁等等。不然你走马观花，专追名胜，那他只有给你一副残破相。”

笔者多年前曾于深圳书城见到过一部商务印书馆旧版的《国朝名人书札》，原收藏者在其书首册的封面上用毛笔记道:“癸西上元四时散值，出和平门，盖为旧例，厂甸之所在，以十二缗易得此书。”癸西上元，当是一九三三年的元宵节，此亦可证当日厂甸淘书掌故。

当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就位于南新华街街西。据雷梦水在《张少元与厂甸》一文说:

自旧历新正至十五，由和平门外西河沿以南，南新华街北口，往南直至沙土园口，摊商纷集，游人接踵，琉璃厂中间一部分……更形拥挤，游者俗称‘逛厂甸’。海王村公园(今中国书店大院)内南边设有玩具摊，古玩摊多在北边，园外北边为售风筝摊所在。厂甸至师范大学两旁为旧书摊，迤北则是画棚，为文人荟萃之地。[26]

执教北京师范大学，同时兼任附属中学校长的张鸿来先生(字少园或邵园，天津人)，因为近水楼台，所以每逢厂甸开市，总是捷足先登，淘书数十年获得佳本不少。其生平最得意的厂甸书摊收获，是清代道光间刊本、浙江萧山考据家王绍兰《许郑学庐存稿》，道光间木活字印本、武宁张汝霖《学诗毛郑异同签》。因此，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有句:“海王村近朝朝过，断璧零珪似拾遗。”

张向天先生在《忆北平的旧岁》中最后写道:“更热闹的是厂甸，又叫海王村公园，附近多是旧书摊，古玩，金石玉器等。在这里用极低的价钱，可以买来很好的宋刻元版等等好版本书籍。”[27]

戴芾在1936年的《宇宙风》杂志上发表《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说，“在偌大的北平市里能够把差不多所有的旧书业者都聚合在一起，却只有这短短的十五天的集会而已”。他交代说:

合计起来，总会有里许之长的，如果挨次仔细浏览，不遗一摊，那么至少须要破费两天的光阴，若是“走马看花”，当然不在此例了。这些书摊多是宣武门内外的小市、东西牌楼、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隆福寺街等处的小书肆小书摊的“化零为整”的集合。此外还有那些终日走南闯北，跑山东，下河南，搜求书籍的贾人，也把他们平日里积存的残余书籍拿来凑趣(在这里是常常会被我们发现珍贵的册籍的)——平时他们并不做门市的交易。现在稍大的书肆和琉璃厂的来薰阁，隆福寺街的修缏堂之类，多不到厂甸摆设浮摊了。[28]

于是便有人专门寻着这时间逛。思慕回忆说:“朋友中有好几个是有逛琉璃厂的癖好，辛苦得来的修金，却有不少转到‘风雅’的书贾的腰包里。自惭还没有收藏线装书的眼光和身份，在北平一住四五年，除了旧历新年到厂甸去挤一下之外，一年中到那儿张望也不过两三回。”[29]

(1)鲁迅逛厂甸

鲁迅自1913年2月6日至20日，共涉足厂甸庙会七次之多。他先后以十元买到《墨池编》一部四册和《印典》二册，以一元买到《陶庵梦忆》一部四册，还以七元买到一部二十二册的《湖海楼丛书》，以二十元买到一部三十二册的《佩文斋书画谱》，以一元买到一部4册的《欧钵罗室书画过目考》等。

鲁迅还在日记中记下了一家名唤宏道堂的书铺老板，在买书时与他的交谈:“索价高者，总因欲多赢几文之故……官局书颇备，此事利薄，侪辈多不愿为而我为之”云云。[30]

(2)钱玄同逛厂甸

钱玄同(1887—1939)是1913年9月起，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教员的，后兼任了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教员。一年后，其家眷迁居北京，赁房于东安门北河沿北头一个叫做“北箭亭子”的地方。1917年初移家于琉璃厂西北园。他有用毛笔在书首用白话题写购书年月，以及“从厂甸买的”或“玄同从海王邨旧书摊买的”[31]的习惯。1931年5月曾为《来薰阁书目》第二期题签。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问世了《钱玄同日记》12卷，从中我们已经不难获得这位有“厂甸巡阅史”之称的学人的淘书实录。

试以现存的1933年2月5日开始的日记为例:当日因为天气阴寒，可能下雪，又有两个饭局之约，所以“未逛厂甸”;次日“下午至厂甸、土地庙中略略一顾，以六角购得《干禄字书》一册”;又次日，“午后本拟逛厂甸”，因有事作罢;8日“午后略逛厂甸、火神庙”;9日为当年厂甸之最后一天，他在日记中说:“宜打起精神去一逛也”，结果于午后逛东、西两路书摊，终于购得五种旧书。

1939年5月，钱玄同去世以后，知其极深的黎锦熙在长篇传记中说:

要以“史眼”穷经，钱先生只承认都是“国故”，“国故”就是史料(他不赞成“国学”、“经学”这些名词)，所以他也极留心于古今的“文献”资料(他自从到北平，每年阴历岁首半个月大逛厂甸，每天都有他，朋友们戏呼他为“厂甸巡阅史”。他当然是找旧版书，但却不是讲究玩古董式的版本之学，他是有目标的，除留心那些希见的文字音韵等书外，就是搜“文献”。有几年是专搜戊戌到辛亥间出版的杂书和残本杂志之类。

到民廿三年，有南桂馨先生发起编印他的老友刘申叔(师培)先生的遗书，和我接洽，我急报告钱先生请其参加搜辑，他慨允，岂料后来竟是钱先生他一手编成的!因为除《国粹学报》、《左庵文集》等和直接向仪征刘家征得的遗稿之外，大部分都是钱先生旧存与逛厂甸陆续得来的材料。[32]

编订《刘申叔遗书》，则是1937年春的事。

(3)刘半农逛厂甸

1917年到北京的刘半农(1891—1934)，与厂甸有着不解之缘。得自厂甸的旧书，成为他写作的材料。

刘半农曾在1926年2月的《语丝》杂志上写过一篇介绍道光年间出版的《小慧集》，这是他刚到北京那几年买到的东西。他说:“《小慧集》并不是部稀有或珍贵的书，但也总得要是常常逛逛地摊的人才能看见，所以我现在将集中所录各谱的词句重新抄下，以广流传。”

1920至1925年，刘半农先后有欧洲留学之行。至1925年1月28日，在巴黎致周作人函云:“我因为不久就回国，心目中的故乡风物，都渐渐的愈逼愈近了。在报纸上偶然看到了隆福寺、琉璃厂等地名，心目中总以为这就离我大门不远，我可以随意去走走，花上一毛两毛，拾几本不相干的书。”[33]

1926年正月间，刘半农逛厂甸时，意外地买到一部借说鬼话来痛讽人情世故的《何典》，便叹为奇书，于是标点了重印。后来又请鲁迅作文，于是有《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偶然在光绪五年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题要……疑其颇别致，于是留心访求，但不得，常维钧多识旧书肆中人，因托他搜寻，仍不得。今年半农告我已在厂甸庙市中无意得之，且将校点付印;听了甚喜。[34]

这年他还买到了一部《长岔脆岔合钞》，是朱笔勾点的精抄本，断为嘉庆、道光年代的东西，于是写了一篇《逛城隍庙牌子曲》。次年他于又于冷摊上得兰陵忧患生所著《京华百二竹枝词》，这是宣统二年(1910年)写成的书，便以《二十年前的北京》为题做了篇介绍文章。两篇文章都发表在《语丝》杂志上。

1930年2月1日，在厂甸书摊又买到了一部《李师师外传》，次日夜读后为之跋，其中说道:“今年厂甸书摊大不如前，不知明年又冷落至何等也。”

1934年2月15日下午，刘半农在厂甸得罗叔言、宝瑞臣、傅西园、袁珏生等四人为出卖书画而致南纸铺掌柜的书札十二通，抄本金陵癸甲新乐府一册。四天后的下午，又去逛了一次，“略得零星书物”。两次淘故的观感是:“本年厂甸，更较往年萧索，料阴历初六以后，亦未必大盛”，“凡逛厂甸者，均言没有东西可买，商人亦言没有东西可卖。如此情形，如何得了。将来新年厂甸，势将成为东、西庙会之类。”[35]

刘半农对于厂甸是如此缘重情深，难怪1934年，周作人在《厂甸》一文中感慨说:“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这与玄同、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不过在我总是一年里的最高纪录了。”[36]

当1934年刘半农不幸去世以后，面对相交十七年的老朋友英年早逝，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论定其为人为学的两种好处道:“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37]

(4)周作人逛厂甸

周作人(1885—1967)是在“庚子事变”后的第五年，即1905年第一次到北京的，后从北京到日本留学。1917年春重到北京，供职于北京大学。因为阅读之需，与旧书店多所交往。1928年3月27日，曾驰函委托江绍原代搜袁宏道《皇明文隽》、袁中道《珂雪斋集》和袁宗道《白苏斋集》。1932年4月28日，致江氏函，则说到德国辛默耳旧书店所编《东方书目》“已以转呈，而另写一信去要一本希腊的书目，今日得回信，大拉其买卖，云一切旧书可照码打九折，如买德文新书尤为克己，可折收百分之十六又四分三云。除《希腊书目》外，并将所存各种目录又寄一份来……”[38]

1933年1月24日，周作人致函江绍原道:“新旧两次过年可谓忙矣，到了逛过厂甸书摊，便可云结束，未知兄亦有此兴趣否?”9天后，他又在函中关切地询问:“厂甸书摊颇多，不知去看了没有，大地要找单本小册甚便耳。”[39]

1934年3月15日，是年周作人岁到半百。他以“岂明”之名写了《厂甸》一文，发表在林语堂在上海主编的半月刊《人间世》创刊号上。他详尽记叙其格局道:

厂甸云者，阴历元旦至上元十五日间琉璃厂附近一带的市集，游人众多，如南京的夫子庙，吾乡的大善寺也。南新华街自和平门至琉璃厂中间的一段，东西路旁皆书摊，西边土地祠中亦书摊而较整齐，东边为海王村公园，杂售儿童食物玩具……自琉璃厂中间往南一段则古玩摊咸在焉，厂东门内有火神庙，为高级古玩摊书摊所荟萃，至于琉璃厂则自东至西一如平日，只是各店关门休息五天罢了……至于我呢，我自己只想要去看看几册破书，所以行踪总只在南新华街的北半截，迤南一带就不去看，若是火神庙那简直是十里洋场，自然更不敢去一问津了。

当年的厂甸集市，总共“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所走过的只是所谓书摊的东路西路，再加上土地祠，大约每走一转要花费三小时以上。所得的结果并不很好，原因是近年较大的书店都矜重起来，不来摆摊，摊上书少而价高”，结果只寻觅到“聊堪自慰”的《戴氏注论语》、《白华绛柎阁诗》等四册“小书”。文中还记述了一段在厂甸淘书的掌故:

其一是《戴氏注论语》二十卷合订一册，大约是戴子高送给谭仲修的罢，上边有“复堂所藏”及“谭献”这两方印。这书摆在东路南头的一个摊上，我问一位小伙计要多少钱，他一查书后粘着的纸片上所写“美元”字样，答说五元。我嫌贵，他说他也觉得有点贵，但是定价要五元。我给了两元半，他让到四元半，当时就走散了。后来把这件事告诉玄同，请他去巡阅的时候留心一问，承他买来就送给我，书末写了一段题跋云:

“民国廿三年二月廿日启明游旧都厂甸肆，于东莞伦氏之通学斋书摊见此谭仲修丈所藏之戴子高先生《论语注》，悦之，以告玄同，翌日廿一玄同往游，遂购而奉赠启明。”

而周作人曾觅到清刻本《读诗一得》，书本上有钱玄同先人的题跋墨迹，便购下赠送钱氏。

1935年1月15日，周作人又作一文，曰《厂甸之二》，记的是“新年逛厂甸，在小摊子上买到两三本破书”，即《诗庐诗文钞》等。2月17日下午，周作人又与马隅卿、马幼渔同逛厂甸，据回忆:“我得了一册木版的《訄书》，此外还有些黄虎痴的《湖南风物志》与王西庄的《练川杂咏》等，傍晚便在来薰阁书店作别。听说那天晚上(他)同了来薰阁主人陈君去看戏……”[40]。当年3月13日，他为谢墉《食味杂咏》作文时评论道:

今年厂甸买不到什么书，要想买一本比较略为好的书总须得往书店去找，而旧书的价近来又愈涨愈贵，一块钱一本的货色就一不大有了。

1936年元日，天虽然十分阴寒，但好处是没有呼啸的北风，周作人又循例走向厂甸。他在1月2日致江绍原的信中说:“民国廿五年元旦，不免到厂甸去白相一番，结果只买了几种一毛钱一半的‘知不足斋’，其中有吾家去非著的《岭外代答》……”，其实除《知不足斋丛书》几种零本外，他还买到了其绍兴乡亲潘素心的诗集《不栉吟》正、续编，共7卷。后来他又去过两次，“所得到的无非都是小书零本罢了，但是其中也有我觉得喜欢的，如两种《日本杂事诗》即是其一”，这一年逛厂甸所新收的书，他后来多写成了书话。

1937年丁丑旧上元日周作人游厂甸，买了一册张之洞著的《輏轩语》，是湖北重刊本，阅后有感，旋作一文推介之，以为观点“平实而亦新创”，颇有见识，“现今学子不妨一看”。[41]他还买到了一本去年差一点失之交臂的书《莲花筏》。他于1937年2月16日作文中说:

去年厂甸时我在摊上看见一本书，心里想买，不知怎的一转头终于忘记了，虽然这摊上的别的书也买了几本。不久厂甸就完了，我那本书便不在能够遇见。今年的旧元旦天气很好，往厂甸去看看，一看就在路西的书摊上发见了去年的那书，很是喜欢，赶紧买了回来。说起来也很平凡，这只是一册善书，名曰《莲花筏》。略为特别的是颐道居士陈文述所著而已……

后来又择日顶着严寒，“勉强把东西两路的书摊约略一看”，也许是在患流行性感冒的过程中，兴致受到限制的缘故罢，“并不见什么想要的东西，但是也不愿意打破纪录空手而回，便胡乱花了三四毛钱，买了三册破书回来了。”[42]这就是他于1937年1月16日试笔所谈的《双节堂庸训》6卷等书。

在周作人历年文字之中，诸如“顷于琉璃厂得原刻《清嘉录》四册”，“从来薰阁得李小池著《环球地球新录》四卷”，“富晋书庄书目中有‘吴中土风记《清嘉录》，顾禄著’，请一查”，“从隆福寺买到一部笔记，名曰《常谈丛录》，凡九卷”，“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见到一册洋装小本的书，名曰《遵主圣范》”，“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岚力的《我的书翰》”，“偶然在旧书店里买了一部《蠕范》，京山李元著”，“从书摊上买了两部《谈史志奇》，这书既然不大高明，板也刻得很坏”，“从估客书包中得到一册笔记抄本，书名《曝背馀谈》”，“近有书估以《九烟先生遗集》见示”，“书贾来，得河南官书局新刻《卞宋竹枝词》一册”，“偶从书肆估得《野园诗稿》抄本，四册三种”，“偶从旧书估得《稗海纪游》一编，纸敝墨劣而文可读，价亦不廉，但终收得之”，“偶从估人得《见物》五卷二册，明李苏所撰，惜阴轩刊本也”，“前日书贾携《林和靖集》来，喜而留之”，“从旧书堆中找出《耳食录》正、续共二十卷，坊刻粗纸印，错字满目而文可读”，“从杭州书店得旧书数种，均颇可喜。此店在清波门内花牌楼”，“乞仍向抱经堂买《隐秀轩文集》一部二册，如无此书，改买《越谚》可也”，“大暑中从名古屋买到一包旧书，书有三部，都是关于图画的饿，颇可销夏”，“见日本旧书目中有日本医学史，唯需价三十二元，因函稻孙请北京图书馆购入，俾可借阅”，“从上海寄到几部旧书，其中有王韬的《淞隐漫录》十二卷，我看了最感兴趣”，“久欲得《初潭集》，畏其价贵不敢出手。去冬书贾携一册来”，“今春间书客以影印巾箱本《琵琶记》见示，喜而留之”，“昨日以六金买得《恒言录》二册，可得廉矣”，“今日往琉璃厂，已买到‘大鹤山房全书’，计洋三元六角”之类的记载所在多有，不仅由此可见其读书兴趣之广泛，亦可藉知其逛旧书摊、铺之勤快，以及坊间书友与之往来之密切也。

买书而读，周作人早在1927年9月就在致江绍原函中作过一比:“近来无钱买书，稍觉无聊，殆犹妇女之不能买衣饰欤?”次年10月又叹息道:“在平收入尚不很少，而总苦窘乏，每月不能多买书”;又次年1月云:“买书之兴仍不浅，只可惜钱仍不够……”5月4日又称:“近颇想购书而不敢花钱，想作文而不能静心，每日麻麻胡胡过日而已。”[43]

他自述道:

余买书甚杂乱，常如瓜蔓相连引，如因《困学纪闻注》而及翁凤西《逸老巢诗集》，因舒白香而即龚沤舸《玉蔬轩集》，因潘少白而及姚镜塘《竹素斋集》，皆是也。其实这些牵连来的大抵亦无甚可观，却终未厌弃……[44]

近来旧书大涨价，但比较起来总比洋书为廉，所以还要买些来看。我看书没有专门可以做个界限，只是凭了兴趣，简单的说目的是想知道罢了，而拉扯开去便有点近于芜杂。时常看见了一部书，随即想找这著者的别的东西来看，结果往往是很花了一点钱，而又大抵看了没有什么意思。[45]

开卷旧书读，自然也有其不足。此可于1937年1月17日，周作人于北平苦茶庵所发感慨为证:“我颇喜欢玩具，但翻阅中国旧书，不免怅然，因为很难得看见这种纪载。”[46]他后来又说过:“虽然我曾说看旧书以消闲，有如吸纸烟，可是老实说，老看线装书也渐感觉气闷。”[47]这是1944年的12月1日，他为谈柳宗悦所著《和纸之美》一书所写的开场白。

大抵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之较诸今日，信息交流手段少而知识传播效率差，公共图书馆的藏书也远未集其大成，蔚为大观，因此，旧书摊、旧书店正是当日社会的文化渊薮、信息终端也，尤其宜人的是，旧书的书价往往要低于市面上的新书。持之以恒地杂览各种旧书，满足了周作人求不知和索未知的欲望，成全了他的知识结构和随笔写作。

张中行回忆道:“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多到什么程度，详说确说，他以外的人做不到。可以举一事为例，他说他喜欢涉览笔记，中国的，几乎都看过……何况还有杂，杂到不只古今，还有中外……总而言之，还是无所不读。人，精力有限，生也有涯，这样贪多，没有困难吗?克服困难的办法或本领是三项:习惯于勤，能快，善记”，“知堂读书之多之快之勤，在现代学人当中，可称为中国之最。”

1940年11月11日，周作人在《旧书回想记》引言中说:

旧书固然以线装书为大宗，外国书也并不是没有，不过以金圆论价，如何买得起，假如我有买一册“现代丛书”的钱，也就可以买一部“藕香零拾”来，一堆二十二本，足够好些日子的翻阅了。从前买的洋书，原来是出版不久的新本，安放在架上，有些看过早已忘了，有些还未细看，但总有点爱恋，不肯买掉或是送人，看看一年年的过去，一算已是二三十年，自然就变成了旧书，正如人也变成老人一样。这种在书架上放旧了的书，往往比买来的更会有意思，因为和他有一段历史，所以成为多少回想的资料。但是这也与书的内容有关系，如或有一部看了特别佩服或欢喜，那么历史虽短情分也可以很深，有时想到也想执笔记述几行，以为纪念，新旧中外都无一定，今统称之曰“旧书”，止表示与新刊介绍不同云耳。[48]

《旧书回想记》写于1940年11月至1943年10月，收入《书房一角》，由北京新民印书馆于1944年5月作为“艺文丛书”之一出版。

(5)胡适逛厂甸

在北京的正月里，“逛庙会”大概是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的人生一乐。据其现存日记的最早记载，1922年2月5日下午四点，他先到火神庙逛书市，买了一部《瓯北集》，后又到劝业场，买了三部小说;2月9日，又以三十元，买到一部明万历版的《王龙溪集》。至11日，他在日记中记道:

今日是旧历元宵，为火神庙书市的末一日。我去逛了一遭，买了几部书此行共买书八种，其书目和价钱如下:

《烟画东堂小品》十二册，似是南陵徐氏刻的。中有宋人平话《京本通俗小说》残本七种，甚可贵。此外只有全祖望的《公车徵士录》尚有用。价十二元。

《唐三藏取经诗话》残本一册，罗振玉影印的。此书末有“中瓦子张家印”一行，王国维考定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之中瓦子。此书中已有猴行者，可供《〈西游记〉考证》的材料。价一元。

《〈儒林外史〉评》二卷，二册。价一元。合刊天目山樵与黄某之评。光绪十一年当涂黄安谨子眘(黄之子)刻。

《四书或问》(朱熹著):《大学或问》二卷，《中庸或问》三卷，《论语或问》二十卷，《孟子或问》十四卷，附《中庸辑略》二卷。首页书“墨澜斋藏板”，但板式字样皆似吕留良天盖楼刻的。价一元。

《延平答问》(朱熹辑)二卷，附《四先生年谱》。延平府署板。价一元。

《陆桴亭遗书》二十二种，二十册。唐受祺辑，光绪己亥刊。价五元。

刘安世《尽言集》十三卷，四册。《畿辅丛书》本。价一元半。

柳荣宗《说文引经考异》十六卷。咸丰二年至五年自刊本。价一元半。[49]

加上此前一天，他买《王龙溪集》所费三十元，总计两天买书的花费是五十余元。

1931年2月19日下午逛厂甸，仅买得一部明嘉靖刻本《二郎宝卷》。22日又游，“见初刻本《恕谷后集》，每篇有评语，是‘四存’本的底本。没有买得，颇怅怅。买得一部合信氏《全体新论》，与哈士烈的《体用十章》。”3月1日下午再游，“买得《恕谷后集》，甚喜。还买了几部小书。有一部是……《冷庐杂识》，凡八卷，成于咸丰六年。偶尔看看，颇多有用的掌故。”[50]

1933至1937年期间，曾经入住胡家帮办胡适文字秘书事务的章希吕先生(1892—1961年，安徽绩溪人)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2月18日，“午饭后同适兄、嫂去玩土地庙，里面全是卖线装书的，适兄买了二十余元。适兄遇着熟人很多，中有一人所谓全国闻名，即疑古玄同是也……后游厂甸，次游火神庙，三处游人都很多。途中遇见江泽涵、傅斯年。”[51]

土地庙位于北京宣武门外下斜街(原名槐树街)南口路西，临近广安门和右安门，始建于元朝。以农历每月逢三为庙会之日。由于空地不多，商贩摆摊大多在庙门前下斜街两侧或者庙后门外广场上。1937年1月8日，胡适在北京大学教课完毕后，与毛子水同去逛厂甸，结果因天已晚了，只买到了几本书。2月24日再记:

与子水同游厂甸，只到土地祠一处，买了一些杂书。朝鲜本《朱子百选》(朱子的书札)、《宋词钞》(山阳王宫寿选)、初刻本江永注《近思录》、《诸子文萃》、《左文襄公家书》、杨守敬《晦明轩稿》、刘蕺山《人谱类记》、《千唐志斋藏石目》、《历代法宝记》(金九经印)、广百宋斋《封神演义》。

在胡适与毛子水逛摊的次日，大概还是下午，朱自清与沈从文、林徽音、杨今甫、金龙荪一行五人也把厂甸逛了一遍。朱自清在日记中记道:“逛厂甸……今日为旧历上元节，西四牌楼一带，人如潮涌。”但此行似乎并没有淘到什么好书。

1946年春夏间，孙楷第曾代胡适在北平收购《水经注》版本，结果颇有所得，总计花费270640元，另一方面也可见其时线装书版本之丰沛:

邃雅斋:全校《水经注》，十六册，7000元;

来薰阁:《(永乐)大典》本，八册，50200元;

《水经注》笺，二十册，35000元;

吴琯刻，八册，25000元;

汇校，十二册，4000元;

张氏刻赵本，十六册，8000元;

黄晟本，十六册，7000元;

富晋书社:谭刻，二十四本，30000元;

赵本(初刻)，二十册，25440元;

来薰阁:项絪本，十二册，16000元;

文渊阁:章刻赵本，三十册，20000元;

沈氏集释订讹，十八册，25000元;

《水经注》摘，20000元。

而他自己回到北平以后又继得四种。胡适与朋友春节逛厂甸的爱好，大概一直维持到他匆促离开大陆的那一年。1948年1月8日，王重民先生在致胡适函中表示遗憾道:“只因天气不佳，未奉陪先生逛厂甸。听说阴年要比阳年热闹，等到阴年再逛罢!”[52]

(6)朱自清逛厂甸

1925年8月，因俞平伯之荐任教于清华学校大学部的朱自清(1898—1948)，也是个“厂甸书迷”。逛厂甸淘旧书，其实正是他从热衷新文学，开始与重视旧文学并行不悖的一个学术标志。在到京执教的第二年11月中旬，朱自清与好友俞平伯等十人集资合股开设了一个“景山书店”(朴社门市部景山书社)。据陈竹隐回忆:“当时的北京，旧文学的市场很广，书店里出售的都是旧文学书籍。佩弦认为应该开发新文学园地，扩大新文学市场，使新文学大众化”，这个书店“专门出售新文学书籍、刊物……而出股的十个人都没有收入，纯粹是为推广新文学尽义务。”[53]

由于日记的缺失，他自1926年至1931年间如何逛厂甸的情节莫明，但他于1930年所写的一首诗咏厂甸的诗却已传世:

故都存夏正，厂市有常期。

宝藏火神庙，书城土地祠。

纵观聊驻足，展玩已移时。

回首明灯上，纷纷车马驰。[54]

同时所作的《所居》诗云:“一室才盈丈，朝朝寝食并。参差图籍乱，宾客往来清……”，可见其时朱自清的读书治学和交游概貌。原因在于他“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着手研索，那课题大抵就是为清华学生“古今诗选”课程，编纂的中国古逸歌谣和诗人诗集资料，他甚至为了获得创作实践的经验，自己还认真做起一个时期的拟古诗词来。下文所述他于厂甸淘得阮籍《咏怀》诗注文一册，就是服务于这一课题研究的。可见朱自清前往厂甸淘书，只是为了搜集为自己合用的教学科研资料。

在1934年所作《买书》一文中，他还说:

旧历正月里厂甸的书摊值得看，有些人天天巡礼去。我住的远，每年只去一个下午——上午摊儿少。土地祠内外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地来往。也买过些零碎东西，其中有一本是《伦敦竹枝词》，花了三毛钱。买来以后，恰好《论语》要稿子，选抄了些寄去，加上一点说明，居然得着五元稿费。这是仅有的一次，买的书赚了钱。

他在书摊上购下收藏的《伦敦竹枝词》，就是在1933年2月1日这个晴朗下午的厂甸书摊上淘到的，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早入城……下午阅厂甸书摊，较往年殊有逊色。得《伦敦竹枝词》及阮嗣宗《咏怀》诗注文一册，甚喜。”第三天，他就把《伦敦竹枝词》这部清光绪刻本读了一遍，词共计一百首，“所述情景，与余去年在英京所见什九相合，读之如重温旧游”，[55]至4月16日，他写了介绍该书的书话。

在厂甸书市期间，每年都要去逛一下，果然是朱自清的积习。查其日记可知，1947年2月1日:“进城……去厂甸及雍和宫”;次年2月15日:“逛厂甸”，3月12日:“进城……游厂甸。”[56]

(7)浦江清、吴晗、潘光旦、游国恩、周一良等逛厂甸

1931年1月6日，浦江清(1904—1957)独游厂甸，发现“古董摊书摊零落，大不及旧历年，但比往年新历年为盛，是亦国民政府提倡新历年之功也”。但次年2月6日旧历元旦下午，他与王庸(字以中，江苏无锡人，1900—1956)、钱穆同游厂甸逛旧书字画摊时，却发现:“虽游人不少，自不得比往年之盛矣。大概旧历新年一年不如一年，新历新年则本无点缀。民穷财尽，无所谓年景矣。三人各搜得旧书数册而归。薄暮天极寒，手足皆冻，乃知出外之冷。”[57]

1933年正月间，吴晗在《碧血录》卷末写道:“在厂甸巡礼，凡帙巨著，虽翻阅不忍释，顾终不敢一置问。偶于海王村侧一小摊得此书，价才三角，大喜持归。”《碧血录》是一部写明朝东林党人同朝廷的阉党作斗争终于被害性命的纪实。

1937年2月6日，老兰在《国讯》第157期上发表《旧都的旧年》一文，其中说:“在故都的人，没有不知道厂甸的，出和平门就是。平常宽大的马路，整个换了模样。一座座临时搭棚的字画陈列所接着站在两旁……字画铺以外，两边是一条一条的书摊，古今中西新旧版本，凡百科目，应有尽有，开价也不见得如何便宜。”[58]

自1937年北平发生“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至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厂甸集市日趋没落。据韩少华《忆厂甸儿》所说:“听一位住在火神庙后院儿的老管理员说，抗战之后，厂甸儿已是‘残灯末庙’景象了;可游客每日仍过万。半月雷击，约二十万人次。而当时北京人口，也只百万上下。”[59]

1939年5月16日，王礼锡在《宇宙风》乙刊第6期上发表的《香港竹枝词》中，就有一首道及港岛旧书摊:“满头珠翠晚看山，斗峭斜坡置足难。可喜留人山上路，琳瑯到处有书摊。”注云:“北平厂甸，伦敦迦陵十字街，巴黎塞因河畔，旧书铺各有风味，而香港书摊则每每在斜坡上，上下歇脚浏览，两得其便。”[60]

1947年1月21日，潘光旦(1899—1967)整理书房，用大镜框悬起“胡卢连理之斋”匾额，“地点则自客室移书斋西壁正中”。他述志云:“今后将于图书上再事充实”。24日授课后，至清华大学图书馆，“阅书贾送来家谱、年谱若干种，备(馆内)采购”。两天后，“约今甫同至厂甸，今甫为前导，先后至玉池山房、火神庙两处看字画，标价尚不高，惟已较余在天桥所得诸件为昂，约一倍至两倍。”2月1日，天晴，他与朱自清由清华大学进城办理公事毕，于午间“再度到厂甸土地庙、海王村、火神庙，佩弦购图章石七八块，余无所获。”[61]

除了“逛文物或地摊，选一两件价钱不贵的小玩意、小古董回来”，他儿子潘乃穆回忆道，“父亲的书虽遭战争洗劫(抗日战争之前藏书和手稿计30箱，因北平沦陷而散亡——引者注)，加之抗日战争后经济拮据，但他买书的兴趣仍不稍减。琉璃厂的书商带着布包送书上门，看到好的版本和难觅的书，他总是很高兴地留下。为此时常还欠着书商的款，往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结清。”[62]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师索文清先生于六十年代初期，时常前往潘家求教。他回忆说:“我经常驻足在书柜旁，浏览他的藏书，特别是那些有关社会学家族史方面的旧平装书，在图书馆和旧书店里已很难找到。潘先生在校内是有名的，据说他每月的工资很大部分是花在添置藏书上。”[63]到潘先生去世时，其藏书又渐积至万余册，“虽然并不都是什么珍贵善本，但多为他所从事专业的有用之书”，[64]后来都捐献给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收藏。

无独有偶，是年春节期间的某一日，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游国恩先生居然冒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在酷寒中带着女儿也逛起厂甸书摊来，一时被传为杏坛佳话。[65]

1948年春节期间，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周一良先生曾以二万元购买《新疆访古录》、以五万元购买《元和姓氏》于厂甸，并在藏本上题识作记。

三、“此中味，常有香”:怀念厂甸旧书集市

老北京过春节的传统习俗，街面上的市肆自正月初一起歇业，至初六再正式开市，春假休息为期五天。初六日凌晨，竞放鞭炮“破五”，就此开始一年的新生意。而自十三日至十七日，则属于上元灯节的范畴。届时各家大市肆入夜纷纷亮起各种花灯，吸引客户，夸耀兴隆，至十五日达到鼎盛，常常是万人空巷，争睹其盛，成为“灯会”。

在此春节期间，据翁偶虹在民国年间的记忆:“出门走逛，最热闹的集处是琉璃厂的厂甸”。他说:

上自文玩书籍、字画碑帖，下至民间各色手工艺品和各种风味小吃，如艾窝窝、豌豆粥、果仁奶酪、炒扒糕、豆汁、灌肠等，无不列摊以待。点缀春光的如风筝、风车、空竹、大糖葫芦、小金鱼儿、串沙燕、串铃鸽子、百鸟朝凤、彩蝶迎春、琉璃喇叭等，都是春节特展的手工艺品。间有用镂出花样的纸盒子，内垫沙土，叫卖“白家雀儿”;或悬售关关酣叫的玉鸟、黄雀等，“有鸟鸣春”与“平添春色”的鲜花摊出售的水仙、梅花、迎春等，渲染出有声有色的初春景象。[66]

除了丰富的吃喝玩乐内容，足够全家老少品尝游观、添置什物外，琳琅满目的珍宝古玩，也足以让人大开眼界。可见，厂甸集市实际上是北京老百姓在春节期间，人人乐意参与之的博览会和展销会。

就其中的旧书买卖来说，更是读书人个个向往的旧书集市，邱震生在《古都的文物事业》一文中说，具有庙会性质的厂甸集市的字画棚和旧书摊，让“游人可以纵情观赏，任意选购，是个规模宏大而为知识界所欣赏的展销会”。[67]思慕回忆说:“朋友中有好几个是有逛琉璃厂的癖好，辛苦得来的修金，却有不少转到‘风雅’的书贾的腰包里。自惭还没有收藏线装书的眼光和身份，在北平一住四五年，除了旧历新年到厂甸去挤一下之外，一年中到那儿张望也不过两三回。”[68]

1931年夏到北京大学上学的张中行，在《北京琉璃厂的昔年》中说:“相当多的是书迷，遍览书摊，由残旧书中搜罗希见本。还有追字画的，钻入画棚，希望由鱼目中拣到一两颗珍珠”，而他自己则自1932年起，“每年厂甸十五天，至少要去两三次”，出和平门南行不远，“马路中间是字画棚(席棚，临时搭的)，两旁靠墙是书摊……有时候买不到书，却看见周作人、钱玄同之流也在逐摊搜寻，顿生吾道不孤之感”。[69]

在《我的琉璃厂今昔》中，他还说:

由老北京看，厂甸也是庙会的一种，定期，男女老少都去，有卖有买，可吃可玩……厂甸庙会不拜神，会期长，由正月初一到十五，有些人却天天到。原因之一是展出待价而沽的是古旧书籍、古旧书画以及古董等;之二是货多，勤换，天天有巧遇的机会……席棚北端往南不很远，两旁都是背墙面街的书摊，整齐大部头的不多，因为意在清楚丛残存货。但是反而容易发现罕见的，所以摊前总是不冷清，其中还有不少戴花镜的老朽。我也买到一些，其后有的散失，剩下的一些混在丛杂中，辨认也难了，只有一种，《粤雅堂丛书》本《苏米斋兰亭考》二册，日前偶然见到，已沦为一旧砚之座，记得确是逛厂甸时候买的。[70]

既为古旧书集市，则拾遗补阙、拣漏获奇，便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

光绪廿三年(1897)正月初四，王同愈游海王村，于旧书摊上购得《元次山墓碑》拓片和寻常版本的《醴泉铭》《王圣教》。初六日，又与叶昌炽“游海王村、火神庙，遇同年许少翯编修(叶芬)、曾重伯、陈梅生、李橘农、徐研芙。至文友堂书肆，定购《施注苏诗》(二两)、林同人(来齐)《金石考略》(一两)”。原拟于十五日最后一天与叶昌炽再同游厂，因大风取消前议，心中不无怅怅。他在是日记道:

初与缘督计游海王村。贺年毕，如释重负，如清积逋，故有此闲情也……火神庙内杂陈诸珍异，期始于初五，止于十六，岁以为常。我辈所好者，故纸堆中物耳，不必定于期内求之也。[71]

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六日，恽毓鼎游厂无所得，次日复游，“买医书数种，颇为世间罕遘之本。此事千变万化，非可执一而论。直当广参博证，务极精详，庶几临证略有把握耳。”他因此感慨道:

又买零种数本。凡丛书之不全者，其中得一二种作单本收藏，最可爱，往往有至精者。吾辈流连厂中，最宜于此着眼。破摊中能获奇珍，有时惊喜忘寝食。此新年乐趣也。若大部通行之书，平日自可购买诸肆中耳。[72]

而在业务上，古旧书集市与古旧书铺正好形成经营上的互补。唐鲁孙说，民国期间在北平，“读书人闲来无事最好的消遣是逛厂甸溜书摊”:

每年从农历正月初一起，经市公所核准列市半个月。海王村里是儿童耍货……海王村外书摊大摆长龙，有些书店在自己门前，设摊经营，有的是别处书商赶来凑热闹的，大致可分木版书、洋装书两类，还有卖旧杂志、旧画报的……好的宋、元、明、清版本精镌的古籍，书店恐怕放在外面风吹日晒，纸张变脆变黄，多半把书名、作者，写在纸条上，夹在别的书里。纸条垂下来，给买书者看，如果中医，摊上招呼别人的伙计，就把客人引进店里来了。[73]

1928年，张恨水在北平《益世报》上撰文说，“新春厂甸开市，全北京小书商，遂各各列摊于海王村之东偏。计其摊，约在百数外，不啻为一旧书展会也。予每届春节必在此处有数度之徘徊。经验所得，固知书商为不识货矣，试数事证之”:

(一)抄本书，亦彼等所珍视者也。有毛边纸抄本两册，装订整齐，字则蝇头小楷，亦楚楚有致。询其价，则告以十元，予大笑。盖所抄者非他，乃人家窗课，所选古文观止、东莱博议等之文。

(二)清代文人笔记，虽已刻版，至今荡然无存者，为数甚多。苟有残篇，吉光片羽，自可宝贵。予无意中得乾隆年间某文人笔记续篇一本，约三四十页，绝版书也。予度价必不小，姑闻之，则索值一毛五，予铜子二十四枚即得之。真是拿着蜡烛当柴卖矣。

(三)有相术书一部，约十册，予遇一老人持卷把玩爱不忍释。询价，告以十元，还四元而不售，老人快快去。越一日，一又遇老人在彼议价中，老人出六元，而书贩非十二元不可，老人指袖而去。此书除此等人不售，虽存十年无人问可也，而竟交臂失之。

他认为:“由是以言，则北京旧书者之负有盛名，一经研究，技至此耳。于是知经验所得来之本领，究不如书本上所得为佳也”。

因此，逛厂甸书摊儿的诀窍，贵在“识货”，且要善于讨价还价。张恨水先生以其多年逛书摊的经验介绍说:“苟欲某书，吾持以不屑之态，略略论价，而其值又未尝不可大让。于是知彼等内行之称，究亦银样蜡枪头耳，大抵彼等于书之研究，皆耳食与传统之训练，初非自能辨白书之高下。世人相传曰名著，曰好书，彼即以为内容佳矣。”[74]

这说的当然是实情。也正因为如此，文人学士各由一己的兴趣、爱好和专长出发，才争先恐后，趋之若鹜。假如旧书商们对于图书、碑帖、书画的鉴赏，个个目光如炬，那么，厂甸淘古的欣喜快感大概就要煞去许多了吧?

戴芾在1936年的《宇宙风》杂志上，曾经发表《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一文。起首就交代说:“为什么偏偏要从厂甸说起呢?无他，在偌大的北平市里能够把差不多所有的旧书业者都聚合在一起，却只有这短短的十五天的集会而已”。他交代说:

几年来厂甸的旧书摊还不算少，他们占据的地带是在海王村公园西边的南新华街的东西两条便道上，南起琉璃厂中间，北迄国立师范大学，也许还要过去些。合计起来，总会有里许之长的，如果挨次仔细浏览，不遗一摊，那么至少须要破费两天的光阴，若是“走马看花”，当然不在此例了。

这些书摊多是宣武门内外的小市、东西牌楼、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隆福寺街等处的小书肆小书摊的“化零为整”的集合。此外还有那些终日走南闯北，跑山东，下河南，搜求书籍的贾人，也把他们平日里积存的残余书籍拿来凑趣(在这里是常常会被我们发现珍贵的册籍的)——平时他们并不做门市的交易。现在稍大的书肆和琉璃厂的来薰阁，隆福寺街的修缏堂之类，多不到厂甸摆设浮摊了。

戴氏回忆说，自己就曾在这里的小摊上以八角钱买过一部完整的《雷峰塔传奇》，要是在琉璃厂来薰阁、隆福寺街修缏堂之类的店堂里买，“便非二元五角不可”。正因为厂甸是小书摊和小书肆们的集合，收罗范围既广又杂，而拥有的购买者多是普通读书人和大、中学生，因此，就热闹了起来:“近来私人收藏家和大学教授们也多走到这条路上来了，在厂甸集会的上午，东、西大街的傍晚，西单商场的黄昏，宣外小市的清晨，你常会遇到‘道貌岸然’的斯文老人，或是臂下夹着皮包的教授先生伫立在书摊旁翻阅那一堆一堆的陈旧古董。”[75]

也许正是逛厂甸书摊屡有意想不到“收获”的缘故，时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的钱稻孙先生(字介眉，号泉寿，浙江吴兴人，1887—1966)，从本校教授也喜好在旧历新年时，到“书贾蝟集，书摊中常有名贵旧籍发见”的厂甸淘书一事中受到启示，在1937年春节前夕，他就想好了一个请清华的“教授书迷”代馆购书的好主意。为此，他手拟了一则通告云:

各系教授先生大鉴:

敬启者，春节在迩，诸位先生或浏览海王村厂肆，如遇馆中未备而足资研究参考之廉价书籍，敬祈留意，即为馆中购买。其办法:一，暂定价目，签开同式二条，一注摊贾名号，交付馆中;一交摊贾保留书本，待馆派员购取，或令书贾送校，俾得乘时量力收供研讨。无任企仰感荷。以研究参考资料为主，至于价求其廉。专此敬颂教安，图书馆主任拜启。[76]

这真是一个绝妙主意!据事后报道:“闻其收集结果斐然，得稀板旧籍不少，物美价廉，师长同学咸获非浅。”可见钱先生出此创意新招，实际增益清华图书馆书库不少。

厂甸的旧书集市得以成为读书人在春节期间一个魂牵梦萦的所在，还因为那里事实上成为了学子们博览群书、求知益识的文化教育天地。在1929至1935年间师从陈垣先生的陈述，后来成为我国辽、金史领域的专家。他在陈垣诞辰一百周年时，就曾回忆起有一年老师带他和另一位同学边逛厂甸边谈话的情景。[77]

刘叶秋先生(1917—1988)说，当年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叙述的光绪间的春节厂甸种种，“已和近代所见，大致相同。可惜他说得过于简单，使人无法知道具体的情景。我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六这九年中，过春节时，几乎天天逛厂甸。虽然兴趣爱好，随着年龄而变化:由买食品、玩具，到买旧书、旧画，逛的范围，由大而小，可是厂甸的全貌，至今记忆犹新。”其中有关厂甸古玩、旧书摊的回忆是:

由新华街再往北走到十字路口，东西即琉璃厂街，海王村，坐落在东西街西口路北……出园再东，路北为火神庙(民国初年，曾称“文化商场”)，乃珠宝玉器之集中地，货摊密集，晶莹夺目，而真伪相杂，索价甚昂。如能识货，于此亦可得珍品……

至于书摊，则从南新华街的大沙土园往北，大街小巷，到处皆是。刻本、铅印、影钞的各种古旧书以及过期的报刊杂志，无所不有，可以慢慢挑选，仔细翻阅，价钱也能商量。即使你看了半天，一本都没买，那位看摊的“掌柜”，也不会有何怨言。有时顾客把书弄乱，他也只是默默地照旧整理好，放回原处，不说什么。我有一部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失去上册，无意中从厂甸书摊上找到缺下卷的残书，以很低的价钱买来，补足我那部书，甚为高兴。我还购得一套清初刻本的苏东坡诗集，上面有清咸丰年间署名“信翁”的跋语和诗句墨迹，也是逛厂甸的收获。[78]

周祖谟先生(1914—?)在1987年回忆往事时说，他因为家居北京琉璃厂附近，在三十年代前后他求学期间，“最不能忘怀”的是每年正月间的“厂甸儿”，其中有卖鞭炮的，卖风筝的，卖小吃的摊位，“而卖古旧书的最多”。他说，“在和平门外街道两旁都是书摊，这是一个特殊的出售古书的书市。这个风习从清代就已如此”，通称“厂肆”:

在这样的书摊上，经、史、子、集各类书无所不有，琳琅满目，任人挑选。我从小学到中学每年这个期间，除了下雪天以外，几乎每天都要到书市上去看看。可尊敬的终身在传播文化的书商，是竭诚欢迎人来自由翻阅的。从十六七岁起，我就慢慢买起喜爱的古书来了。如《楚辞》、《文选》、《古文辞类纂》、《史通通释》、《书目答问》、《杜诗详注》之类。遇到有朱墨批点的诗文集等书，，即使不全，残缺一二，有时也一并买下，观摩前人是在什么地方着眼的，藉此也可以提高自己鉴赏的能力。父亲看了，也很喜欢。

在买书看书的过程中，跟许多位年长的书商交往熟了，从他们的口里，又学得有关书籍的纸张和板刻的知识。如对连史纸、皮纸、官堆纸、开花纸，以及不同产地的竹纸和各省雕版字形的特点等都有所了解。这对我后来注意板本目录的学识大有裨益……我记得钱玄同先生、张鸿来先生都是厂甸儿书市上来往很勤的人。厂甸儿的书籍、字画、文玩、古物，都给我增添了不少的知识，我认为比上课还重要，恰恰是社会文化教育的一种……旧时厂甸儿是难以忘却的。[79]

有文献记载表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逛厂甸”仍是北京人传统的春节娱乐节目。据《北京游览手册》:“春节期内在厂甸设立临时市场，摆满各式各样的货摊，售卖古玩、字画、书籍、绒花以及各种日用杂货，还有各种小吃摊。特别吸引游人的是那些儿童玩具摊，摊上有风车、空竹、风筝、氢气球等。”[80]

周沙尘先生说，1963年春节，厂甸货摊的规模最大，有750多个货摊，“从和平门外护城河桥头起(现已改成暗河)，一直摆到了虎坊桥十字路口，长达三华里的大街两旁，摊位鳞次栉比，游人摩肩接踵，总人数达到四百多万人次……”，[81]成为当年春节百姓生活中的一件乐事。

姜德明先生在晚年听说北京市政府有意要恢复春节厂甸集市的时候，曾经提笔写下了《久违了，厂甸》一文。其中说道:

解放后的厂甸庙会已经几起几落，似乎都与政治运动的起伏不无关系，“反右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停办了，到1963年经济好转时又恢复了厂甸。人们期待已久，场面甚是热闹，当时我也挤在人海中走了一趟。

但是，由于社会兴革，各种条件的变化，往日风景很难再现矣。风车、糖葫芦、驴打滚倒是留了下来，古玩字画和旧书却不见了，这能说是完整的厂甸吗?即使如此，由于阶级斗争的加强，遂亦停办。[82]

于是，厂甸从此只在人们的梦寐之中。

二十年以后，当知名国画家王羽仪先生挥毫创作《旧京风俗百图》时，“厂甸字画棚”“厂甸旧书摊”和“厂甸古玩珠宝摊”，即是他意念中的三大风俗景观，于是分别写为第四、五、六图。其中“厂甸旧书摊”的“解说”云:“厂甸旧书摊和字画棚一样，是吸引知识分子的场所。琉璃厂原有不少书店，厂甸集市期间，全市各书店都把它们所收存的异书善本集中到这里来。因此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据悉，鲁迅寓京期间，很爱逛厂甸，每年春节必去，而一九一三年集市的半个月间，竟去了七次。他到厂甸，旧书摊大概总是要去浏览一番的。”

端木蕻良先生为之配咏的诗则大有韵味:

海王村，琉璃厂。旧书摊，夸琳琅。

有宋椠，有巾箱。良与莠，共一堂。

剔沙石，靠眼光。此中味，常有香。[83]

华孟阳、张洪杰在《老北京的生活》中，专有《厂甸庙会》一篇探讨厂甸旧书摊的底蕴:

中国是文化古国，北京是文化古国的首善之区。在这样的氛围下，即便没文化的人对书也要高看一眼，有文化的人则更视为至爱珍宝。除去“焚书”和“浩劫”的年代，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厂甸庙会既类同于博览会，书摊自然少不了，而且细数一下，整个庙会期间，就数书摊最多。众多的书摊，根据地点和书籍的不同，也分成几等:土地庙、海王村公园内的书摊规模都较大，大多为琉璃厂的各书铺及城内隆福寺等处的书铺所设的摊点，其书量大类全，不乏精刻善本，全部为线装古旧书，也有出售洋装的当代旧书的摊点，多为西单商场和东安市场书铺所设;新华街路西便道上的书摊，比上述两处要多，大多为一般书铺所设，且书的货色稍差一些;此外，庙会区域的边缘所设备书摊，就属于再次一等了，类和量都较零散、残缺，难见善本，多为城内各庙会的书摊赶厂甸，当然无法与中心区域大书铺的摊位争长短了，由于问津者少，故又称之为“冷摊儿”。但有时“冷摊儿”倒能满足寻觅者的愿望。所以，有心者除大逛书摊外，“冷摊儿”也不放过。

与画棚和和古玩摊的情况一样，书摊上的标价要比平日里摆在书铺中的价格要高。所以厂甸庙会的书摊，要么门庭冷落(货色太差)，要么人流簇拥。但看书的居多，掏钱买的很少。厂甸书摊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随意白看，且时间长也没关系。故多有穷学生来此名为“逛厂甸”实为“白看书”。看一些想看而没看过的书，看一些听过而未见过的书，看一些没听过也没见过的书。对一些人来说，这也是逛厂甸的一大收获。[84]

难怪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忆》中说:“我最怀念的，当然是旧书摊了。隆福寺、琉璃厂——特别是年下的厂甸。我卖过书，买过书，也站着看过不少书。那是知识分子互通有无的场所……我希望有一天北京又有了旧书摊，就是那种不用介绍信，不必拿户口本就进得去的地方。”[85]

我国百姓逛庙会的习俗由来已久，相传庙会源起于古时的“社祭”(到土地庙祭祀土神)。在辽代的北京，就有“上巳春游”的活动，当时设在城隍庙街(今成方街)。到了明代，城市面积扩大、居民人数激增以后，庙会得到发展。至清代继续发展。

人类紧跟和追逐时代进程的功利本性，使之总是不能立足现实、珍惜所有，可是在一旦失落了以后，又常常极为留恋，对于那些日见稀少的物事，更表现出珍惜和向往的人文心态来。横亘约二百年的厂甸庙会的商机，正是在于曾经迎合、把握和发扬了这种心理，从而做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民俗、古玩、旧书大市场。

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北京人基本告别了物资短缺和家庭清贫的生活状态以后，离开了具有庙会民俗特色的旧货集市，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城市的文化底蕴，也就缺失了一个展示的场地和宣泄的渠道，而怀古念旧的人们，似乎也就塌陷了一方心灵的殿堂，荒芜了一处精神的家园。

这也许就是报国寺、潘家园旧货市场应运而生而且方兴未艾的某种文化因缘罢?

(2006年1月至2月间)

注释:

[1]杨静亭《都门杂咏》，见《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75页。

[2]顾廷龙编《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17页。

[3]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中华书局1995年1月版，第183—186页。

[4]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91页。

[5]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16—117页。

[6]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49—150页。

[7]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80—181页。

[8]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05—206页。

[9]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05—206页。

[10]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94—295页。

[11]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341—342页。

[12]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368—369页。

[13]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420—421页。

[14]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473页。

[15]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522页。

[16]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630页。

[17]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677页。

[18]周肇祥《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页，第8页。

[19]瞿兑之《铢庵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136页。

[20]周肇祥《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5页，第6页。

[21]邓见宽选注《姚华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34—135页。

[22]可参读谭其骧为邓云乡所著《文化古城旧事》(中华书局1995年1月版)所作“代序”。谭先生说，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像他这样大学毕业，已有资格做图书馆馆员或讲师职位的读书人，其城市生活享受“一般都是吃馆子，逛旧书铺书摊，听戏。夏天还要上公园。”譬如，“阴历新年里要逛几次厂甸，不用说了。平常日子隔一阵子要逛一次琉璃厂书铺，宣武门内西单商场书摊也逛，最经常逛的是东安市场内的书铺书摊。逛不一定买，为财力所限，买的不多。”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的郑敏女史在《忆冯友兰先生》中说:“中华文化的宝贵泥土已慢慢流失近一个世纪，一个失去对自己昨天的记忆与认识的古老民民，往往只能以模仿西方文明来建立新文化的模式。”见谢冕、胡的清编《北大遗事》，青岛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4页。

[23]瞿兑之《铢庵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176—177页。

[24]徐铸成《逛琉璃厂》，见《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84页。

[25]《旧都文物略》，汤用彬等编著，华文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92—293页。

[26]雷梦水《张少元与厂甸》，见《书林琐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07页。

[27]张向天《忆北平的旧岁》，见《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23页。

[28]戴芾《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见《故都北京社会相》，梁国健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2页。

[29]思慕《东京随笔》，见《野菊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31页。

[30]鲁迅在日记中仅记宏道堂老板“程姓，年已五十余”。经检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宏道堂程存立，字书屏，冀县人，于光绪□年开设。至宣统间，聘族人程锁成(字信斋)经理。至民国十年，易邢继有(字效先)经理。凡经营四十余年歇。”鲁迅所指之人当是程信斋经理。

[31]陆昕《闲话藏书》，学苑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157页。

[32]鲁迅在日记中仅记宏道堂老板“程姓，年已五十余”。经检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宏道堂程存立，字书屏，冀县人，于光绪□年开设。至宣统间，聘族人程锁成(字信斋)经理。至民国十年，易邢继有(字效先)经理。凡经营四十余年歇。”鲁迅所指当是程信斋经理。

[33]刘复《半农杂文》，见《野菊集》，北平星云堂书店1934年6月版，第194页。

[34]常维钧(1894—?)本名惠，以字行，河北宛平(今北京丰台)人。是时已于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是刘半农的及门弟子，在校曾任《北大歌谣》周刊编辑。时为北京研究院出版部的干事，同鲁迅往来十分密切。晚年著有《回忆鲁迅先生》。

[35]《刘半农日记》，见刘小蕙《父亲刘半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48—249页。

[36]周作人《厂甸》，见《周作人书话》，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24页。

[37]周作人《北大感旧录》，见《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452页。

[38]张挺、江小蕙《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46页。

[39]张挺、江小蕙《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69页，271页。

[40]周作人《北京大学感旧录》，见《学林碎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22页。

[41]周作人《輏轩语》，见《书房一角》卷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26页。

[42]周作人《知堂书话》下册，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503页。

[43]张挺、江小蕙《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34页，106页，130页，172页。

[44]周作人《知堂书话》下册，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603页。

[45]周作人《知堂书话》下册，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631页。

[46]周作人《知堂书话》下册，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559页。

[47]周作人《知堂书话》下册，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862页。

[48]周作人《知堂书话》下册，岳麓书社1986年4月版，第559页。

[4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554—555页。

[50]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5—66页，72页。

[51]《章希吕日记》，见《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53页。

[52]《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册“王重民信一三五通”，黄山书社版，第105页。

[53]陈竹隐《追忆朱自清》，《扬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88年7月印行。

[54]朱自清《厂甸庙会》，见《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84页。老兰《旧都的旧年》，见《故都北京社会相》，梁国健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42页。

[55]《朱自清全集》第9卷“日记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190页，193页。

[56]《朱自清全集》第10卷“日记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442页，494页。

[57]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99年11月版，第51页，第81页。

[58]

[59]韩少华《忆厂甸儿》，见胡乃光等主编《老北京风物散记》，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84—85页。

[60]王礼锡《香港竹枝词》，见卢玮銮编《香港的忧郁——文人笔下的香港，1925-1941》，香港华风书局1983年12月版，第162页。

[61]《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34页，236页。

[62]潘乃穆《回忆父亲潘光旦先生》，见陈理等主编《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89—90页。

[63]索文清《记与潘光旦先生相识的一段往事》，见陈理等主编《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51页。

[64]潘乃穆《回忆父亲潘光旦先生》，见陈理等主编《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89—90页。

[65]《游国恩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7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408页。

[66]翁偶虹《春节话旧》，见《北京话旧》，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21页。

[67]邱震生《古都的文物事业》，见《北京工商史话》第1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79页。

[68]思慕《东京随笔》，见《野菊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31页。

[69]张中行《北京琉璃厂的昔年》，见《步痕心影》，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12—113页。

[70]张中行《我的琉璃厂今昔》，见《步痕心影》，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17—118页。

[71]顾廷龙编《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29—230页。

[72]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62—263页。

[73]唐鲁孙《北平的书摊儿》。

[74]

[75]戴芾《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见《故都北京社会相》，梁国健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2页。

[76]《陈述教授谈陈垣先生教育青年治学的几件事》，见《治学之道》，《文史哲》编辑部编，齐鲁书社1983年10月版，第87页。

[77]《清华大学图书馆搜集厂甸名贵书籍》，见《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2卷第4期第23页，1937年2月。

[78]刘叶秋《由〈帝燕京岁时纪胜〉等谈厂甸》，见《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189-190页。

[79]周祖谟《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92-193页。

[80]《北京游览手册》，北京出版社1957年5月版，第144—145页。

[81]周沙尘《古今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257—258页。

[82]姜德明《久违了，厂甸》，见《人海杂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84—86页。

[83]《旧京风俗百图》，王羽仪画、端木蕻良诗，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10月版，第122页。

[84]华孟阳、张洪杰《厂甸庙会》，见《老北京的生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1—34页。

[85]萧乾《北京城杂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38页。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