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四库全书》研究史稿

陈东辉

【摘要】民国时期的《四库全书》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尤其是余嘉锡、胡玉缙、杨家骆、陈垣、郭伯恭、任松如、张崟、张舜徽等学者在该领域贡献甚大。同时，民国时期的《四库全书》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关键词】四库全书　古文献学　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古文献学研究的发展道路虽经曲折，但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很有加以总结的必要。笔者拟全面、系统而深入地考察民国时期古文献学研究史，本文就其中的《四库全书》研究之得失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笔者认为，民国时期在《四库全书》研究领域成就最大者应该是余嘉锡。他的传世名著《四库提要辨正》[1],对《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著录的488种[2]典籍进行了系统、翔实和深入的考辨、订正，涉及原书内容、版本、作者生平诸方面的问题。在488种典籍中，经、史、子、集分别为61种、107种、217种和103种。就著作的时代而言，488种典籍中宋人著述几近一半，多达230种。这与余氏本人的学术专长有很大关系。该书博大精深，乃作者殚毕生精力撰写而成，“莫不表现出作者能为深湛之思，长于考证，精于辨析，尚论事实然否与是非曲直，近百年来，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3]。该书是代表民国时期版本目录学乃至古代文史研究领域最高水平的专著之一，对于研究古代文献、历史、文学和哲学等均有很大参考价值，堪称具有永恒魅力的传世之作。前人著述对该书子、史二部之考辨成果多有论及，此不赘述。笔者认为，该书经部小学类所涉及的书籍虽然仅有20种，但也较为充分地显示出余氏在传统语言文字学领域的深厚功底。除了正文之外，该书之“序录”虽然仅约4000字，但却提纲挈领，常有画龙点睛之妙。余嘉锡在“序录”中实事求是地论述了《四库全书总目》之功过得失。首先，他充分肯定了《总目》的重要价值:“乾、嘉诸儒于《四库总目》不敢置一词，间有不满，微文讥刺而已。道、咸以来，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愚则以为提要诚不能无误，然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揖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4]然后，他也指出了《总目》的不足之处:“观其援据纷纶，似极赅博，及按其出处，则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经籍考》，即晁、陈书目，亦未尝复检原书，无论其他也。及其自行考察，征引群籍，又往往失之眉睫之前。隋、唐两志，常忽不加察，《通志》、《玉海》，仅偶一引用，至宋、明志，及《千顷堂书目》，已惮于检阅矣。甚至颜叔秉烛，不知出于《毛传》(见《蒙求集注》提要)蚬称缢女，不知出于《尔雅》(见《异物汇苑》提要);作《论衡》之王仲任，不知有传在《后汉书》;撰《家训》之颜之推，不知已见于《北齐史》;司马迁之《史记》，谬谓尝采陆贾《新语》;胡爌之《拾遗》，未觉全抄《困学纪闻》;于习见习闻者尚如此，其他疏漏，复何待言。”[5]余氏本人也因为该书而在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足见当时学术界对该书重视之程度。该书之所以“对于目录学以及学术史的研究是不可磨灭的贡献”[6]，具有如此高的价值，是同余氏在古文献学和古代文史领域的深厚功底密不可分的。除了该书之外，余氏的《古书通例》、《目录学发微》、《世说新语笺疏》以及《余嘉锡论学杂著》等著述，均系水平一流的传世名作。该书虽然是一部艰深的学术专著，但同样受到许多读者的喜欢。继中华书局于1980年重版并于1985年重印该书后，最近该书又被列入《二十世纪学术要籍重刊》，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陈尚君在为《重刊》本撰写的“弁言”中，高度评价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民国时期另一部与《四库提要辨正》相近的著作是胡玉缙[7]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清代乾嘉以来，学者对于各种古籍时有论述，无论篇幅长短，往往能根据新的发现或正确的见解，对具体问题提出正面的意见，虽不标明与《四库提要》较量短长，但事实上是为《四库提要》做了不少匡谬、补缺工作。这些资料对于使用《四库提要》者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可惜这些资料分散在各种藏书志、读书记、笔记、日记、文集之中，一一检读，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假如要临时查核《四库提要》中某一书的论述是否正确，或有无不同的说法，则更加困难。胡著恰好弥补了上述缺憾。该书博采群籍，按《四库提要》的原来次序，分别辑录，汇为一编。对于阮元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也作了同样的处理。同时，胡氏又常常将自己的意见和考辨提供出来，或补前人所未及，或就争论的问题表示自己的看法。如《四库提要》卷一百十九“《拾遗录》一卷”条下曰:“上方杨慎则不足，下较焦竑则胜之多矣。”胡氏案:“是书全袭王应麟《困学纪闻》，不解《提要》何以竟未检及?”[8]这就使该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如果说余著之质量胜于胡著，那么胡著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因为胡著所涉及的图书多达2388种，其中经、史、子、集分别为366种、749种、532种、741种，恰好可补余著辨正图书数量之不足。胡玉缙也是毕生致力于编写该书，至1940年去世时仍未定稿，后经王欣夫辑校整理，编定为《四库提要补正》六十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二卷，直到1964年方由中华书局出版，名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台湾学者胡楚生曾从实例和引书两方面对余著与胡著作了详细比较，认为两书在内容和体例上极其相似，并指出:“对于《提要》中胡余二人都曾致力过的一些书籍而言，《补正》和《辨正》，相同的地方虽然不少，相异的地方也有很多。关于《补正》和《辨正》相同的地方，我们可以说，在考证学上，同样的问题，如根据类似的资料，应该可以得到相近的结论。至于二书对于同一问题，而有不尽相同的见解，我们也可以说，由于补正一书，所涉及的书籍种类较广，(超过余氏四倍以上)因此，胡氏的精神力量，自然较为分散，加以胡氏尚有分量极重的著作多种，自然不能像余氏那样，终生以辨正四库提要为职志，‘平生精力，尽于此书’，因此，对于余氏也曾致力过的一些部分，相较之下，资料就往往不如余氏搜罗得完备，断制也就远不如余氏来得精确可信了。不过，胡氏的书，在补正书籍的数量上，毕竟超过余氏甚多，对于余氏所不曾辨证过的一千多种书籍而言，胡氏所补正的，不仅格外可贵，同时，即使是二人都曾致力的书籍，胡氏的《补正》，也时有新意，往往可以弥补余书的不足。”[9]这是迄今为止对余、胡二书最为全面而又公允的评价。

胡玉缙另有《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著录乾隆以前之书740余种，包括《四库全书》应收而未收者，《四库提要》欲收而失载者，《四库全书》禁毁之书，《四库全书》所收非足本者以及中土久佚而归自海外者，自《大藏经》及《道藏》辑出之书。该书与胡氏的另外两部著作《许庼经籍题跋》、《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礼类稿》一起，经吴格整理，合为《续四库提要三种》，已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许庼经籍题跋》实际上亦系增续《四库提要》之作，然而较一般提要学术性更强，文字也略多。该书著录清乾隆后问世之书405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诚如王欣夫所云:(胡氏)“每撰一篇，必于全书熟复数过，挈其菁华，博采群言，辨其是非，然后能发抒己见，折衷至当，而免钞胥之诮。观于每下条议，断制谨严，虽若易易，而孰知其用心至苦。故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先生研诵将六十年，而手稿仅存一目，其文仍阙。则其慎重不苟可知已。此二百余篇[10]者，在有清一代之艺文，犹为一勺之水，而辨言举要，洞澈源委，窃谓虽使戴、邵复生，不是过也。”[11]

就数量而言，杨家骆堪称民国时期在《四库全书》研究领域成果最为丰硕的学者，并且涉及“四库学”的诸多方面。他的《四库全书通论》[12]视野宏阔，思路及研究方法与众不同。该书分为“导言”、“四库全书的知识体系”、“四库全书史上的几个主要命题”、“四库全书统计”、“关于四库全书的百种专书”、“四库全书前后清算知识的工作”、“续修四库全书”、“世界学典”和“世界学典中文版中的四库全书学典”等九章，其中第一章“导言”包括三节，标题分别为“提供一个想像四库全书的轮廓”、“四库全书之世界性及其知识世界的幅度”、“中国政府清算知识之机构的本质问题”。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在世界文化的广阔背景中，以《四库全书》为中心进行中西比较。该书首次将《四库全书》与18世纪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相提并论，在全书开头便指出:“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的法国和亚洲的中国，在初不相谋的时期中，分别以其代表西方文化和代表东方文化的资格，各编了一部巨籍，以清算当时所认知之知识世界的一切，成为东西映辉的两大文化工程。”[13]同时，该书还注意运用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对《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体例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第二章第五节“四部的理论与实践”中，杨氏将《四库全书总目》比作一棵树，并将其分类法与培根等人的分类思想进行比较，指出，经部犹如树根，乃文化之源，就像中世纪欧洲文化，以《新旧约全书》为其根源，而看成特别尊崇的书一样。史部、子部分别为记载性的和思想性的，类似树干。“亚理斯多德、培根根据人类记忆、理性、想像三种心能，分学问为历史、哲学、诗文三大类。狄岱麓学典的第一册据此画成一张“人类知识系统图”。四分法的史部，恰当其历史类。”[14]子部则相当于上述三大类中的哲学类。集部就像树枝，相当于上述三大类中的诗文类。此外，在该书的第五章中，杨家骆根据关于《四库全书》的百种专书，编制了10种《四库全书》参考书目，包括《四库全书》提要书目、校勘书目、据本书目、印本书目、失收书目、史料书目、目录(不附提要)书目、索引书目以及四库著录书库本外版本书目、四库修书搜禁书目，为他人从事《四库全书》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杨家骆还编有《四库大辞典》[15]，该书以《四库提要》所著录之书(含“存目书”)及其著者作为辞条。与《四库提要》相比，该书增加了所著录之书的版本以及作者小传等项目，此外还在人名下注书名，书名下注类目，并附有异名、别名、参见条目等，信息量更大，实用性也更强一些。姚名达评曰:“杨家骆撰《四库大辞典》，以撰人、书名为条目，节《提要》之略以为解题，且述其编校之经过，甚便参考，亦目录学之似因实创之作也。”[16]此外，《四库大辞典》之后还附有杨氏所撰的《四库全书概述》，共有42万余字，包括“概述”、“表计”、“类述”和“书目”四大部分，其中“概述”部分详细论述了《四库全书》的编纂经过。《四库全书概述》另有1937年增订单行本。后来，杨氏又将《四库大辞典》及其《四库全书概述》改编扩大为《四库全书学典》[17]。《学典》共分为三大部分，上文提及的《四库全书通论》即为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根据《四库大辞典》改编而成的《四库全书辞典》，第三部分则是《四库全书综览》，是有关《四库全书》的各种统计以及特种索引、相关书目等。该书采用百科全书的编纂方法，通过辞条、图表、通论等多种形式，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四库全书》的知识体系，在编纂方法上颇有创新之处。此外，杨家骆还曾积极倡导续修《四库全书》，并建议国民政府设立专门机构，推广《四库全书》之体例，编纂《中华全书》。从杨氏的著述来看，他不但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并且学识博洽，思维敏捷。他在《四库全书通论》中所提出的设想令人耳目一新，至今仍对《四库全书》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可惜当时因为时代的局限，未能成为民国时期《四库全书》研究的主流。

陈垣对《四库全书》情有独钟，撰写了《四库全书编纂始末》[18]、《文津阁书册数页数表》[19]、《四库撤出书原委》[20]、《四库全书中过万页之书》[21]、《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签注》[22]、《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后》[23]、《再跋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24]、《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25]和《大唐西域记之四库底本》[26]等一系列论著，并苦读《四库全书》十余年，是首位比较系统而又深入研究《四库全书》的学者，堪称民国时期《四库全书》研究的开创者。他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赵怀玉本、殿本、粤刻本的刊刻承续关系、异同以及异同原因考证清楚。同时，他又将《四库全书总目》的殿本、湖州沈氏本、扬州本、广州小字本的前后刻印关系、异同以及异同原因作了专门考证。然后又用他重价购得的四库馆精缮《四库提要》底本作为论证依据，揭示出《四库全书》先后撤书、《四库提要》多次修改的情况，并查对出文津阁本的漏改等等的来龙去脉。陈垣首次利用故宫档案材料，对《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编纂中纷繁杂乱并且久未为外人所知的有关情况作了详细的考证，总结出精炼的结论，对于《四库全书》研究具有开创之功。[27]

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纂修考》[28]首次较为系统和全面地论述了与《四库全书》有关之问题，包括《四库全书》纂修之缘起，“四库全书馆”之组织，《四库全书》之编辑、容量、增改、校勘，四库七阁之今昔，以及《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纂之经过等。该书所附的《四库全书依据书本一览表》亦十分有用。从总体而言，该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既是民国时期《四库全书》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同时也是一般读者学习与了解《四库全书》的理想的入门书，至今仍然很有价值。

任松如的《四库全书答问》[29]是一部问答体的著作，内容甚为丰富，共有258个问题，涉及《四库全书》编纂之缘起、旨趣、组织，人员之挑选及相关情况，书籍之存毁及取舍，分门别类之详情及其依据等众多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问答”中包括不少其他它论著不太注意而又颇有意义的问题，如“馆中于汉人满人外，有外族人与外国人参与否?”“《四库全书》中，有外国人著作否?”[30]“四库书中，有满蒙各族人之作品否?”“四库书有由别种文字译成汉文者否?”“四库书中，有由汉文译成别种文字者否?”“四库书中有数种文字并列者否?”等等。该书深入浅出，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入门读物，对于普及有关《四库全书》的知识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任氏还撰有《四库全书叙》[31]。

张崟撰有多篇与《四库全书》有关的专文，尤其在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方面贡献甚大。他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32]是一篇很有分量的长篇论文，多达10余万字，就像一部专著。该文对《四库全书》与文澜阁关系之由来、文澜阁之遭劫重建及其归并、阁书燹后之补苴、阁书规制以及当时浙图所藏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之情况均作了精细的研究或阐述。此外，该文尚有“文澜阁四库全书大事年表”、“丁氏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阙简纪”、“文澜阁四库全书燹余原钞表一(全部完整者)”、“文澜阁四库全书燹余原钞表二(奇零残阙者)”、“丁氏补钞后阁书重佚表”等附录。该文至今仍是研究文澜阁《四库全书》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浙江图书馆百年学术论文选》[33]将其作为张崟之代表作加以收入，并且是该书中篇幅最长的一篇论文。此外，张崟还撰有《七阁四库成书之次第及其异同》[34]、《四库全书史表》[35]、《文澜阁四库全书史表》[36]、《文澜阁四库全书简说》[37]、《西湖文澜阁规制征故》[38]、《关于影印四库全书之管见》[39]、《最近景印四库全书三种草目比较表》[40]等论文。民国时期对于七阁四库均作过研究，其中以文澜阁《四库全书》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最多，占半数以上。除了张崟之外，张宗祥、陈训慈、杨立诚、顾颉刚、毛春翔、张丰、单不庵、孙延钊、徐伯璞、洪焕椿、周庆云、章箴、祝文白、周行保、刘实君、君弢等学者，均发表过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专文。这应该与文澜阁《四库全书》具有不同于其他六阁之独特价值有直接关系。

张舜徽乃余嘉锡之婿，在《四库全书》研究领域也有专著。他认为，《四库提要》内的48篇序(含四部总序和44类小序)乃治学门径中之门径，于是在给大学文科学生讲授“国学概论”时，即取48篇序作教本，1947年在讲义的基础上修订为《四库提要叙讲疏》一书。该书“首取《提要》本书以相申发，次采史传及前人旧说藉资说明，末乃附以愚虑所及而讨论之”[41]。张氏本人将该书列为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之一。[42]虽然该书对于著述等身并且博大精深的张氏而言，并非代表张氏主要学术成就的著作，但同样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为“《讲疏》不是一般的文字注释，而以发表见解为主。……这样的疏释，明显是在做学术源流的考辨工作”[43]。胡楚生对该书评价甚高，指出:“读是书者，手此一编，而于《四库总目》所有各序，委实有观澜索海，探本寻源之乐，亦不啻周览数十种学术流变之发展史也，则其有功于后学者，岂浅鲜哉!”[44]鉴于该书之重要价值，台湾学生书局将其列入《文献学研究丛刊》之一种，已于2002年重新出版，以广流传。

关于民国时期的《四库全书》研究，还有一件工作不得不提，就是上个世纪20—40年代，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利用日本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由其所属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聘请多位中国学者而编成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著录图书多达32961种(个别书有重复)，大多是《四库提要》编纂以后至20世纪30年代新出之书，也有乾隆以前之书。根据档案材料与现存稿本核实，从1931年7月至1945年7月，实际参与《续修提要》撰稿工作的共有71人，[45]其中包括杨树达、罗振玉、傅增湘、柯劭忞、董康、伦明、江瀚、张寿林、叶启勋、班书阁、谢国桢、王重民、向达、杨树达、余绍宋、胡玉缙、邵瑞彭、傅惜华、孙楷第、吴承仕、刘节、赵万里、谭其骧、尚秉和、罗继祖和傅振伦等著名学者。《续修提要》著录书籍之多，篇幅之大，内容之广，超过此前任何一部书目，并且在《中国古籍总目提要》出版之前，该书仍是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最大的一部目录学著作。它大体上反映出乾隆以降中国学术发展以及存世著作之概貌，对于清代学术史和古典文献学(尤其是清代文献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续修提要》还著录了不少日本、朝鲜、英国和法国等国有关博物馆、图书馆所藏，而中国国内业已失传或难以找到的汉文典籍、敦煌写本以及其他珍本，委托当时留居国外的学者就近撰写提要。这是《四库提要》编纂者们无法做到的。虽然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四库提要》的编纂动机或许不尽纯正，问题颇多，但决非“撰稿者或为媚日无耻的学界败类，或为迫于饥寒的鬻文寒士”[46]。事实上，71位参与撰稿工作的中国学者大多是学识渊博的正直之士，就是像董康这样曾供职于伪满洲国的学者，也不应该因人废言，否定他的学问。即便是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等日方负责人，亦系大名鼎鼎、成果丰硕的著名汉学家，不能与日本侵略者(包括文化侵略者)混为一谈。笔者认为，无论从哪方面而言，《续修提要》的编纂都是功大于过。

再有，众所周知，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太平天国战乱后仅剩8千余册，不足原书的1/4，后来进行过3次大规模的补钞，其中2次是在民国时期完成的。1915—1923年，曾任浙江图书馆总理(馆长)的钱恂主持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历史上的第2次补钞工作，共钞成待访书13种、20卷，另外还从坊肆购回旧钞残本182种、268卷。“钱氏历时最短，卷帙亦最鲜，然其补写，颇多精妙，《西清砚谱》、《离骚图》二种，其尤箸者。”[47]1923—1924年，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张宗祥主持了第3次补钞事宜，总计补钞阙书、阙卷217种[48]、4497卷、2046册，同时还校正丁丙钞本213种、5610卷、2251册，重钞577页。此外，1934年时又补钞1种。经过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基本上恢复了原貌，钱恂、张宗祥等人功不可没。诚如黄爱平所云:“文澜阁《四库全书》作为江浙三阁全书中唯一幸存的一部书籍，其原钞本固足珍贵，补钞本也同样不可忽视，它们都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49]顾志兴认为文澜阁《四库全书》之版本弥珍弥贵，指出:(文澜阁《四库全书》)“就版本角度说，即有原抄、丁抄、钱抄、张抄四个版本，是部名副其实的‘百衲本’。可是，正因为此，文澜阁库书便有了独特的价值。从版本的角度说，优于现存之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堪称举世无双，文澜独一。”[50]事实上，因补钞本所据多为足本、善本，故其版本价值往往高于原钞本。以第2、第3次钞本为例，如张次仲《待轩易说》8卷，原钞本据浙江巡抚采进本，而钱恂钞本据原刻本补钞，不分卷，共计6册，版本较原钞本为优;王樵《春秋辑传》，原钞本据直隶总督采进本，而张宗祥钞本则据明万历刊本。[51]经补钞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不但能够据以补足现存其他三阁四库之删节改易，而且能够据以补足其他三阁所据之原本的残缺，此外可证《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之讹误者颇多。崔富章在撰写《四库提要补正》[52]一书时，也着意查考文澜阁《四库全书》中的补钞本，所得皆著录于《补正》各条之末。当然也有个别补钞本的价值反而不如原钞本。鉴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独特价值，杭州出版社即将推出全书的影印本，以广流布和利用。

此外，郑鹤声的《四库全书简说》[53]，王伯祥的《四库全书述略》[54]，叶仲经的《清四库全书平议》[55]，逸樵的《乾隆修书与清代学术之影响》[56]，徐绪典的《乾隆焚毁书籍考》[57]，仰弥的《关于纪文达——为公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书百六十年作》[58]，曲正的《四库全书之编辑及其功罪论》[59]，王重民的《四库抽毁书提要稿》[60]及其所辑的《办理四库全书档案》[61]，林鹤年的《四库全书表文笺释》[62]，黄云眉的《从学者作用上估计四库全书之价值》[63]，叶德辉的《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64]，叶启勋的《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65]，黄颂尧的《四库未收书版本考》[66]，周云青的《四库全书提要叙笺注》[67]，《四库书目总录样本》[68]和《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69]，金梁的《四库全书纂修考跋》[70]，袁同礼的《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辑本之缺点》[71]和《宛委别藏现存书目》[72]，陈乐素的《四库提要与宋史艺文志之关系》[73]，柴德庚的《四库提要之正统观念》[74]，钱穆的《四库提要与汉宋门户》[75]，李慈铭的《四库提要子书类之疏谬》[76]，张秀民的《评四库总目史部目录类及子部杂家类》[77]，金毓黻的《〈四库全书提要〉解题》[78]，孙德谦的《四库提要校订》[79]，李文裿的《四库全书目录类小序注》[80]，汪康年的《纪文达四库全书提要稿本》[81]和《浙江采进遗书总目》[82]，陈仲益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缺本之发见》[83]、《文渊阁〈四库全书〉缺本之发见续记》[84]和《孤本〈四库全书〉荟要之发见》[85]，毛春翔的《四库著录浙江先哲遗书目》[86]和《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87]，卢靖的《四库湖北遗书提要》[88]，吴保障的《四库著录安徽先哲书目》[89]，冷衷的《四库著录河北先哲遗书辑目》[90]，陈监先的《四库著录山西先正遗书辑目》[91]，孟森的《字贯案》[92]和《选刻四库全书评议》[93]，伦明的《续修四库全书刍议》[94]，刘国钧的《四库分类法之研究》[95]，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96]，陈乃乾的《四库全书总目索引》[97]和《索引式的禁书总录》[98]，于炳耀的《四库全书索引》[99]，杭州抱经堂书局编的《清代禁毁书目四种索引》[100]，杨立诚的《四库目略》[101]和《文澜阁目索引》[102]，金天游的《四库全书表解》[103]，钱恂编、章箴补的《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附《文澜阁目补》)[104]，奉天图书馆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及索引》[105]，鞠增钰的《四库总目索引与四库撰人录》[106]，张宗祥的《补钞文澜阁四库阙卷纪录》[107]等，均为民国时期具有一定价值的与《四库全书》研究有关的论著或工具书。再者，陈登原在其著作《古今典籍聚散考》[108]中，将《四库全书馆与禁书运动》、《四库全书之今昔》和《四库修书前后时之藏书家》，各自列为专门一章加以论述，实际上是3篇关于《四库全书》的论文。此外，同时期的日本学者在《四库全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松崎鹤雄的《论四库全书》[109]和《四库全书一瞥记》[110]、藤塚邻的《四庫全晝編纂と其の環境》、近藤春雄的《四库全书编纂的动机和目的》[111]、桥川浚的《四库全书的评价》[112]等。

当然，民国时期的《四库全书》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就总体而言，研究者的视野还不够开阔，绝大多数论著基本上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四库全书》进行研究，很少从学术、文化史的角度来探讨有关问题。从研究方法来看，也大多是传统的考据和注释方法。杨家骆的《四库全书通论》虽然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设想，但未能成为民国时期《四库全书》研究的主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令人遗憾!此外，《四库全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113]可惜民国时期除了王任光发表过论文《四库提要之论西学》[114]外，其他学者都没有专门关注这一问题。

第二，除了陈垣等个别学者之外，绝大多数《四库全书》研究者因条件所限，无法利用有关原始档案材料，就是陈垣也仅仅利用了其中的部分档案。这就使得对某些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入，有的研究结论与事实并不相符，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15]一书，之所以能够在民国时期相关论著的基础上，在《四库全书》研究领域取得许多新的突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大量珍贵史料。[116]

第三，众所周知，《四库全书》本身具有很大的缺失，讹误脱漏以及改易文字、删削字句、抽换篇章之处颇多。然而，民国时期的《四库全书》研究，对于四库著录书文字内容是否真实确切论及甚少。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客观原因。因为到了民国时期，《四库全书》那种不可冒犯的权威性虽已不再存在，但当时整个社会经常处于动乱之中，库书深置高阁，披览不易。而要从事《四库全书》的补正工作，必须经常接触原书，故当时的一般学者，即便有深入探究之心，也往往只能着眼于《四库全书》的有关外围问题，直接切入其著录书的机会不多。[117]

第四，民国时期的《四库全书》研究论著水平参差不齐。一些论文或专著的某一部分中有大段属于介绍性的文字，有时人云亦云，错讹之处也照抄不误，学术价值不高。问题最多的书当属《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如上文所言，《续修提要》的编纂功大于过，但该书中的各篇提要成于众手，水平不一，瑕瑜互见，有不少提要仅仅照抄原书的序跋和目次中的部分内容，再加上作者的简介，无任何考辨及评价文字，价值不高。另有个别提要错误百出。梁容若曾经在《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118]一文中，专门指出了该书原稿的错误粗疏以及校印的草率。同时，该书缺乏像《四库提要》那样的学术性极强的总序、小序，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令人遗憾!此外，由于当时未进行总纂工作，导致该书的拟目和分类都不尽合理和完善。因为问题太多，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在将该书的“经部”整理完毕并由中华书局于1993年排印出版后，后续部分难以整理，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便改为由齐鲁书社于1996年将全部原稿影印出版。[119]此外，即便是上文提及的水平较高的论著，也有一些可以改进之处。如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有时从一部书中辑录了某一部分，但缺漏收了其他部分。像《永嘉丛书》中所录《四库提要》，常有孙诒让所加之按语，胡著在《刘左史集》下加以移录，而《横塘集》、《止斋文集》和《浪语集》等的按语却未收，不能不说是一个疏漏。同时，胡氏之按语固多精审，然而也有可商之处。

纵观民国时期的《四库全书》研究史，其成就是主要的，不足之处是次要的。《四库全书》研究史乃民国时期古文献学研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为“四库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一批著名学者加入到《四库全书》研究的行列之中，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大多数论著至今仍有较大参考价值。[120]此外，像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纂修考》等论著，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在中国内地重版过，一般学者寻检不易，有关出版社可以考虑重版，以利于《四库全书》研究的发扬光大。

注释:

[1]1937年，余嘉锡以该书史、子二部写定之稿224篇，编为12卷排印出版，名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正》。此后续有增益修改，全书24卷直到1958年方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2]有关论著在提及《四库提要辨证》的具体篇数时，大多依该书“序录”之说法，即490篇。而笔者根据中华书局1980年版本统计，实际篇数应为488篇。

[3]周祖漠、余淑宜《余嘉锡先生传略》，收入《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第672页。

[4]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序录》，中华书局，1980年，第48—49页。

[5]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序录》，中华书局，1980年，第49页。

[6]李学勤《余嘉锡小传》，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杨树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页。

[7]胡玉缙在清宣统初年，任礼学馆纂修及京师大学堂经学教习，余嘉锡为其及门弟子。

[8]胡玉缙撰，王欣夫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950页。

[9]胡楚生《〈四库提要补正〉与〈四库提要辨证〉》，原载台湾《南洋学报》，第8、9期(1975年)。收入王秋桂、王国良合编《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第159—160页。

[10]《许庼经籍题跋》著录之书实有405种。

[11]王欣夫《蛾述轩箧藏善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50—1251页。

[12]该书是杨家骆《四库全书学典》之第一部分，另有增订单行本。

[13]杨家骆《四库全书通论》，载杨家骆《四库全书百科大辞典》(即《四库全书学典》)，警官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页。

[14]杨家骆《四库全书通论》，载杨家骆《四库全书百科大辞典》(即《四库全书学典》)，警官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15]中国图书大辞典编辑馆，1932年。

[1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3页。

[17]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

[18]该文初稿约作于1920年，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的该文为1922年12月重订稿。

[19]该文作于1920年8月陈垣检查《四库全书》时，以后又作了个别订正。该文曾油印，并为一些杂志及著作所转载或引用。但油印本只有各类别的册页数，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时，据原稿加入各属别的册页数，并将题目改为《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

[20]该文作于1928年，王重民所编的《四库抽毁书提要稿》(1931年9月铅印本)将其作为附录。编者所加之标题为《陈援庵先生致余季豫先生函》，收入《〈四库全书〉之纂修研究》(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时改为《致余季豫先生函答四库抽毁书原委》，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时改为《四库撤出书原委》。

[21]具体撰写年月不详，后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

[22]该文作于1933年8月，曾刊登于1933年9月5日的北平《晨报·北晨学园》。当时的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印了《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分送有关专家签注意见。此乃陈垣所作之签注。

[23]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5号(1933年9月)。

[24]该文作于1942年，后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

[25]载《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双十节故宫文献论丛》，国立故宫博物院，1936年。

[26]该文是1924年陈垣致廖世功(叙畴)的信，后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题目系编校者所加。

[27]参见刘乃和《陈垣对研究〈四库全书〉的贡献》，《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2期。

[28]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年。

[29]上海启智书局，1928年。

[30]《四库全书答问》列出了《四库全书》收录外国人著作一览表，共计17种。笔者根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通过详细考辨，发现《四库全书》收录了来自欧亚10个国家的外国人的22种著作(含合著、译著)。参见陈东辉《〈四库全书〉及其存目书收录外国人著作种数考辨》，载《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31]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卷第1期(1925年6月)。

[32]载《文澜学报》，第1集(1935年1月)。

[33]中华书局，2000年。

[34]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5号(1933年9月)。

[35]载《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第1卷第3期(1932年5月)。

[36]载《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第1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0月)。

[37]载《浙江图书馆馆刊》，第2卷第1期(1933年2月)。

[38]载《浙江图书馆馆刊》，第3卷第2期(1934年4月)。

[39]载《浙江图书馆馆刊》，第2卷第4期(1933年8月)。

[40]载《浙江图书馆馆刊》，第2卷第5期(1933年10月)。

[41]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自序》，收入张舜徽《旧学辑存》，齐鲁书社，1988年，第1643页。

[42]参见张舜徽《八十自叙》，收入张君和选编《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43]周国林《张舜徽先生历史文献学成就述要》，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44]胡楚生《跋张舜徽教授〈四库提要叙讲疏〉》，收入胡楚生《图书文献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

[45]参见罗琳《〈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纂修始末》，载台湾《中国书目季刊》，第30卷第3期(1996年12月)。

[46]杨家骆《四库全书通论》，载杨家骆《四库全书百科大辞典》(即《四库全书学典》)，警官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79页。

[47]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载《文澜学报》，第1集(1935年1月)。

[48]赵冰心、裘樟松《文澜阁〈四库全书〉补钞本之价值》(载《图书与情报》，2000年第1期)一文，误作211种。

[49]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78页。

[50]顾志兴《文澜阁与四库全书》，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176—177页。

[51]参见顾志兴《文澜阁与四库全书》，杭州出版社，2004年;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载《文澜学报》，第1集(1935年1月);张宗祥《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载1961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赵冰心、裘樟松《文澜阁〈四库全书〉补钞本之价值》，载《图书与情报》，2000年第1期;何槐昌、郑丽军《一部具有特色的〈四库全书〉——文澜阁〈四库全书〉》，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3年第4期。

[52]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53]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

[54]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12期(1925年12月)。

[55]载《金陵学报》，第3卷第2期(1933年11月)。

[56]载《再建旬刊》，第1卷第16期(1940年7月)。

[57]载《协大学报》，1949年第1期。

[58]载《中和》，第2卷第6期(1941年6月)。

[59]载《民治月刊》，第22期(1938年7月)。

[60]上海医学书局，1931年。

[61]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

[62]收入《求恕斋丛书》，吴兴刘承干1915年刊本。

[63]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5号(1933年9月)。

[64]有江安傅氏双鉴楼藏钞本和梁氏慕真轩藏钞本。

[65]载《图书馆学季刊》，第7卷第1期—第10卷第4期(1933年3月—1936年12月);《金陵学报》，第3卷第2期(1933年11月)、第4卷第2期(1934年11月)、第6卷第2期(1936年11月)。另有1933年单行本。

[66]载《苏州图书馆季刊》，第2期(具体出版年月不详)。

[67]上海医学书局，1926年。

[68]上海医学书局，1929年。

[69]梁氏慕真轩藏稿本。

[70]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9号(1924年5月)。

[71]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5号(1933年9月)。

[72]载《北大图书部月刊》，第1、2期(1930年3月)。

[73]载《图书季刊》，新第3、4期合刊(1946年12月)。

[74]载《学术集刊》，第1期(1945年8月)。

[75]载《益世报·读书周刊》，第24期(1935年11月14日)。

[76]载《文艺杂志》，第4期(1915年4月)。

[77]载《文华图书馆专科季刊》，第2卷第1期(1930年3月)。

[78]载《四库全书提要》卷首，辽海丛书社据文溯阁本排印，1935年。

[79]载《亚洲学术杂志》，第4期(1922年9月)。

[80]载《教育学报》第8期(1941年10月)。

[81]载《文艺杂志》，第11期(1915年11月)。

[82]载《文艺杂志》，第11期(1915年11月)。

[83]载《现代评论》，第17期(1925年4月)。

[84]载《现代评论》，第27期(1925年6月)。

[85]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卷第2期(1925年7月)。

[86]载《文澜学报》，第2卷第1、第2期(1936年3月、6月)。

[87]载《图书展望》，第3期(1947年4月)。

[88]沔阳卢氏慎始基斋1922年刊本。

[89]载《学风》，第1卷第6—8期(1931年4—6月)。

[90]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9卷第2期(1933年10月)。

[91]载《说文月刊》，第2卷第8期(1942年11月)。

[92]载《东方杂志》，第13卷第5号(1916年5月)。

[93]具体撰写年月不详，后收入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

[94]载《国学月刊》，第1卷第4期(1927年1月)。

[95]载《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26年9月)。

[96]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32年。

[97]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

[98]1932年印本。

[99]北平法文图书馆，1934年。

[100]杭州抱经堂书局，1931年。

[101]浙江省立图书馆，1929年。

[102]浙江省立图书馆，1930年。

[103]浙江省立图书馆，1929年。

[104]浙江公共图书馆，1923年。

[105]奉天图书馆，1938年。

[106]载《辅仁学志》，第1卷第1期(1928年12月)。

[107]1926年刊本。

[108]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109]载《满蒙》，第9卷第7期(1928年7月)。

[110]载《东北文化月报》，第7卷第8期(1928年8月)。

[111]载《满蒙》，第18卷第6期(1937年6月)。

[112]载《满蒙》，第14卷第10—12期(1933年10—12月)。

[113]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计文德的硕士论文《从四库全书探究明清间输入之西学》(台湾汉美图书公司，1991年)，视角新颖，颇有价值。

[114]载《上智编译馆馆刊》，第3卷第1期(1948年1月)。

[11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1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117]参见吴哲夫《〈四库全书〉补正工作之回顾与前瞻》，载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编《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8]载台湾《书和人》，第245期(1974年9月)。

[119]虽然《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整理难度甚大，但复旦大学的吴格教授知难而上，由他主持的该书的整理项目已于2002年获教育部立项并正式启动，全国多所大学、图书馆的专业人员承担了校点任务。此次整理，以齐鲁书社影印本为工作底本，参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标点本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排印本(仅有原稿的三分之一，并且错误甚多)，尽可能核对稿本及打印本。该书分为经、史、子、集、丛书、方志六部，预计从2005年开始陆续出版全文标点排印本，总字数近2千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工作是民国时期《四库全书》研究的继续。

[120]经统计，林庆彰主编的《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收录民国时期的“四库学”论著275种。该目录收录了民国时期与《四库全书》研究有关的大多数论著，但尚有一些遗漏，如本文提到的陈仲益的3篇论著以及于炳耀的《四库全书索引》、金天游的《四库全书表解》等均未收。

参考文献:

[1]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2]王余光，吴永贵，阮阳.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3]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98.

[4]存萃学社编集.《四库全书》之纂修研究.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

[5]林庆彰.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