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探源及其作者吴世昌先生

魏旸

《〈红楼梦〉探源》是一本考证书——考证《红楼梦》的本来面目。“研红”本来不是吴世昌先生涉猎的领域。他长于训诂，雅爱词学，20世纪30年代讲授文史，40年代兼事政论，1947年至1961年应聘在牛津大学执教。1954年，开展了一个名叫“《红楼梦》研究批判”的运动，由批判俞平伯先生而延伸到批判胡适先生，旨在反对一切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特别反对用考证来鉴别史料的真伪。反对的理由非常强大有力，因为除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不需要其他知识。既然考证不能为这两种斗争效劳，就不配在知识的领域中存在。

世昌先生对《红楼梦》的考证，开始于这个批判运动奏凯之后。他以讲学之暇，穷数年之功，运用他精通的考证学而不是他所不熟悉的主义，就当时可能见到的抄本和相关资料，爬罗剔抉，分析比较，完成了一部考证报告《〈红楼梦〉探源》（后简称《探源》）。此书按照他所考察的五个步骤分为五卷，即抄本探源、评者探源、作者探源、本书探源和续书探源。书以英文写成，196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探源》的中文版，先生生前翻译了一半，未竟的部分是我勉为其难受命补译的，在20世纪90年代末面世。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书，是《探源》的节本，它略去了基础性研究（对抄本、评语的对比分析）部分，直接进入对评者、作者、全书故事结构的考察。这样读起来比较有趣，不枯燥，但因此也难以了解作者治学的路径。读完此书，如有兴趣进一步与作者一同“探源”，不妨检阅《吴世昌学术文丛·红楼探源》（北京出版社，2000年）。

《探源》的第一位读者，是把《论语》《道德经》《诗经》《九歌》和《西游记》译成英文的汉学大师亚瑟·卫莱爵士（Arthur Waley，1889—1966）。他欣然作序，说自己四十年来，每读《红楼梦》，常有感于其成书的种种问题不可得解：“吴先生此编解决了我多年所望解决的问题，在明白和剀切两方面，较之我读过的其他论著，都远擅胜场。”

本来许多人把《红楼梦》当作自传体小说。经过考证，《探源》有根有据地指出：贾宝玉的原型不是作者曹雪芹，而是少年时代的脂砚斋。评者脂砚斋，既不是曹雪芹，也不是贾宝玉的表妹史湘云；他是作者的一位尊长，很可能是作者的叔父。《红楼梦》写了一家贵族如日中天时的显赫，也写了它败落后的凄凉。原书不是未完成的残稿，而是有头有尾的全本，只是没有最后写定，尚在不断征询意见进行修改之中，又在流传中不幸损缺而已。全书本来不是一百二十回，最初可能是一百回，后来扩充到一百一十回左右。在作者死后的一次传阅中，八十回以后的文稿（大约有三十回之多）不明不白地丢失了。小说所以长期局限在亲友和赞助者的小圈子中传阅，除了没有定稿，还和当时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统治手段即文字狱有关，因为小说中有朝廷所不愿意让大家看到的“关碍语”。现在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是作者去世二十多年后由高鹗补续的。高鹗很可能看到过原书八十回以后的部分回目和部分内容，不过他的续作与作者和评者在前文、眉批和夹注中的明喻暗示很有出入。为了配合后四十回，高鹗还改动了前八十回的某些文字。幸亏作者和评者的提示是不可磨灭的，它为读者提供了凄美而又朦胧的想象空间，激起一代又一代人缕缕不绝的遐思。

粗疏的概述绝对不可能表达《探源》的结论于万一。我想指出的是，先生研究学问，求真崇实，坚持搜集证据，鉴别证据，从证据出发；不凭猜度，或灵感，或趣味，或风向，去作出肯定与否定的结论。世昌先生在经历迷宫追本溯源的同时，饱尝着探索者的艰辛与乐趣。我们在阅读中，随他一起，上下求索，庶几也是一种分享。

“《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扫荡的中心是文史界，不少学者因此只好改变治学的道路，转而从事文史主题的社会性、人民性、革命性、局限性之类的推导；吴世昌先生则我行我素，老而弥坚。为什么？我问过先生，先生的回答很平淡：“各尽所能。”他说，各方面的研究，都是需要的；但上层建筑是他力所不能及的殿堂；他是“小工”，应该做点清理地基打夯铺砖之类的基础性工作。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请允许我补充两点。第一点，可能和他做人的原则有关。先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愿意用自己的脑思考，自己的嘴说话，不懂得赶浪头，凑热闹。记得1966年上半年，批判《海瑞罢官》的炮声已经隆隆，中央某部开座谈会，吴世昌先生在会上依然泰然自若，坐而论道，侃侃而谈“清官总比贪官好”。他把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命名为“文海战术”，并且执着地认为，“文海战术”无助于解决学术上的是非。“文革”中，他奉命到五七干校劳动，后来接到通知回京，军代表要大家畅谈收获，他一言不发。点名要他发言时，他说：“五七干校没有什么好——要我们回去，不正说明问题了吗？”后来刘再复先生以“正声满学院”相挽，良有以也。

第二点，可能和考证的特点有关。考证的兴起，和怀疑同源。魏晋的怀疑主义，实质是不合作，表现为谈空说玄。唐宋元明，知识分子的出路在于应举做官，几乎谈不上怀疑和考证。理学流行，主要是“代圣人立言”。清人入关后，相当一段时间，一部分汉族读书人不屑参加科举，开辟了考证即朴学的新天地。在理学的时代，人们习惯于高谈是非而不问所以然；朴学则不然，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哪怕是天经地义，也得问它个水落石出。比较起来，这是中国传统读书人中最接近于现代理性态度和科学方法的学派。他们的共同准则是“拿出证据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如胡适先生、顾颉刚先生，在整理国故方面，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怀疑·考证·创新”的路。这也正是世昌先生性之所近的治学之路。

1930年，世昌先生在燕京大学读二年级，发表了一篇论文：《释〈书〉〈诗〉之“诞”》。他不满足于两千年来被奉为圭臬的汉儒的解释，独辟蹊径，对《尚书》《诗经》中的全部33个“诞”字逐一解剖，找到了答案：“诞”者，“当”也，“其”也。理由“如此平常”[1]：“诞”和“当”同纽，“当”和“其”互训。拿这把钥匙去破解《尚书》和《诗经》中的33个“诞”字，27个迎刃而解。那无解的6个字，恰恰都在所谓古文《尚书》之中，从而为证实古文《尚书》的伪造提供了新的铁证。原来是一些读不懂“诞”字的儒生，一方面把“诞”误解为“大”，另一方面又本着这一误解去伪造古经，露出了自己的马脚。这篇论文以及后来继续探讨古籍语词的一系列论文，奠定了吴世昌在国际汉学界的声誉。的确，考证之于吴世昌，正如水之于鱼。后来，是救亡图存，共赴国难，逼他走出书斋，认识了储安平诸君子，一时成了政论家，发表了《中国文化和现代化问题》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时评。1962年回国，他进一步考证《红楼梦》，依据新材料，修正一些原有结论，进行新的探索，用中文写了多篇论文，结集为《红楼梦探源外编》等书。

我有幸亲承謦欬，断断续续，凡四十年，惜乎资质鲁钝，难于登堂入室。现在谨借北京出版社把《探源》（节本）编入“大家小书”丛书之机，把我所知道的一点一滴，贡献如上，或许，对年轻的读者诸君可能有所启发？

[1]先生曾自撰一联，“学问只如此，真理极平常”，置诸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