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吴子深先生

余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自故都迁居上海，其后虽间一出游，然沪居故在。岁时归息，率以为常。抗倭战起，尽室西迁，图史荡然，师友离散。受降而后，始复东归。既抵上海，言寻友旧，则死生契阔人事已非。十余年前过从谈艺之乐，自一二前辈当得相见之外，皆杳不可复得矣。然而倾盖相逢，使人敬爱犹有一人焉，则吴子深先生也。

当西南漂泊之际，余已闻子深画名，顾无由得其画。意其人暗修之君子也。至上海始得观其山水及竹石，气韵醇雅，卓然存前贤矩度而不为趋时之笔，乃心焉敬之。余窃以谓艺术之事与政术同符，其因革损益无不有自然之势。今者为未来之古，古者乃已往之今。有所法而后能，故古不可不师也。有所变而后大，故今不可不通也。惟其通今，故古不乖时；惟其师古，故今不同弊。其涉于政术者余不欲言之矣。其涉于艺术者，以画而言，赵之谦任颐之后纵横恣肆至吴昌硕而极，至王震齐璜而滥，不足观矣。然此数子者享年甚高，得名甚大，故其流毒于斯世也甚广。后生小子见噉名动俗之易，则群趋于狂怪粗俗之途。此近世画风一大厄也。最近十余年此风渐息，而国家兴复之期，应已不远。画风丕转，渐见其端。凡沈潜于昔贤深造自得，不为俗转者无论其为唐为宋为元明为清皆可当也。自今以后，其能开一代之风气而垂久远者，必自此沈潜深造之诸君出焉，亦可断言也。余固阴以此意衡量并世名家。其所以于子深之画敬之爱之者此也。

既而余友陈松樵夫妇和余与子深相识。以松樵与子深姻娅有连，余亦得于杯酒之间脱略谈笑，纵观画幅，旁及渊源。因以知子深虽今已为吴县人而其祖籍固出于吾皖。自其少日诗书之外，则已好画。家藏元以来真迹数百事。力学潜修十余年，于古人既已心通其意，故能自立章法，且鉴别古画亦自具识解。自兹以来三十五载，虽研精益久及门益多，然君好学虚怀老而弥笃，故其落笔挺秀用墨苍阔自得之妙，有如轮扁扁之不能传其子者矣。君论画之言曰“唐人偏重像真，至宋元始笔墨兼备，开写意之门。明清两朝无不师法董巨。雍乾百余年间，名迹都归内府。昔时行旅艰难。学者既不能多览古贤名迹，又不见名山大川，不无气局狭小之感。今则轮轨幅辏，印刷术精进，名迹景印，流传甚易。学者自可后来居上矣”。又曰，“历代名家艺术之足传者，无不品学兼超。立身行己尤须谨慎。稍有越礼，笔端自难洁净。俗之一字，为画家大病，即由立品不高所致。”又曰：“雅俗二字不易了解。雅者用笔简洁，绝无起落痕迹。敷墨浓淡干湿一任自然。不求人知不媚俗目。乘兴着笔，兴尽便止。俗者伸纸先求媚人，悦目。成见在胸，天真自被拘束。用笔强作努力。落墨故作肥厚。剑拔弩张，黑气满纸，使人愈观愈厌。”凡此所言皆称心而谈，自道甘苦。尤于立品之言为探源之论。盖未有无品之人，可以立贞固之德者。而究心艺事，又非贞固之士，视富贵若浮云者，不能有成。君其知道者哉。

子深山水，师法董巨，于明之董玄宰似尤有契焉。余读玄宰画禅室随笔，言王洽泼墨之法，以及于米氏之云山深有味于其言。而君用墨轻灵敏妙，独有会心，可谓其无议论相发者也。逮于清之四王，亦瓣香不废。其于画竹，则初师明之夏昶，以上溯于宋元之文同吴镇。其言曰：“写竹肇自唐吴道子王右丞。至宋苏东坡文与可，洗尽刻画，随笔挥洒自能传神。元代绘家具体而微。至明初夏仲昭太常以后，董君一法几至中绝。扬州八怪别立法门，流入霸道矣。”余观子深写竹志意之作，足与明初诸子颉颃，盖其苍润秀逸之处，笔飞墨舞，与之相近也。

抑中国之画有表有里。表者，今人所谓自美术之观点以观者也；里者，今人所谓自哲学之观点以观者也。凡赋色，造形，经营位置，足以显示其功力之深浅者，皆属于表者也。至若画家之身世，与其所以自立自守之道，为智慧与行为之所出者皆属于里者也。中国人对于画之要求，不惟现于画幅之美术形象而已，并进而要求所以表现此形象之哲学意义。此意义有属于画家对于人生之态度者，有属于画家对于邦国及人民之态度者，其方面虽千差万别要皆在哲学观点之范围。其偏重之极，至视哲学观点较美术观点为尤重。故画家之修养，不能徒以丹青为已足；而必于其人格与智慧之磨砻三致意焉。元倪云林谓：“画写胸中逸气耳。”明董玄宰“以画为寄”。皆此意也。昔江贯道夏禹玉皆有长江无尽图传世。夫江夏为南宋名家，彼时国土日蹙，而犹文恬武嬉。感危亡之无日，哀生民之莫拯，乃援豪洒墨制为此图。所谓“无尽”之江山，惟可见之于“图”画，所以反形江山之将尽也。北宗画家马远，亦南宋人亦抱此痛。其作山水画，好占纸之一角，所谓“残山剩水”者也。其美术之形象如彼，其哲学之寄托如此。则其文艺之价值益高不待言矣。求之中国画师，如是之例殆不胜举。此又读画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故读中国之画，不惟应深究美术，尤须兼学其历史与文学。此不易之论也。

与余同观子深之画者，松樵夫妇而外，有美国李伦德博士夫妇。而李夫人又生活杂志之经理人也。李君夫妇观子深之画而乐之，间询余及于其精微之处。余愧所学之浅，而姑举此浅者以为答。余知子深必当微哂于旁耳。

民国三十五年九月霞飞路诸葛庐伯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