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吴雨僧先生

说是“想起了”，并非日常完全置诸脑后，而是近来写《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文，翻检寅恪先生诗作颇多寄怀雨僧先生和与雨僧先生唱和之诗，再查寅恪先生一生事迹，和雨僧先生多有关系。两先生称为知己，怀念所及，感从中来。

今天的青年，恐怕多已不知吴雨僧先生为何人。甚至在文学界，知道雨僧先生的人，恐亦不多。知道的人，也似乎多已淡忘了他。日常阅读报刊文字甚少，只忆前数年《人民日报》有一短文，谈先生对于在大学里建立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建设之功不可没。其实，先生贡献远不只此。只此一点，说明先生确乎似成被历史遗忘了的人。

先生名宓，陕西泾阳人。一九一八年留学美国，后复遍游欧美各国。生前历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校外文系教授，其中以任清华大学教授时间最长。

我从雨僧先生受业时间只有一年。一九四四年，先生离开西南联大，应聘到燕京大学外文系任教，我选修了先生的《西洋文学史》一课。此后偶尔尚去请益，但接触并不多。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先生一度任教武汉大学。全国解放以前，传闻先生曾萌削发入山之意。不知怎么的，去了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又不知怎么的，竟然放弃了他几十年执教的西洋文学，当了图书馆馆长。果如此，我想绝非他的本愿。一九七九年路经重庆，听西南师范学院一位教师说，先生是在一九七七年含冤去世的。这位教师向我历述“文革”中先生遭遇之苦，受折磨之深，令人不忍卒闻。精神肉体饱受摧残，挨过了“四人帮”的覆灭，终不免于一死。

先生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熏陶于西方文化之中，又热爱中国故有文化传统，国学根底极为深厚，诗作尤名于世，他的思想感情，无论于当世的西方和中国社会，都格格不相入。我以为，他的思想感情，或停留于西方的中世纪中（按先生课堂所教，他以为当称为“中世”，而不能称为“中世纪”，“中世”与“纪”相连为不通），或徘徊于《红楼梦》的大观园里。雨僧先生是《红楼梦》研究名家，他一生迷恋《红楼梦》，以为它是中国最好的小说，甚至是唯一的一部小说。但他不站在《红楼梦》外研究《红楼梦》，而是生活在《红楼梦》世界中，迷恋不能出。他每以妙玉自况，人或笑之。记得一次学校发工资，先生在办公室点数。事后，一位老师说，妙玉是不计身外之物的，吴先生何必如此认真。其实，雨僧先生毕竟是要生活的。但先生确实不知如何生活。思想感情既与现实相隔离，生活上亦复难以自理。先生与妻离异多年，长年是孤身一人在外生活。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就和我们学生同住于华阳县文庙中，不过他独居一室而已。每见他踽踽独行，对身边人与事概无所见，不时口中喃喃自语，我心中总有说不出的感触。他不是现实社会中人。他生活得太痛苦了。四川多老鼠，人皆不以为异。一次我入厕，是夜停电，朦胧难辨周围，忽闻有人声，连呼“打死它，打死它”，声带恐惧之情，我听出是先生声音，告诉他不要怕。先生说：“太可怕了！”

先生的思想感情难以令人理解，其痛苦便深不能去。他早年出于同情而爱上了毛彦文，这是先生所说的柏拉图式的恋爱，俗人不能理解。孰知毛后嫁给了年龄相差三十三岁的国务总理熊希龄（秉三），此事大伤先生之心，更感孤独。先生的学生、剧作家李健吾，以此事写成话剧《新学究》，从而嘲讽之。先生确乎有新学究之气，但我以为做此事有失忠厚之道，更非学生所应为。一九四六年，在上海我偶对李健吾先生言及此意，李先生仍不无自得，说他很了解雨僧先生，甚至说：“我把他写活了。”嘲弄老师的痛苦，实在是并不了解老师。

先生与梅光迪、胡光骕诸先生创《学衡》杂志，以《学衡》派名于世，其反对白话文与新文学，成了文学史上一桩大公案。我们不能为贤者讳，《学衡》派在文学主张上确有守旧之处，然不能以此为一人及同侪诸人一生功过定论。梅光迪、胡先骕诸先生皆各有所长和贡献，雨僧先生亦然。且雨僧先生的乐道之心，敬业之诚，确应永为世法。

于西洋文学，先生有极深造诣。先生讲《西洋文学史》，从头到尾，以英语讲述，熟极而透。记得他对《浮士德》，赞赏备至，一提起靡菲斯特，其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盖先生以今世多靡菲斯特，甚至皆靡菲斯特也。先生生平写格律诗最多，诗学功底甚深，平生寄怀多在诗中。茅盾《回忆录》曾说，《子夜》出，第一篇评论《子夜》且予以甚高评价之作，出于先生（当然是用文言写的）。此事大出茅盾意料，我们这些后辈自然更没有想到。受教于先生之时，从未闻先生对新文学及白话文有所议论，平时言谈，从未说到当年《学衡》与新文学界的争论，也从未听他说起曾为文推荐《子夜》。我想，先生绝非改变了初衷，可能是以为此皆过去之事，不在他的意中了。只是在讲述中推崇白璧德，使我想起了鲁迅当年讽刺“白璧德的高足”事。尽管鲁迅所指非先生，而先生确为白璧德高足。

先生研究《红》学，学生皆极仰慕。记得一次他对全校作学术演讲，题目是谈《红楼梦》的回目。所着意讲的，是对对子之学。哪些回目对子好，哪些差，娓娓而谈，回目背得烂熟，皆信口而出，无一纸笔记。对对子是一项今天听来似无用处的旧套，其实，先生深意如同其挚友陈寅恪先生所主张，对对子是测验中国语文基本功的最好之法，寅恪先生曾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有长篇评论。那是在一九三三年，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拟定招生国文试题，题中有以“孙行者”为题命对。一时群情大哗，寅恪先生乃致书刘文典（叔雅）先生论其用意。寅恪先生意中最佳之对为“胡适之”。“盖猢猕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寅恪先生此对原有所本，他说：“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为犬名⁽¹⁾，‘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于此，可见对对子是颇有学问之事。陈吴二先生所见相同。

雨僧先生为我国学术界立的第一功劳，我以为应推雨僧先生推荐寅恪先生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一九二五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雨僧先生为研究院主任，力荐寅恪先生任教（翌年到校。外传系梁启超所荐，误）。《吴宓文集》有如下一段文字：“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寅恪先生初上讲坛，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先生并称为四大导师，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国学研究院停办，五年之间，诸导师为中国文史之学培养了数十位卓有贡献的知名学者，此为世所公认。雨僧先生于一九二七年离研究院主任职，而其识人推荐之力和担任主任折冲樽俎之功，是中国学术界所不可忘的。

陈吴两先生相交逾五十年，切磋学问，至于晚年，寅恪先生之诗作多有散佚，多赖雨僧先生录存保留。雨僧先生对寅恪先生诗作了解最深，每有批注，能得其神。学人之风，君子之德，后学皆引为楷模。

寅恪先生以一代大师在“文革”中折磨至死，雨僧先生思想感情本不合于今世，被迫废其所学，管理图书，其痛苦可想而知。我为两先生泣，为中国学术泣。

雨僧先生赠寅恪先生诗甚多，仅录两首以见二先生相知之深：

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

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

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水滨。

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

（《吴宓诗集》卷七《京国集》，作于一九二六年）

己卯（一九三九年）端阳饯别陈寅恪兄赴英讲学

国伤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

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

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

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匆写此文毕，瘦骨嶙峋，光头少发，终年着长袍，孑然一身的“古人”吴雨僧先生，如在眼前，一个不容于时、不合于世的孤苦学者。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日

（原载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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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国策·齐策》及《史记·范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