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新儒学的课题与分系

▶一、宋明新儒学的中心课题

宋初开始的新儒学运动是针对残唐五代的社会文化秩序失范及道德生活危机展开的，运动的主题当然落在了对道德生活与文化秩序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的追问上。这两个问题，用传统的术语来说，就是本体与工夫的问题。

围绕这两个问题，宋明新儒学提出了一整套的范畴和命题。这些范畴，根据朱熹的弟子陈淳的《北溪字义》，主要有: 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等。这些范畴主要源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传》等典籍。随着思想的演变，不同思想家所看重的经典也不一样。周敦颐、张载的思想的经典依据主要是《易传》和《中庸》。二程则于《易》《庸》外，更重视《论语》《孟子》。朱熹则相当重视《大学》。陆象山、王阳明主要依据《孟子》，王阳明用孟子思想重新解释《大学》，作《大学问》，反对朱熹的《大学章句》，主张恢复所谓的古本《大学》。

至于其所讨论的具体问题和理论结构，可以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辑的《近思录》为代表来说明。此书共十四卷: 第一卷道体，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乃学问之纲领。第二卷为学，总论为学之要，已尊德性，必道问学。明乎道体，知所指归，斯可究为学之大凡。第三卷致知，论致知。知之至而后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总论致知之方。因致知莫大于读书，故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总论读书之法，而以书之先后为序: 始于《大学》，使知为学之规模次序，而后继之以《论》、《孟》、《诗》、《书》。义理充足于中，则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继之以《中庸》。达乎本原，则可以穷神知化，故继之以《易》。义之精而达乎造化之蕴，则可以识圣人之大用，故继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则可推以观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第四卷论存养，因为如果格物穷理虽至，而涵养不足，则其知将日昏，而亦无以为力行之地。故存养之功，实贯乎知行，而此卷之编列乎二者之间。第五卷克治，论力行。穷理既明，涵养既厚，及推于行己之间，尤当尽其克治之功。第六卷家道，论齐家。克己之功既至，则施之家而家可齐。第七卷出处，论出处之道。身既修，家既齐，则可以仕。然去就取舍，唯义是从，所当审处也。第八卷治体，论治道。明乎出处之义，则于治道之纲领，不可不求讲明之。一旦得时行道，则举而措之矣。第九卷制度，论治法。治本虽立，而治具不容缺，礼乐刑政有一未备，未足以成极治之功。第十卷政事，论临政处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则施于有政。凡居官任职，事上抚下，待同列，选贤才，处世之道具焉。第十一卷教学，论教人之道。君子进则推斯道以觉天下，退则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谓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第十二卷警戒，论戒谨之道。修己治人，常存警省之意，不然则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恶日积。第十三卷辨异端，君子之学虽已至，然异端之辨，不可以不明。苟于此有毫厘之未辨，则贻害于人心。第十四卷观圣贤，论圣贤相传之统，而诸子附焉。断自唐、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楚有荀卿，汉有毛苌、董仲舒、扬雄、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韩愈，虽未能传斯道之统，然其立言立事，有补于世教，皆所当考。迨于宋朝，人文再辟，则周子唱之，二程子、张子推广之，而圣学复明，道统复续，故备著之。

《近思录》涉及儒家成德之学的内圣外王两面的基本理论，可以说是新儒学的大纲，自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对广大士大夫的思想行为有重大影响。

▶二、宋明新儒学的分系问题

对于宋明新儒学内部不同的理论系统的分判，迄今已有多种观点。划分宋明新儒学内部派系的一个标准是结合地域与师承，有所谓濂(谓周敦颐)洛(二程)关(张载)闽(朱熹)的说法。从理论形态上看，南宋初年朱熹与胡宏、与陆九渊等人的争论，是新儒学内部不同派系形成的标志。由这种争论，导出后世关于宋明新儒学内部分为理学与心学两个派别的传统见解，一直到冯友兰撰《中国哲学史》时犹再沿用，只是冯友兰认为自己的创见是发现了心学、理学两派分别开于程颢、程颐兄弟。冯氏1986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认为张载学说以气为体，可以称为“气学”，与心学、理学并为宋明道学三派。

牟宗三认为濂溪、横渠和明道三人为一组，没有分系。程颐把性体理解为“只存有而不活动”的理，朱子将这一“性即理”的系统予以充分的完成。南渡后，胡五峰承北宋前三家，但以心著性，尽心成性，明心性为一。与朱子、胡五峰同时的陆象山则相应于孔、孟的仁道，另开学脉。于是朱子、五峰、象山三派鼎立。从整个宋明新儒学全程看，就形成了伊川朱子系、五峰蕺山系、象山阳明系这三系。[1]

劳思光先生则认为宋明之间儒学复兴运动之自觉方向是归向孔孟之教而排拒汉儒传统及印度佛教之压力，因此可视宋明儒学为一整体。根据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理论体系与孔孟之原旨之距离及其理论效力两面，整理出宋明新儒学运动发展的三个阶段，即: (一) 周敦颐、张载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之“天道”为第一序的学说，混有宇宙论与形上学两种成分而独不能建立主体性。(二) 二程之学虽有不同，但其共同特征在“性即理”一命题之提出，建立较纯粹之形上学系统，将汉儒所提倡之“宇宙论中心之哲学”扫除一空，亦对佛教提出一有力之驳辩，但“主体性”仍不成为第一序观念。朱熹虽主要承伊川，但其宇宙论兴趣特高，故于周张二程之学形成一综合系统。仍属未完成向孔孟回归之第二阶段。(三) 陆九渊则立主体性而归向“心性论中心之哲学”的阶段，逮王阳明立“致良知”学说，完成归向孔孟之儒学复兴运动[2]。此为关于宋明新儒学的一系三阶段说。

张立文1985年出版《宋明理学研究》，提出宋明理学分为主绝对理的程朱道学、主体理的陆王心学和客体理的张(载)王(夫之)气学三派。[3]

陈来则把宋明理学分为气学(张载为代表)、数学(邵雍为代表)、“理学”(程颐朱熹为代表)、心学(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四系。气学→数学→“理学”→心学，历史地、逻辑地展现了宋明理学的逐步深入的发展过程。气学针对隋唐盛行的佛教与道教崇尚虚无的学说，提出虚空即气，气为宇宙的终极实在，以从根本上打击佛老，为儒家学说建立一种宇宙论的论证。数学则进而研究实在的宇宙过程和历史过程的规律性，从而较气学进了一步。但这种努力未摆脱象数学的神秘色彩。其宇宙论也未能与儒家核心伦理原则结合起来。“理学”则把这些伦理原则上升为宇宙本体和普遍规律，使古典儒学获得强有力的本体论基础。但在道德实践上，把伦理原则作为外在权威，忽视了人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心学认为人的本心作为道德主体，其自身就决定道德法则，突出了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原则。四系历史的展开，正显示了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4]

以上对宋明新儒学内部理论分系的已有观点的综述，事实上也是对宋明新儒学发展历史的一个简单概括。下面一节将通过几个重要代表人物，对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作一粗线条的勾勒。

[1] 牟宗三: 《心体与性体》，第42—60页。

[2] 劳思光: 《新编中国哲学史》第3卷，第30—47页。

[3] 张立文: 《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7页。

[4] 陈来: 《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