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上四先生”与新儒学在四明的传播发展

南宋时，四明学术人才出现了群体性爆发，其标志就是“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讲学月湖之畔。“甬上四先生”志趣相投，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甚至在血缘上也相互关联。在他们的努力下，四明学术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使儒家文化不仅在四明地域的影响超越了道家、佛家文化，而且径直走上时代的巅峰，他们所创立的“四明学派”堪与“闽学”“关学”“蜀学”相媲美、相呼应，蔚为壮观。

陆九渊在槐堂、象山讲学前后数十年，弟子数千人。“然其学脉流传，偏于浙东。”朱熹也曾说过：“浙东学者，多子静门人，类能卓然自立，相见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其势力之大，影响之广，超过江西陆学门人。最著名的有明州慈溪杨简、鄞县袁燮、奉化舒璘和定海沈焕四人。因甬江流经其地，故号称“甬上四先生”，或“明州四先生”“四明四先生”。

杨简，乾道五年(1169)进士，先为富阳主簿。陆九渊路过富阳时，两人夜集双明阁，曾以扇讼为例，说孰是孰非，非本心为何？杨简闻之，“忽觉此心清明澄然”，继而拱坐达旦，质明拜纳，遂称弟子。后曾应鄞县史氏之请，多次在碧沚书院讲学，甬上士子从游者如云。杨简曾筑室于慈溪德润湖畔，更名慈湖，聚徒讲学，后人建慈湖书院以为纪念。杨简被誉为“陆氏之功臣”，在陆九渊逝世后对传播和发展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自象山既殁之后，而自得之学始大兴于慈湖。其初虽得于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独见，开明人心，大功于后学”。

沈焕，在太学读书时，与杨简、袁燮、舒璘为好友，同师事陆九渊。淳熙十年（1183），曾任丞相的史浩有御赐竹洲岛一处（今宁波月湖），史浩素与沈焕相好，于是把部分土地赠予沈焕，史浩在月湖竹洲为之建讲舍，称沈端宪讲舍，或竹洲书院，与杨简、袁燮会讲年余。

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在南宋中后期影响很大，在传播和弘扬陆学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浙东一带形成陆学研究的中心，浙东一带的书院多成为讲习陆学的基地。他们都提倡从人心着手，探寻人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统治的立足点，故黄宗羲说：“慈湖(杨简)每提‘心之精神谓之圣’一语，而絜斋(袁燮)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观四先生学术之同矣。”但因其各自的思想风貌不同，传播陆学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派别，即慈湖学派(杨)、絜斋学派(袁)、广平学派(舒)、定川学派(沈)。文天祥曾形象地勾画四派思想的不同特色：“广平之学，春风和平；定川之学，秋霜肃凝；瞻彼慈湖，云间月澄；瞻彼絜斋，玉泽冰莹。源皆从象山弟兄，养其气翳，出其光明。”杨简以“万物唯心”“万物唯我”的命题将陆九渊的心学向前推进了一步。袁燮把陆九渊心学引向政治和伦理，把人的一切社会行为视为“心”的体现，提出“天人一理”“君民一体”的政治伦理观。舒璘将陆学引入日常生活，强调在平凡的生活中刻苦磨炼，“日有新功”；同时又有折中朱、陆的思想倾向。沈焕顺着陆学的路数，主张修养在于“先立大本”，为学在于“要而不博”；其学也有调和朱、陆的特色。四君子在理论上为弘扬和发展陆九渊心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陆学在浙东地区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杨简在治学开拓等方面，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美誉。后来的心学代表王阳明学说的许多观点中都能看到杨简思想的踪迹，如王阳明立论“心之良知谓圣”是非常接近杨简学说的，足见杨简是心学传人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杨简才高德隆，一生多做散官、闲官，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传教讲学。纵观其一生讲学实践，其教育思想和行为之符合规律，直至今天亦光芒四射。比如，他弃科举而注重乡荐里选的主张，为当时古板乏味的科场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他主张下层民众也应该接受教育，扩大了教育的对象，儒化了基层民风；他对毋意、从简、省己、践履等修身问学方式的提倡和坚守，深化了后人对知行合一规律的认识；他对培养教师重要性的真知灼见，在现在亦有启示意义；他长期践行德化教育，主张改良社会风俗，居官期间也不忘讲学，与门人子弟交游切磋，为新儒学在四明地区的传播、下移和培养后人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