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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银行纸币印制与暗记

时间:2022-11-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四明银行在成立之初就拥有了货币发行权。但有关四明纸币印制和暗记的问题,目前史学界鲜有论述。四明银行纸币只见有孙衡甫的英文签名。事实上,在传世的四明银行纸币中可以见到宣统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银元券,所以,《四明银行种类数额表》的记载肯定是有误的。《四明银行种类数额表》记载民国四年十二月四明银

四明银行纸币印制与暗记

周 祥(1)

四明银行是我国成立比较早的一家商业银行,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开办,十二月在度支部、农工商部注册立案,资本额定为上海规银150万两。四明银行在成立之初就拥有了货币发行权。但有关四明纸币印制和暗记的问题,目前史学界鲜有论述。本文想对此问题,通过档案史料的分析与研究,作一陈述,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现存四明银行纸币的情况

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开办,禀准清度支部、农工商部发行上海通用银元券,一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被取消货币发行权,根据档案《四明银行种类数额表》(2)的记载,四明银行只发行有银元券一类纸币,按印制时间、印制单位和版式的不同,可分为二十二种,其中,一元券七种,二元券一种,五元券六种,十元券六种,五十元券一种,一百元券一种(如表1)。

表1 四明银行发行的银元券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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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实物来看,四明银行发行的纸币种类与档案《四明银行种类数额表》的记载相同(如表2),但具体表现却不尽相同,主要反映在一元券上:(1)上海集成图书公司印制的上海通用银元券,档案记载的年份为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实物发现的年份为宣统元年;(2)档案记载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印制的民国四年背面主景图为双龙的银元券,实物发现的年份为宣统元年;(3)虽然档案记载民国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印制过背面主景图为银锭的一元券,实物却没有发现;(4)实物发现有纪年民国九年但没有印制单位的一元券。

表2 四明银行发行的纸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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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世由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印制的宣统元年四种面额银元券(图1 1~图4 2)中都发现有“宁波”地名券(图5),这种宁波地名券发行的时间应在宁波分行开办之后。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四明银行宁波分行开办。(3)在二元券中还发现有“温州、处州”地名券(图6)。此外,据说还发现有镇海地名券,面额不详。纸币上的宁波、温州、处州和镇海地名都为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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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宣统元年银元券(图7 1~图9 2)中,地名都是以暗记形式加印上去的,并且独温州采用花押符号img46的暗记形式外,都采用英文字母合文符号的暗记方式来表示所代表的地名,其中S、H的合文使用的频率最多。S、H的合文代表上海,H、K的合文代表杭州,NP.则代表宁波,花押代表温州。从目前所见,上海地名券面额有一元、五元和十元三种,杭州地名券面额有一元、五元两种,宁波地名券面额有一元、十元两种,温州地名券面额仅有一元一种。

四明银行纸币上的行名称呼有两种,一是“上海四明银行”,如宣统元年版和民国十年版的四明银行纸币,券面印有“上海通用银元”字样;另一是“四明银行”。如民国九年版、民国十四年版、民国二十二年版和民国二十三年版四明银行纸币,都印有“上海”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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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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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银行纸币只见有孙衡甫的英文签名。受1910年10月橡皮风潮的影响,四明银行总董周晋镳、总理陈薰、协理虞洽卿于1911年4月被迫辞职后,孙衡甫开始担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所以,具有孙衡甫英文签名的纸币发行时间不会早于其开始担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之时。

二 四明银行纸币的印制

现存四明银行纸币实物中标明印制时间最早的是由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和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印制的银元券,都为宣统元年春正月,英文标识的印制时间也同为1909年1月22日,据此,我们是很难判断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和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孰先孰后印制银元券的。

目前能见到的有关四明银行印制银元券史料最早的是宣统二年三月四明银行呈送清度支部的《发行通用银钱票行号表》,(4)其第一表《江苏省松江府上海县四明银行通用银钱票行号表》在“发行何种票纸”一栏中填写有“上海通用银元一元、二元、五元、十元共四种”,第二表“发行何种票纸”中写有“上海通用银元一元、二元、五元、十元票”,“某种票纸曾经发行若干现在流通在外若干折银若干”中记述道“曾经发行五十万元、现在流通约三十万元、约合上海规银二十二万两”,可这些记载并不能使我们获得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印制的银元券先行印制和发行的确切信息,尽管其中提到的银元券面额有一元、二元、五元和十元四种,但并不能排除其中包括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一元、五元、十元三种银元券。

有关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印制上海通用银元券早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档案史料是《四明银行种类数额表》,其中明确记载四明银行向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订制上海通用银元券的时间是在光绪三十四年八月,而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印时间是在民国四年十二月。事实上,在传世的四明银行纸币中可以见到宣统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银元券,所以,《四明银行种类数额表》的记载肯定是有误的。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四明银行向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订制,宣统元年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开始印制上海通用银元券是有可能的,存世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印制的上海通用银元券只见有纪年宣统元年的可以印证。如果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在光绪三十四年八月接受四明银行订制后不久就开始印制,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也有可能在光绪三十四年和宣统元年两次为四明银行印制银元券,但这种假设目前缺乏史料的记载,也缺乏实物的佐证。周葆銮的《中华银行史》在谈及四明银行时曾有这样一段话;“至其发行纸币,当前清开业之际,已有发行,至今尚未收回。依民国三年之调查,共计十元票四万张、五元票十万张、二元票十万张、一元票十万张。当时流通市面者,计十元票二千五百张、计洋二万五千元,五元票一万七千张、计洋八万五千元,二元票七千张、洋一万四千元,一元票六万六千张、计洋六万六千元,合计洋十九万元。其存库者,尚有十元票二万七千五百张、五元票三万三千张、二元票四万三千张、一元票四千张。”(5)这段话曾广泛被引用作四明银行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开办时发行纸币的依据,其实,仔细研读,这段话在表达四明银行开办发行纸币的时间上因属推测而具有不确定性。《四明银行种类数额表》中记载四明银行向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订制的上海通用银元券一元、二元、五元、十元四种面额的具体数量分别为18万元、30万元、100万元、59.946万元。在存世的一张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印制的一元券票样上用英文写有“200,000 note required”(图10 1、图10 2),说明一元券印了20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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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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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四明银行种类数额表》记载民国四年十二月四明银行曾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制背面主景图分别为双龙和银锭的两种一元券,而实物仅发现上海商务印书馆于宣统元年印制的背面主景图为双龙的上海通用银元券一种,至少表明《四明银行种类数额表》记载的有关四明银行开始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制上海通用银元券的时间是有误的。民国四年十二月四明银行是否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制过上海通用银元券,目前除了《四明银行种类数额表》外,还没有其他史料可以引证。宣统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一元、五元、十元上海通用银元券发行于宣统元年三月。(6)

《四明银行种类数额表》记载民国四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两种版式的银元券数量分别为30万元、100万元。民国十二年二月四明银行呈报财政部有关印发纸币情况中记载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上海通用银元券数量为200万张、670万元。(7)

根据获得的美国钞票公司档案可以确认,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上海商务印书馆为四明银行印制纸币的主景图双龙、行徽和四明山景都是由美国钞票公司雕刻制作的。比照这两家单位印制的宣统元年银元券现存实物,可以看出它们为四明银行印制纸币的版式完全相同,说明其采用的是同一印版,但采用的纸张是不同的,前者采用的是带有水印的纸张,后者采用的则是没有水印的纸张。

民国九年四月四明银行便向财政部提出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一百五十万张民国九年版银元券的申请,十二月财政部币制局批复允准。其实在财政部批复之前,四明银行已就有关订印纸币事宜与美国钞票公司达成了协议,美国钞票公司于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将印好的纸币运到了上海,四明银行于民国十二年一月、五月先后分两次从海关提取运回。(8)根据民国十二年二月四明银行报送财政部币制局的材料可知,当时四明银行向财政部提出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的银元券总额为526万元,其中一元券80万张、80万元,五元券57.2万张、286万元,十元券12万张、120万元,五十元券8千张、40万元。(9)在美国钞票公司所印制的民国九年版银元券中,现存实物仅见有五元券、十元券、五十元券(图11 1~图13 2),一元券则从未发现,在四明银行自己编制的《四明银行种类数额表》中也没有相关一元券的记载,这说明当时要么根本就没有印制过一元券,要么印而未发被彻底销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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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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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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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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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在查询史料的过程中,有一则币制局公函(十一年书字第102号)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其曰:“迳启者,前据呈称从前所发上海通用钞票纸张损坏,拟向美国钞票公司另印新票,以资收换。嗣因美钞公司印费太昂,又将一元票一百万张悉数改由财政部印刷局印制,订立合同,先后呈报本局备案。”(10)民国十一年六月四明银行呈币制局的公函中不仅提到了相同的内容,而且提到了当时财政部印刷局已经完成印制任务,请求币制局颁发护照的内容。在上海档案馆的四明银行档案中,我们找到了四明银行与财政部印刷局签于民国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合同文本,及财政部印刷局完成订制任务的有关档案。(11)所有这些表明,由于四明银行嫌印费昂贵,将订制一元券的任务交由财政部印刷局了,所以,美国钞票公司事实上根本没有印制过一元券。现存的美国钞票公司档案记录:1922年(1月)2月,美国钞票公司印制五元券88万张、十元券60万张、五十元券2万张,总数为150万张。换句话说,在不改变总印张数的情况下,美国钞票公司当时实际印制了五元券440万元、十元券600万元、五十元券100万元、总额达1 140万元,与《四明银行种类数额表》记载相同,超出民国十二年二月四明银行呈报币制局的印制总额达614万元之多,反映出四明银行当时有瞒报的情况。1922年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四明银行银元券英文行名为NINGPO COMMERCIAL BANK。民国十一年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民国九年版四明银行银元券正面主景图“行屋”下方有©ABNCo暗记(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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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民国十年,四明银行因为印费的问题,将原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一元券100万张改由财政部印刷局印制,为此,双方签订了合同。(12)四明银行于民国九年向财政部币制局申印纸币150万张,既然其中的100万张改由财政部印刷局印制,交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纸币数量应相应减少至50万张,但美国钞票公司实际印制的四明银行银元券的总张数仍为150万张,总面额也大大超出了五百万元的限额,这是导致四明银行在民国十二年二月瞒报币制局的原因。财政部印刷局于民国十一年五月完成订印,四明银行于六月提取运回。(13)财政部印刷局印制的民国十年版四明银行银元券行名为“上海四明银行”(图15 1~图15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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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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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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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b

民国十四年五月,四明银行向财政部申印新的四百万张、一千八百万元银元券,并交由美国钞票公司订印,六月财政部核准了四明银行的申请。(14)四明银行计划新印的银元券面额有一元券、五元券、十元券三种,印数分别为150万张、170万张、80万张。而据民国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四明银行呈文财政部云:“窃本行前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一元五元十元各种钞票四百万张、共一千八百万元,仰奉大部核准,随批颁发券字第101号护照一纸在案。兹因美国钞票公司订印条件未能妥洽,为慎重新钞期起见,与美国钞票公司声明解约,改由德国钞票公司如数承印,维查发给护照载明由美国进口,与现在情形不同,理合详实陈明,缴呈原领护照一纸。”(15)由此可知,民国十四年原与美国钞票公司订印的一千八百万元合同改由德国钞票公司承印了。按理,德国钞票公司承印的纸币面额也应该有一元、五元、十元三种,但现存实物却有四种,多了一百元面额的一种。不仅如此,德国钞票公司承印的纸币以券面主景图的不同可以分出两种版式(图16 1~图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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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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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四明银行种类数额表》记载德国钞票公司印制的纸币数量有四千万元,与四明银行申印一千八百万元的数目不同,四明银行是否在获得订印一千八百万元核准之后曾向财政部再申印过,由于史料的局限,不得而知。德国钞票公司印制的四明银行纸币行名的每一个字都印有一英文暗记,分别是S、H、F、P,一般认为是“孙衡甫总经理”的英文字母缩写(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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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民国二十年九月,四明银行向财政部提出订印纸币五千万元的请求:“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商行亦迄未呈请定印。惟目前愈用愈旧,均已损敝不堪,若再迁延,非特不足以供流通,尤非所以重信用,迫不获已特行,不惜成本,并为陆续备用起见,拟向美国钞票公司定印新券,额计银元五千万元,内计分五元券三千万元,十元券二千万元,再此项定印数额,实因印额较少则印本愈重,略增印额则印费及运费,合算成本均可比例从廉,至将来运华以后,仍系新旧遞换,陆续慎重使用,合并声明。”结果九月十六日财政部只核准由美国钞票公司定印其中的三千万元五元新券。(16)依据美国钞票公司档案记载,1931年9月美国钞票公司印制四明银行五元券六百万张,五元券的英文行名为NINGPO COMMERCIAL&SAVINGS BANK,LTD,券面呈红色(图24 1、图24 2),在券面行屋右下方有暗记©ABNCo暗记(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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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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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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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三日,四明银行向财政部提出民国二十年九月未被批准印制的二千万元数额改印一元、十元新券的呈请。(17)虽然在上海市档案馆有关四明银行的档案中没有找到财政部为此的核准文件,但在现存四明银行纸币实物中有纪年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印的一元券(图26 1~图27 2)和民国二十三年一月印的十元券(图28 1、图28 2),表明在四明银行提出呈请后,财政部核准了,并由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完成的。纪年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印的一元券号码呈两种颜色,一呈蓝色,另一呈绿色,《四明银行种类数额表》记载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的一元券分别订制于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和民国二十三年一月,反映纪年民国二十二年一月的两种颜色号码的一元券在具体印制时间上应有先后的关系,蓝色号码订印于民国二十二年八月,绿色号码则订印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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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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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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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2

在四明银行纸币中,有一种一元券(图29 1、图29 2),虽然印有纪年民国九年九月,却没有印制单位的名字,过去一般都将其系于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名下,现在看来有失偏颇。首先,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四明银行纸币正面主景图“行屋”下方有©ABNCo暗记,而这种一元券的暗记为CP(图30),让人很容易与商务印书馆的英文缩写联系起来,表明其不是美国钞票公司所为。其次,从现存档案来分析,美国钞票公司也没有印制过一元券。

在上海档案馆中存有一份民国十三年六月九日四明银行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订立的有关订印一元券一百万张的合同,在这份合同中,不仅规定了印票数目、印票纸张、票纸大小、印票价值、交票期限、票版废票,更重要的是规定了印票颜色,正是从这一规定中我们可以比照现存所有四明银行一元券,从而得出没有印制单位的民国九年版一元券的印制单位应该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意见,其曰:“正面印凹版乙色,凸版两色;反面印凹版乙色,凸版乙色,加印号码乙色,共六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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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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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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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此外,我们从民国十三年六月十日商务印书馆李宣龚给四明银行孙衡甫的信笺,以及民国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十月二十二日、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就有关销毁一元券废票和印版事给四明银行的函件中,(19)可以确认在民国十三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确实为四明银行订印过一元券,说明四明银行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于民国十三年六月订立的印制一百万张一元券合同得到了有效的实施。

因此,没有印制单位的民国九年版一元券的印制单位应该是上海商务印书馆。

有关四明银行纸币印制的总数量,在货币史学界有所困惑。根据四明银行在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三日编制的《四明银行种类数额表》,四明银行纸币的总印制数为111 889 460元,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四明银行在给财政部《声述历年发钞各情形及各项数目》的函件中则坚守这一数字,(20)而《中国近代纸币史》一书的统计认为不过7 440万元。(21)对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具体情况。

根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四明银行档案,四明银行对自己印制的纸币数量有个统计,具体是: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印制1 979 460元、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700万元、财政部印刷局印制100万元、美国钞票公司第一次印制1 140万元、德国钞票公司印制4 000万元、美国钞票公司第二次印制3 000万元,(22)合计总数为91 379 460元,这个数字不包括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的2 000万元和民国十三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100万元。

根据上面对四明银行纸币印制的论述,我们也进行了统计,具体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宣统年印制670万元、美国钞票公司第一次印制1 140万元、财政部印刷局印制100万元、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三年印制100万元、美国钞票公司第二次印制3 000万元、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2 000万元,如果以德国钞票公司印制1 800万元计,印制总数为8 810万元;如果以德国钞票公司印制4 000万元计,印制总数则为11 010万元,但在上海档案馆所存四明银行档案中没有查到能够直接反映德国钞票公司续印除1 800万元纸币外的资料可以相互印证。无论是1 800万元,还是11 010万元,这两个总数都没有计入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印制的数目。

我们将不同的统计绘制成表格(见表3)后会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即每一种统计都存在遗漏,即使如《四明银行种类数额表》那样呈报给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报告也是有遗漏的现象。所以,要给出四明银行纸币的确切总印数似乎比较困难。

表3 四明银行纸币印制总数统计(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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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明银行纸币上的暗记

现存四明银行纸币存在有不同的暗记,这些暗记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在制作主景图或行名时加雕的暗记。如,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五元、十元、五十元三种面额银元券券面主景图“行屋”的右下方加刻有©ABNCo暗记;民国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一元券主景图“行屋”的右下方加刻有英文字母CP;德国钞票公司印制的银元券行名“四明银行”四字分别加刻有S、H、F、P英文字母,一说这四个英文字母连起来的意思是“孙衡甫总经理”。

第二类,在券背加盖类英文字母T和万字符号,具体的位置在英文行名的两侧,或阿拉伯数字面额的附近。

第一、二类暗记主要作用是为了防伪、辨伪。

第三类,在券面或券背加印或加盖地名暗记,这些暗记一般由两个英文字母组成,或成合文状,或成并列状,如S、H合文和H、K合文分别指代上海、杭州,NP.则指代宁波。暗记也有使用花押的情况,如img92指代温州。其中,S、H合文在民国时期印制的纸币上使用频繁。

第四类,在券面或券背上加印的钱庄领券暗记,这些暗记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汉字,如“晋”、“久”、“丰”、“巽”、“鄮、瑞”等;

(2)汉字加英文,如“賚”、“WP”;

(3)汉字加数字,如“京”;

(4)英文字母的合文,如U、C合文、Y、Z、C合文等。

从统计来看,这些领券暗记多发生于德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民国十四年版五元券、十元券和民国二十年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民国九年版五元券上。其中,民国二十年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民国九年版五元券上的暗记多见双面加印汉字形式。四明银行增设同业领券业务开始于1930年。

“鄮”字是四明银行宁波分行的暗记。我们将上海市档案馆四明银行档案中有关宁波分行钱庄领券的暗记情况(23)归纳成表4。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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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表所列外,向宁波分行领券的钱庄还有:丰和庄、涌丰庄、仁和庄、福康庄、恒茂庄、余顺庄、顺泰庄、复泰庄、宝泰庄、信余庄等,虽然这些钱庄的暗记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但依所领纸币的号码,有助于认知这些钱庄的领券暗记(如表5)。(24)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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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传世的美国钞票公司于民国二十年印制的四明银行五元券上可以见到双面加印“鄮、生”、“鄮、润”等暗记外,还能见到其券背的左下右上对角加印有如“岱”、“哲”、“佶”、“箐”等字的暗记(图31 1~图32 2),本来还以为这是这张纸币被二次领用的结果,现在看来,事实并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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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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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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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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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我们在四明银行中见到有关“岱字券”、“垣字券”、“佶字券”的记载,这些所谓的“岱字券”、“垣字券”、“佶字券”等都与钱庄领券有关,(25)但又与领券暗记不同,它们都与相应的冠号关联,应是四明银行宁波分行对用于领券的纸币所加印的内部代称暗记(如表6),反映出四明银行的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的传统性。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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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根据档案资料与实物资料综合制成。

此外,在美国钞票公司于民国二十年印制的四明银行冠号为NGH的五元券券背有加印“NP.”暗记的情况,位置与加印“岱”、“哲”、“佶”等字暗记相同。“NP.”指代宁波分行。

【注释】

(1)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

(2)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272 32。

(3)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47。

(4)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47。

(5)张家骧《中华币制史》一书也有类似的表述,闻达等编:《民国小丛书·中国货币史银行史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6)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265。

(7)同上。

(8)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265。

(9)同上。

(10)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265。

(11)同上。

(12)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265。

(13)同上。

(14)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265。

(15)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47 54。

(16)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265。

(17)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265。

(18)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265 44。

(19)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265。

(20)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272 1。

(21)江苏省钱币学会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第812页。

(22)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47 54。

(23)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270 105、Q279 1 268、Q279 1 313 28。

(24)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313 28。

(25)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279 1 31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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