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正气，公共关切

孟子公共价值思想的产生还因为当时社会存在的歪风邪气，没有公共关切，孟子希望改变这一现状。孟子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挥，希望基本上继续沿用周代的礼义制度。冯友兰说: “孟子以继孔子之业为职志，故对于其时之传统的制度，大端仍持拥护态度。”[15]孟子主张继续维持周代的爵禄制度。“北宫锜问曰: ‘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 ‘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16]对于“周室班爵禄”孟子希望继续保留，同时遵从先王的法度。孟子说: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 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 ‘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17]孟子引用《诗经》的“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来说明应遵从先王的法度，继续保留周代的爵禄制度，这说明孟子对当时传统制度仍持保留、守旧的态度。

但是，当时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原有的周代礼制正走向衰微，先王以仁义治天下的传统思维面临挑战，社会风气出现私利盛行、争夺名利的歪风邪气，社会风气严重发生偏斜和不正，孟子看到了这一社会现实，提出以公共价值观念引导正当的社会风气。

孟子看到了整个社会都在争夺利益。孟子见梁惠王时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18]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因自私自利而争夺不止，都希望不断地扩充自己，以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孟子见宋牼去说服秦、楚两国交战是不利的，以“利”作为切入点，孟子认为以“利”罢兵的理念不妥。“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19]在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以利益为主导，外交关系是利益关系，外交官的游说也是以利益作为切入点，征战、休兵都以利益交换为基础。“利”成为诸侯国之间的核心话语。孟子认为“利”字当头是不正当的政治观念，是对原有社会风气的败坏，孟子试图以公共价值中的仁义观念改变这种以利益为导向的诸侯国的外交理念。

孟子看到整个社会缺乏正气，社会行法不讲规矩。“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 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20]当时社会没有正气，上上下下不讲正气和规矩，朝廷不讲道理，技工不讲诚信，君子违反道德，小人触犯刑法，社会乱套，没有正气。其中最主要的是君王得天下的心术不正，发动战争不以仁义为目的。孟子说: “有人曰: ‘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 ‘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 ‘无畏! 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21]意思是，有人说: “我善于摆布阵势，我善于作战。”其实这是大的罪过。一个国君喜好仁德，整个天下不会有敌手，商汤征讨南方，北方的狄人便怨恨; 征讨东方，西方的夷人便怨恨，说: “为什么不先到我这里来?”周武王讨伐商，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武王对殷商的百姓说: “不要害怕，我是来使你们安定的，不是同你们为敌。”百姓便都伏地叩首，声响像山崩一般，征的意思是正，人人都希望端正自己，哪里还用得着战争? 孟子对当时的君王征战的心术不正做出了剖析，认为征战应该是仁义之战，而不是为利益而战，应该是仁义之师，而不是不义之师。

孟子正是基于对当时的社会风气败坏的考察和审视，认为此种社会风气是对原有周代社会制度的倒退和挑战，于是提出公共价值思想，推行仁义，一是国君大兴仁义之师，不作无义之战，二是整个社会要讲规矩，上下一致，君子有道德，小人遵守法律。由此观之，孟子的公共价值思想来源于现实社会的不良风气，社会需要公共关切，这为孟子公共价值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条件。

本章小结: 孟子在公共理性思想的产生上寻找到一些条件，促成公共理性思想的产生，这是孟子公共价值思想产生的条件论。这些条件主要是: 传承古圣先贤的思想而使公共价值思想发展、主体个人具有自明性而实现公共价值推行、国家处于时代转换时期而面临生死存亡使公共价值具有可能性。孟子公共理性思想产生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对古圣先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由于孟子本人具有的个人条件和个性气质，使孟子思想实现了时代超越。孟子分析了社会个人具有实现公共价值的条件基础，人不同于动物，人是一个理性人，具有理性的自明性，这种主体的本性使公共价值的实现在个体上成为了可能，主要从主体的成人成圣意识、个人的圣明本性和主体的独立性质来实现这种可能性。孟子也从诸侯国的生存上寻找公共价值思想的可能性条件，诸侯并起，生死攸关，需要速见成效，但是为了长远发展，就必须关注公共价值。同时，孟子看到诸侯得天下的方式主要以战争进行，孟子认为这种方式不可能实现得到天下的愿望。基于对当时的社会风气败坏的考察和审视，孟子认为此种社会风气是对原有周代社会制度的倒退和挑战，于是提出公共价值思想，推行仁义。正是孟子考察了思想的可能、个人本性的可能和国家发展的可能，促使孟子公共价值思想得到生成。

[1]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第455页。

[2]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第455页。

[3]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

[4]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

[5]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

[6] 《礼记·曲礼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249页。

[7] 《孟子·滕文公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73页。

[8] 《孟子·滕文公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72页。

[9] 《孟子·公孙丑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43页。

[10] 《礼记·儒行》，《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0页。

[11] 《孟子·离娄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78页。

[12] 《拾遗·近思录拾遗》，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376页。

[13] 《周易·贲》，《周易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37页。

[14] 《孟子·滕文公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59页。

[15]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上)》，《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349页。

[16] 《孟子·万章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16页。

[17] 《孟子·离娄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75页。

[18] 《孟子·梁惠王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01页。

[19] 《孟子·告子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41页。

[20] 《孟子·离娄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76页。

[21] 《孟子·尽心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65页。